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佛教始自东晋（慧理开山灵隐寺），兴于吴越国时期，盛于两宋。尤其是五代吴越国时期，四代钱王均以“保境安民、奉佛顺天”为国策，广建佛寺，以至域内佛寺数量“倍于九国”，至两宋时杭州佛教达到全盛时期，佛寺由吴越国时的三百六十所增至四百九十多所。其中，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及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等都是当时影响很大，闻名海内外的佛寺。不过相对来说，宋时作为禅门“五山”之前三的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是“官寺”的代表，其佛教禅学在文人士大夫中影响更深，而以上天竺为代表的观音信仰则在普通民众和香客中影响更大一些。作为佛门新兴说唱文学的“观音宝卷”，其宣讲对象主要是在家信徒，其中绝大多数是社会基层女性。因此，两宋以来以上天竺为代表的杭州观音信仰主要呈现为民俗佛教的表现形式，其与灵隐寺等为代表的杭州士大夫佛教既有密切联系和影响，也有明显的区别和不同。

△上天竺寺

△上天竺寺

在探讨观音菩萨在中国女性化的发展历程时，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了杭州上天竺寺及其白衣观音信仰。如杜德桥、于君方等学者的著作中都明确提到杭州上天竺寺与《香山宝卷》的关系，认为北宋时蒋之奇在将妙善公主传说故事带来杭州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杭州观音信仰文化的繁荣，使得杭州上天竺寺迅速取代香山寺成为宋明时期全国性的观音朝圣中心。

综上所述，从中国化观音的朝圣中心的历史变迁来说，大致经历了在五代宋初在河南汝州香山寺的起源、宋明时期杭州上天竺寺的发展及明至今浙江普陀山的兴盛这样一个演变历程，从而使得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逐渐在世界范围传播开来。

杭州上天竺寺位于西湖西面的天竺山下，现寺名全称为“上天竺法喜讲寺”。山名天竺，盖与东晋慧理和尚开山灵隐有关。东晋咸和初，慧理来灵隐卓锡，登武林山曰：“此乃中天竺国灵鹭山之小岭，何年飞来此地耶？”由此，（武林）山遂名“天竺”，峰称“飞来”；后人则把飞来峰之南所建各寺称“天竺寺”，分上、中、下三天竺，慧理遂成灵隐寺及天竺山之开山祖师。

据《咸淳临安志》卷八十载：“后晋天福四年（939），僧道翊结庐山中。夜有光，就视得奇木，命孔仁谦刻观音像。会僧从勋自洛阳持古佛舍利来，因纳之顶闲，妙相具足。钱忠懿王梦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寤，乃即其地创佛庐，号天竺看经院。……天圣中，僧诜梦像浮空而行，出小山曰：吾欲憩此。明日僧寂至，语梦协，乃谋徙今处，乳窦峰矗其前，白云狮子中印诸峰左右环拱。”

在南宋祝穆所撰的《方奥胜览》卷一等文献中都有类似记载。可见，上天竺寺由僧人道翊开山，当地名匠孔仁谦雕建大士坐像，钱王弘俶感梦而建。数年后又有一位来自洛阳的僧人从勋携带古佛舍利一颗来到此地，并将舍利安置在观音像的头顶部，观音像由此“妙相咸备，昼放白光”。上天竺寺初创时原址在天竺山中，因僧诜曾得观音菩萨托梦欲徙住处，遂于宋天圣年间（1023-1032）将寺由山中迁出，移于乳窦峰前今址，寺旁有白云、狮子、中印诸峰左右环绕，是个风水极佳之地。上天竺寺亦由上盛述诸奇特因缘而逐渐兴。

因禅风盛行，上天竺寺初建时亦为禅寺。北宋仁宗赵祯嘉祐年间（1056-1063），沈文通（沈括之子）出知杭州时，认为观音菩萨是以声闻宣扬佛力，不应是“禅那”所居，遂决定以教（天台宗）易禅，并令名僧元净（号辨才）住持上天竺。嘉祐七年（1062）末，宋仁宗赐匾额曰“灵感观音院”。两年后（1065），蔡襄出知杭州时复奏请宋英宗赵曙赐“灵感观音”殿额。从此，天竺寺凿山筑室，辟地扩建，逐渐形成规模。

宋室南迁杭州以后，历朝皇帝无不经常莅临该寺。南宋乾道元年（1165）二月，宋孝宗召见上天竺住持若纳，并封其为“右街僧竺”，后又封“左街僧竺”，同时担任左、右街僧录（唐宋时代掌理僧尼名籍、僧官补任等事宜之僧职），赐以“白云堂印”，命若纳管辖禅、教、律三宗和江南佛教事务。同时朝廷还规定，凡是高丽等国使者僧人来朝，均须至上天竺白云堂交验书牒，并由天竺寺予以接待。

乾道七年（1171），上天竺改院为寺。淳熙二年（1175）孝宗赐“灵感观音寺”额并御题寺名。淳祐十一年（1251），宋理宗敕议上天竺观音大士之号，时住持法照法师摭取《大悲经》中“广大”二字上奏，皇上大悦，乃将“广大”二字加于“灵感”之上，并亲书“天竺广大灵感观音教寺”。

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改名为“天竺教寺”。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朝臣史弥远奏请宋宁宗品第江南各寺以“尊表五山”，在设立禅院“五山十刹”后，复确立了教院（天台宗）五山十刹，分别是：“以钱唐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温州能仁寺，宁波白莲寺，为教院五山。钱塘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感寺，宁波宝陀寺，绍兴湖心寺，苏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庆寺，建康瓦棺寺，为教院十刹。”上天竺教寺被评定为教院“五山之首”，下天竺次之。也就是说，上天竺寺在当时的教院中的地位及影响列天下第一。可见，上天竺寺不仅是当时观音信仰的朝圣中心，也成为在当时地位和影响非同寻常的“官寺”。由此，南宋时的上天竺也达到其历史上的顶盛时期。

南宋末至元初，寺院多次遭毁。元至三年（1266）寺毁，唯观音圣像独存；元至元五年（1268），僧庆思重建，仍改天竺教寺。元末年又毁于战火。明朝洪武年初重建，崇祯末年又毁坏。清康、乾时期，天竺寺香火又达到一个鼎盛阶段。康熙南巡时，曾五到杭州，五上灵竺；乾隆六到杭州，十上灵竺。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弘历皇帝初次南巡两到上天竺。除题诗外，他并赐名上天竺寺为“法喜寺”，即今寺名。

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时，寺毁于战火。民国时期，虽然面临战争频仍、灾荒连年的社会形势，但每年春季前来上天竺进香者仍络绎不绝。“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宗教政策落实，上天竺寺也逐渐得到复兴。

上天竺自建寺之日起，就以白衣观音道场而著称。相传忠懿王钱弘俶曾梦见“白衣人求治其居”，这位白衣人是谁呢？《方舆胜览》卷一载钱王“左右曰：天竺观音，白衣仙像也”。丁福保认为“白衣本毗天陀女，而俗人名为白衣观音。”显然，这位托梦于钱忠懿王的观音菩萨就是白衣观音。

△白衣观音造像

白衣观音通常身穿白衣，因而就其衣饰名为“白衣”，又在白莲之中，就其住处名为“白处”，是后来民间流行的三十三观音之一，不少学者研究认为，白衣观音来源于密教经典。据（唐）僧一行《大日经疏》卷五：“半拏啰嚩悉宁。译云‘白处’，以此尊常在白莲花中，故以为名……白者，即是菩挑之心。住此菩提之心，即是白住处也。”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密教中的“白衣”女神是指“度母”（佛母），而非指观音菩萨本身。按照印度传统，佛典中的“白衣”通常指称在家居士，而非出家人（与白衣相对，出家人则多穿黑色法衣，因此有“缁衣”之称）。因此，本文赞同于君方的这一观点：“白衣观音或许来源于密教经典，但这种图像（指白衣观音像）的实际创作却是纯粹依本土经典的。”白衣观音的形象很可能是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北宋时期，上天竺所供奉的神木观音就被视为白衣观音的化身。志磐在《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记载：“本朝嘉祐（1056-1063）中，龙学梅挚妻失目，使祷于上竺，一夕梦白衣人，教诵《十句观音经》，遂诵之不辍，双目复明。清献赵公刊行其事。大士以兹至简经法，教人于危厄之中，古今可纪三验矣，可不信乎？”梦中授经给龙妻的“白衣人”无疑就是“白衣大士”，因为被龙妻到上天竺的虔诚祷告所感动，故来托梦救她。南宋张商英的《续清凉传》中也明确提到了上天竺的白衣观音信仰。“祈见白光三道直起，万菩萨队仗罗列。金色师子，游戏奋迅。金殿一，圆光三，圆光中现佛头如地踊状一，菩萨骑师子一，白衣观音一，金桥三，银灯一。”其中祈祷观音的事迹发生在宋元祐丁卯年（1087），较之上天竺建寺晚了一百多年。

此外，自十世纪（五代宋初）以来，头部覆盖着白头巾，身着白袍，慈眉善目，清秀柔美的女性“白衣观音”的造像及绘画也在杭州地区频频出现。据考证，最早具有明显女性外表特征的白衣观音像（或以为一为杨柳观音、一为水月观音）是杭州烟霞洞入口的两尊立像，像高2米余，均作女性状。年代确定为940-949年。另外，吴越至宋时在杭州仅就专奉白衣观音的寺院就有多座。如建于后晋天福年间（936-944）的观音法济院、建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的宝严院以及建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等多座，当然，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上天竺灵感观音院”。

以上例证说明：在蒋之奇来杭州之前的一百多年中，杭州的白衣观音信仰就已经很流行，而上天竺寺也已经是当时杭州一带的白衣观音的朝圣中心。而天竺白衣观音信仰的普及与流行，则与十一世纪以来有关于白衣观音的本土文献如《白衣观音经》（或称《白衣观音咒》）、《观音十句经》以及《妙音宝卷》等的广泛流传有关。其中，《白衣观音经》《观音十句经》篇幅都很短，并且都附有咒语，它们被认为是白衣观音亲自传授给虔诚的信众的，人们相信持诵这些经典就能祛灾解厄。

△蒋之奇

《妙音宝卷》则是专门记载白衣观音成道故事的传记。《妙音宝卷》又名《妙英宝卷》、《徐妙音宝卷》、《白衣宝卷》或《白衣成证宝卷》。《妙音宝卷》在近代江浙地区流传很广，出现过大量的手抄本。据车锡伦先生研究，目前所见最早的《妙音宝卷》是清末道光年间由先天道改编过的姚声齐抄本。因此，故事中添加了一些道教元素。但故事的基本框架应变化不大。所述故事发生在宋太宗在位（976-997）时的东京开封城外的太平庄，其主题与《香山宝卷》颇为类似，只不过故事的主角由妙善公主变成开封民女妙音（英）。显然，《妙音宝卷》亦是根据蒋之奇知杭州时带来的《香山宝卷》改编而成的。元时虔诚信佛的管道升所撰写的《观音大士传》对后世影响很大，显然该作品也是据《妙音宝卷》故事而编撰，不过在管氏笔下，徐姓女子妙音又还原了其公主身份，不过不是妙善公主，而是妙音公主。

宋明以来历代观音菩萨感应的故事，尤以《香山宝卷》妙善公主的传说和《妙音宝卷》中妙音（白衣观音）的故事最为经典，流传也最广。在上天竺开山时，其观音信仰中白衣观音的因素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是随着《白衣观音经》、《观音十句经》等本土白衣观音经典的流传，特别是《香山宝卷》的传入以及《妙音宝卷》的流传，上天竺白衣观音信仰的影响日渐扩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将上天竺视为中国白衣观音信仰的发源地。

（作者系浙江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