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是南宋临安最为严重的灾难。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南宋建都临安后，“城中大火二十一度（次），其尤烈者五度（编者按：指火烧数万家者）”。而《宋史》等书记载的临安大火更是多达44次。

临安众多火灾中，原因不外乎战争、放火、雷击和用火不慎等四大类。

因战争而火灾的，如前述建炎四年（1130）二月庚辰，金军纵火焚城。

放火情形不一，有为偷盗钱物而故意放火的，这可从绍兴二年二月十一日的诏令中看出：

临安府居民多不畏谨火烛，虽已差殿前马步军司人兵救护，缘措置未严，致多攘夺财物，民甚苦之。可更令本府差定救护人兵，仍令逐司并临安府依东京例，各置新号并救火器具，俟扑灭即时点龊搜捡讫，方得放散。及仰临安府差缉捕使臣，立赏钱收捉遗火去处作贼之人。犯人并依前项指挥，其寄赃隐匿之家，许依已立日限陈首，仍与免罪给赏。

也有放火取乐的，更有为放火发泄私愤的，绍定三年（1230）闰二月癸酉，逃卒穆椿窃入皇城纵火，焚御前甲仗库。甚至惧阴谋败露而企图毁灭罪证的。

雷击等自然因素导致的失火的情况，未见文献记载，但从常理来推测，当不免。

而用火不慎引起的火灾，当是最为突出的。明代著名学者田汝成对此有一段非常简洁而合情合理的分析，他说：“杭城多火，宋时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灶突连绵。其二，板壁居多，砖垣特少。其三，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彻夜烧灯，幡幢飘引。其四，夜饮无禁，童婢酣倦，烛烬乱抛。其五，妇女娇惰，篝笼失检。”具体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

一是城中的建筑多是用竹木等易火材料建成的茅草房。

△茅草屋

△茅草屋

临安平民百姓所住的房屋有许多是茅草房，这在南宋初年尤其突出。这种茅屋的房架由梁、檩、椽组成，顶部用稻草或麦秆、黍秆、芦苇等覆盖。檐下一般留有较大的空隙，便于通风出烟。墙身很矮，使人有低矮狭窄之感。茅草房造价低廉，但使用寿命较短，经不住长时期的风吹雨淋，往往“年深损烂，不堪居住”。窗子一般以竹窗居多。时人对这种简陋的贫民建筑多有描述，如薛嵎《茅屋》诗：

茅舍竹椽短，不劳朱垩施。

高无神鬼瞰，贫与子孙宜。

近古意全朴，当风势亦危。

梅花有幽致，一树隔疏篱。

毫无疑义，这种架构往往容易招致严重之火灾。从尚书省于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十二日给高宗的奏言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临安府近来累经遗火，至焚烧官司舍屋，间有存在皆是瓦屋。今措置朝天门以南，除诸军营寨外，应官司舍屋旧用茅草搭盖者，限十日改造瓦屋，限满差官点检。

奏议得到了高宗的肯定和同意，于是，尚书省出榜晓谕。但因各种原因，特别是财力的因素，这一法令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于是，在绍兴三年（1133）七月二十二日，高宗再次下诏申严其禁：“昨缘临安府申请桥道去处，居民搭盖茅草席屋，并令拆去。”即使再三诏令严禁，但仍是老方一帖。如在绍兴十年（1140）七月临安大火后，城中民居甚至官舍仍用易火的茅草竹木等材料搭盖，并得到官方的默认。如《宾退录》卷九引《夷坚志》载《裴老智数》：“绍兴十年七月，临安大火，延烧城内外室屋数万区。裴方寓居，有质库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顾，遽命纪纲仆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关，遇竹木砖瓦芦苇椽桷之属，无论多寡大小，尽评价买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获利数倍，过于所焚。”张仲文《白獭髓》载：“绍兴初，行都童谣曰：‘洞洞张河爷娘，一似六军之教场。’忽民间遗火，自大瓦子至新街，约数里。是时皆苇席屋……”在绍兴十年（1140）九月辛酉临安府发生大火，三省六部的仓库化为乌有后，高宗才痛下决心要求民间在五日内将草屋拆去，并将草房改为瓦屋，以增加房屋的防火功能。他对有关官员说：“累令撤蓆屋作瓦屋，不奉行，朕已戒内侍。如敢不行，比众罪当加重。卿等更戒，诸房吏亦依此。若内侍堂吏奉行，则众不敢违矣。”但即使如此严令，城内外茅屋遍布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大的改观。例淳熙七年（1180）六月二十三日，临安府言：“奉诏本府居民添盖，接檐突出，并芦蓆，侵占街道，及起造屋宇，侵占河岸……”

二是市民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彻夜烧灯，幡幢飘引。

△傅伯年《临安年市图》

杭州早在五代十国时就有“东南佛国”之称。至宋代，民间信佛之风更盛。苏轼说：“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南宋时的临安更是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佛风鼎盛。吴自牧说：“杭城事圣之虔，他郡所无也。”又说：“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为甚。”又，《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寺观》载：“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合京城内外暨诸邑寺，以百计者九。”据统计，南宋临安城内外寺院达671所之多。至于“诸录官下僧庵，及白衣社会道场奉佛，不可胜纪”。

在当时，人们烧香拜佛仍是最为常见的现象。所谓烧香，亦称进香、拈香、焚香、上香等，指向神佛敬献礼拜以表达虔诚的心意，为佛教信仰的重要表现之一。据文献记载，在临安众多的会社中，“奉佛则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皆城内外富家助备香花灯烛，斋衬施利，以备本寺一岁之用”。《西湖老人繁胜录•天竺光明会》也载都城临安“递年浙江诸富家舍钱作会，烧大烛数条如柱，大小烛一二千条，香纸不计数目”。又，《梦粱录》卷十九《社会》载道：“四月初八日，六和塔寺集童男童女、善信人建朝塔会。”“每月遇庚申或八日，诸寺庵舍集善信人诵经设斋，或建西归会。”“小脚船专载贾客、小妓女、荒鼓板、烧香婆嫂。”不仅寺院庵堂如此，信徒们还在家中设有佛堂或佛龛，供奉观音、弥勒、地藏等佛，不时焚香祭拜，以求菩萨的保佑。毫无疑义，日夜点着蜡烛祭拜，具有非常大的火灾隐患，一不小心便会导致火灾的发生。

三是民居稠比，灶突连绵，很少建有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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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杭州城一角

随着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的城市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南宋后期，临安已经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了。当时的文献就对此作了大量的描述，如《梦粱录》云：“杭城今为都会之地，人烟稠密，户口浩繁，与他州外郡不同。”又云：“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数。”“近百万余家。”《都城纪胜•坊院》曰：“柳永咏钱塘词云：‘参差十万人家’，此元丰以前语也。今中兴行都已百余年，其户口蕃息，仅百万余家者？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西湖老人繁胜录•街市点灯》：“城内外有百万人家。”《马可波罗游记》载：“全城凡一百六十万户。”学术界一般以为，当时临安城内外的人口为150万—160万人。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南宋临安人口最高时有100万户、500万人。

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杭州城市面积不大，能够居住的区域非常有限，因此人多地少的问题十分突出。在北宋时许多尚属人迹稀少的地方，至南宋时都成为人口密集的住宅区，如杨和甫《行都纪事》载：

俞家园，在今井亭桥之南，向时未为民占，皆荒地，或种稻、或种麦，故以为名，今则如蚁房蜂窝，尽为房廊屋舍，巷陌极难辨认，盖其错杂与棋局相似也。

橘园亭，在今丰乐桥投北，自棚前直穿即是。盖向来未建都之时，此地皆种橘。高宗欲亲征，就此乘舟，创亭其上，前临大河。故至今此街市传为橘园亭。

不仅过去曾经是稻麦田和橘园的田园平地变成巷陌街市，而且连僻远的山岭也被开辟成为住宅区。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三《钱塘旧景》就对此感叹曰：

辉祖居钱唐后洋街，第宅毁于陈通之乱，今韩蕲王府，其地也。尝见故老言：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目更无障碍。自六蜚驻跸，日益繁盛。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近人诗也。

又，施锷《淳祐临安志》述及万松岭时也云：

旧《图经》云：在钱塘旧治正南，到县一十里，岭上夹道栽松。白居易《夜归诗》云：“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翰林苏公轼《蜡梅诗》亦有“万松岭下黄千叶”之句。今在大内之西，皆为第宅民居，层累襞积，直至颠顶焉。

在这种情况下，临安在13世纪时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和建筑最密集的市区，其地价和房价自然在全国各个城市里是高不可攀。有人感叹道：“有钱米可以盖屋者，千万之家不过一二；至盖屋之后而能有生事者，又可数也。”西湖诗僧清顺更是在诗中描述“城中寸土如寸金”。如此高密度的建筑，成为火灾猖獗的重要原因。杭人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就说：“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居，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多为风烛之患。”

不仅临安城内外的建筑密度高，而且其生产、生活用火情况也是中国古代城市中空前的。

南宋临安的商业十分发达，远远胜过北宋的汴京。对此，时人吴自牧在其所作的《梦粱录》一书中有载：“大抵杭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箱，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说：“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又，卷十九《塌房》云：“柳永咏钱塘词曰：‘参差十万人家。’此元丰前语也。自高庙车驾自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耳。”耐得翁《都城纪胜》序云：“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数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倍也。”是时，临安店铺的营业时间已完全突破了过去“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的规定，“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而一些位居热闹区的饮食店，更是“通宵买卖，交晓不绝”。《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载道：“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有鉴于此，时人撰四六词赞曰：“夜市三更，灿烂楼台之灯火；春风万井，喧阗帘幕之笙歌。”

四是夜饮无禁，童婢酣倦，烛烬乱抛。妇女娇惰，篝笼失检。

南宋临安市民日常烧菜、烧饭、烧汤等用的是干燥易燃的柴薪，而夜间照明则喜用油灯、蜡烛、灯笼，甚至还用火把，如《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三卷《委巷丛谈》载：“高宗南渡后，驻跸临安……两宫幸聚景园，夜过万松岭，索火炬三千，从善命取诸瓦舍妓馆芦帘，实以脂油，卷而绳之，系于夹道松树左右，照耀如同白日。”此外，还有夏天点蚊香、冬天生炭炉的习惯；每年元宵节均要举办盛大的灯会，清明上坟或家中祭祖要烧纸钱，除夕千家万户还要燃放烟花。所有这些，都成为火患的种子。

使用灯火不慎，便成为一项较为普遍的火灾原因。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三十日夜临安府失火，当时周必大任和剂局门官，家住在漾沙坑，与两浙转运司衙官员王氏连栋。是夜，周必大与同僚在家中举酒相庆其度过“晦日”。而王氏也是这一夜醉酒，在其上厕所时，其婢插灯于壁首，不小心焚毁了周必大的住居，周必大仅以身免。当时临安知府韩仲通明明知道火灾起自王氏，但因王之妻弟马舜韶时任御史，韩氏遂害怕不敢过问，硬是捉拿周必大及邻居50余人下狱。周必大为救众邻居，遂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落职。

五是官兵救火不力，导致由小火酿成大灾。

这种现象以嘉泰元年（1201）三月这次大火最为典型。据文献记载，此次火灾起先是因为杨浩家遗火，但由于官员扑救不力，火自龙舌头山延烧至艮山门外船场，自南至北达50余里，临安城几乎为之一空。同日，有官员对这次大火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

伏见临安城内失火，延烧所焚官私舍宇，虽未见开具数目，老幼男女相携避火，多有因蹂践而死者。辇毂之下，日戴陛下濡之泽，何为被祸如此其极也！

臣闻火之发也为有因，而其救之也必有道。遗漏之始，不过一炬之微，其于救灭，为力至易。火势既发，亦不过一处，若尽力救应，亦未为难。至其冲突四出，延蔓不已，救于东则发于西，扑于右则兴于左，于是而始艰乎其为力矣。故后之无所用其力，皆起于始之不尽力，扑灭不救，至于燎原，此古今不易之论也。

今日之火，为变甚酷，议者乃徒言天数之难逃，而不知咎在于人力之不尽。夫都城之有火，始则临安守臣与夫步司均任其责，至于殿司，须俟得旨乃出。盖其始也，诚虑临安救火之兵人数单弱，所以与步司均遣。臣闻诸道路，救火之初，步帅夏侯恪酣酒未醒，全不指呼，是以军人亦拱手相视，莫肯向前。虽曰各执火具，所执殆成虚器。其持桶以取水者，姑以空桶往来；其拆屋以断火路者，则邀索钱物，以待火至。至于烧及酒库，则又抢酒恣饮，更无纪律。故凡恪所历，曾无微劳以奉陛下之命令，以全陛下之生齿，徒闭口不言而已。或曰：恪曾有疾，筋力不逮曩时，是以奔走指呼，无能为役。夫既无勇以率先士卒，又无知谋以临制事几，比屋荡焚，父子夫妇至不相保，万一事有大于救火者，则其为患当不止是，将焉用斯人为哉！……

臣前所谓火之发也必有因，推原遗漏之因，则临安府所申杨浩是也。其救火也必有道，救之而无其道，如臣前所陈则夏侯恪之罪是也。

更有甚者，屡有救火人员趁火打劫事件发生。一些救火之兵趁乱抢夺失火居民的财产，或趁火之际用铁锚钩索远处未着火的有财力之家，觅求财物。而这些种种不法行为，又加剧的火灾的扩大。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