胡雪岩的籍贯是浙江仁和人，史料早就明确有载，然而后期传出所谓口碑的说法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是40年代后才出现的。胡雪岩的籍贯，无论是史料和物证都充分说明他是浙江杭州人。

前不久，浙江大学历史系某教授借鉴民间所谓的口碑及考证了“临安马啸乡浙皖交界的浙川溪胡雪岩当年出资修建的一座古石拱桥，桥上刻有胡庆余堂国药号‘膏丹散丸’的标记”作论述，认定胡雪岩是安徽人。笔者认为这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为此谈谈胡雪岩的籍贯。

1.日本铜钟与“钱唐弟子胡光墉敬助”

杭州等地有一批刻有胡光墉字样的日本铜钟，根据日本《支那杂志》以前有个日本驻杭领事叫米内山庸夫对流散在杭州等地的日本铜钟做过调查，19世纪中上期，在日本发生了一场震撼全国的明治维新运动，这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运动废除了封建的幕藩制度，摆脱了殖民地危机，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变革运动中，佛教界却遭到了排斥和打击，一度兴旺的佛教中落，年轻的僧侣纷纷还俗，老年僧侣不得不靠变卖庙产度日。时值同治年间（1861-1874），杭州富绅胡光墉泛海走游日本，胡氏笃信佛教，每到一地，必经寺庙观瞻，见庙貌荒芜，佛刹凋零，僧侣们在为变卖庙产而奔波，遂以廉价将各寺庙之铜钟购得。胡氏当时购得铜钟有五十口左右，先在大阪、纪州等沿海地集中，再运入海，直抵浙江宁波港，再由运河北溯抵杭。铜钟运抵杭州后，胡氏命人在钟之纵带上镌以双线阳文“钱唐弟子胡光墉敬助”的题名，分别赠送各地寺庙，以行善事。至今浙江湖州铁佛寺、杭州岳庙（原在杭州众安桥岳庙）及虎跑寺内等地都还有实例。此例证明胡雪岩自称钱唐（杭州）弟子，一个异乡人不可能会有那样的称呼，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习惯，不属本地人而在他乡成长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人们都会把它当成第二故乡，这说明了胡雪岩称“钱唐弟子”是称自己是杭州人。

2.胡雪岩自撰的“王坟碑”称己为“里人”

胡雪岩在光绪年间（1877年）亲自书写的“王坟碑”，是近年从杭州城头巷口工地运至杭州九堡的，现存杭州碑林。此碑书体楷书，高125厘米，宽56厘米，厚18厘米，采用太湖石料，基本保存完整。

这块碑主要是胡雪岩考证“伏虎大王庙，实即在此则当宋代建庙时并葬王衣冠于庙后”。他认为这个衣冠坟和岳飞葬在栖霞岭一样无疑。今天因为年数久了，王坟损坏严重，为此修整王坟以保持好旧迹，落款：“光绪丁丑秋仲　里人胡光墉识。”

胡雪岩从日本购置的铜钟上自称“钱唐弟子”后，又一次亲笔写了“里人胡光墉”，已充分说明胡雪岩再一次地告诉世人，他是杭州人。

3.《杭州府志》记载胡雪岩是杭州人

清光绪《杭州府志》“义行篇”记载：“胡光墉，字雪岩，仁和人”。仁和指今杭州上城区清河坊、吴山一带的老杭州，《杭州府志》是一部记载杭州地方历史的重要史书，同时也是一部正史。清代光绪年间的《杭州府志》是和胡雪岩同时代编纂的，因此，对胡雪岩籍贯的记载有它的历史性、权威性、正确性。

4.左宗棠、李鸿章的奏折中都称胡雪岩为浙江人

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为胡雪岩向皇上请功、提拔时多次称其“籍贯浙江”和“浙江绅士”。如左宗棠在给皇帝的奏折《官军入浙庆设台转运接济》中曰：“……籍贯浙江之江西候补道胡光墉，急公慕义，勤干有为，现以引抵江西，堪以委办台局事务。以浙江之绅办浙江之事，情形既熟，呼应较灵。”

左宗棠与胡雪岩的关系不仅是彼此熟悉，而是非同一般，杭州的胡雪岩故居原就有左宗棠为胡雪岩书写的匾额。他们两者之间正是：胡雪岩傍上左宗棠这棵大树，如鱼得水，左宗棠有了胡雪岩如虎添翼。因此左宗棠对胡雪岩十分了解。

李鸿章本人是安徽籍人，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十八，李鸿章为胡光墉请奖时也说胡雪岩“籍贯浙江”。

奏折应是封建社会给皇上的报告和请示，其内容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奏折上说的“浙江之绅”、“籍贯浙江”说明了这是左宗棠、李鸿章代表了官方、政府对胡雪岩籍贯的认定。

5.陈蝶仙称胡雪岩“世居浙江”

陈蝶仙（1879-1940年），杭州人，清末民初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完成的《胡雪岩外传》所写的序是这样叙述胡雪岩的籍贯问题的：“君名光墉，世居浙江，雪岩其号也。”陈蝶仙是个专业写历史人物小说的文学家，《胡雪岩外传》也是最早出版的有关胡雪岩的历史文学作品。《胡雪岩外传》主要内容以胡府私宅为主体，该人建筑不内行，但在写作过程中，却非常认真，胡府内哪里开门，建筑的立面、结构、开间、用途，门窗的形式，大假山有几个入口，厨房的位置，就连围墙的高度，墙脚石的形式，都写得十分清楚到位。尤其我们在书上看到的大水池底用铜皮铺设这个问题，当时都有质疑，后通过对大水池的清理确实发现了铺设水池底面的铜皮。这说明作者在写作中对胡府作过详细的调查、了解和研究。因此陈蝶仙作序，更是作过认真调查、考证和研究的结果。序上所说的胡雪岩“世居浙江”，可解读为胡雪岩一生一世在浙江。

综上所述，胡雪岩自称为杭州人的实物资料有两个方面例证，还有《杭州府志》、左宗棠《官军入浙应设台转运接济》及李鸿章的奏折和陈蝶仙《胡雪岩外传》的序都说明了胡雪岩的籍贯问题。

传说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是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但从无史料、文献和实例说明。

笔者近日来到了临安浙皖交界的马啸乡，在浙川村找到了程小娟的家，程小娟是当地的村民，有时也为旅游服务部做业余导游，她告诉我们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但没有文字记载，仅凭别人传说的，还听说这里的桥是胡雪岩出资修过，并且告诉我们村里的银龙桥上还有石刻铜钱花纹（程小娟到过杭州胡雪岩故居，故居内确实有不少钱币纹饰）。笔者对程小娟讲的古桥进行了调查。该乡由于有大溪流经，溪上筑有桥梁，而现存古桥只有二座。一座是路口桥，桥跨鹄山溪，桥正中的桥墩用条石砌筑而成，并筑有分水尖，桥面原为长条石板铺面，现已改成水泥预制板，该桥的南侧有大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建路口桥碑记，碑记内容是当地老百姓重建桥捐款的姓名，并记载这座桥原是明代胡宗宪建造。笔者问了当地几名住在桥边的老农，是否听说过胡雪岩修过这桥（胡雪岩1885年去世）？他们回答是从未听说过。另一座桥在马啸乡西侧的银龙桥，该桥横跨银龙溪，是一单孔石拱桥，全长22.4米，孔跨13.6米，通高10.5米。这桥除了桥栏外保存基本完好，在银龙桥面的顶部确有石雕花纹，外部圆形，内作八角形，其内又是个圆形，重复八角形，正中轴心作圆形的一个图案，这种纹饰并不十分流行，应和地方风俗有关系，但根本不是铜钱纹。而浙大某教授称作是“胡庆余堂国药号‘膏丹丸散’标记”，意思是说这个花纹与胡雪岩有密切关系，是胡雪岩修过这座桥的佐证，从而说明胡雪岩是安徽人，所以笔者颇有兴趣。我们找到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的孙副馆长，请他鉴证这个纹饰是否是胡庆余堂国药号的商标，而使人不解的是，他告诉我们胡庆余堂国药号所用商品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商标。

有了钱后的胡雪岩的确为民做了不少好事善事，但是他做慈善捐献钱财总是造册留名的，他为马啸乡筑路修桥为什么不树碑、不记载？如路口桥光绪年间重建时，就把胡宗宪建桥的历史记载碑上。

应该说胡雪岩是安徽和浙江人并非重要，都是中国人，而对一代名人而言，正确地确定他真正的籍贯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述论证充分证明，胡雪岩是浙江杭州人是毋庸置疑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