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而十，古人以“十”为完备，作一个里程碑。

19日，由杭州市社科联（院）主办的宋韵文化讲座，迎来了第十期，这极具纪念意义的一期讲什么？后世公认的“南宋最有作为皇帝”——宋孝宗。

上午10点，浙江省社科院文化所所长王宇研究员，以《乾坤独御：孝宗与道学士大夫》为题，在杭州市党群服务中心正式开讲。他通过“深受肯定的个人品德”“毁誉参半的恢复北伐”“诟病丛生的乾纲独断”和“半信半疑的道学应对”四个篇章，还原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喜揽权、多猜忌的宋孝宗，形象生动鲜活。

王宇首先阐释了何为“道学”？

道学，是儒家传统学说。

“早在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学术界繁荣期，涌现出了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程颢和程颐的洛学、苏轼苏辙的蜀学、张载的关学，这些学问在当时政坛上属于同一个大阵营，他们的学术传承至南宋，其中发展最好的是‘二程’理学，代表人物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陈亮……”

王宇说，这些名流在宋孝宗执政时期，尚未发生学术分化，均为道学。“但复杂的是，这些人都是官僚士大夫，在朝廷上形成统一的政治主张，采取协调的政治行动，从而结成皇权难以辖制、乃至损坏君臣权力平衡的强力集团。”

宋孝宗对道学的态度也明显呈“两面性”：一方面，他根据实际政绩褒奖拔擢了一些道学士大夫；另一方面，对道学士大夫在朝政大局中日益活跃保持高度警惕，又默许朝廷中对道学的批评言论。

这种矛盾的态度，也让道学士大夫们对宋孝宗既敬仰，又埋怨，同样“爱恨交加”。朱熹就曾用“乾坤归独御，日月要重光”一语评价宋孝宗：“日月要重光”表示孝宗念念不忘恢复中原；“乾坤归独御”则意味着孝宗认为只有不断加强皇权，乾纲独断，才能实现“日月重光”的政治目标。

微言大义间，表达了道学士大夫们高度认同“日月要重光”，对宋孝宗事父至孝、 澄清吏治、俭朴自奉、勤政明察、改革军政的个人品德高度肯定，这种敬仰在孝宗为高宗素服守孝27个月之际达到了顶峰；而对他的“乾坤归独御”，过于强烈的独裁风格、信任道学士大夫的政敌近习（宦官等）的用人方式十分不满。

这种矛盾，在宋孝宗执政伊始就存在，当时道学士大夫们对他的“恢复北伐”持褒贬不一的态度，认为毁誉参半。

宋孝宗作为南宋第一任皇帝宋高宗的继承者，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继任后，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一定程度上“重武轻文”……在孝宗隆兴元年，宋孝宗就授意枢密使张浚北伐，但受太上皇高宗的牵制，实力尚且不足、内政积弊丛生，最终大败而归，被迫与金人签订了“隆兴议和”。此后孝宗对北伐的困难与自身的实力不足缺乏正确认识，在乾道年间常有企图轻率北伐、密谋恢复的想法和举动，这招致了道学士大夫的批判。

但最让道学士大夫们“脑壳疼”的是——宋孝宗诟病丛生的乾纲独断。他信用近习、屡易宰相、内批直降的做法，遭到了道学士大夫们的严厉批评。

“事实上，随着道学运动在孝宗朝异军突起，风靡朝野，孝宗与道学士大夫关系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因此产生了半信半疑的道学应对。”王宇说，孝宗本人思想倾向于佛老，醉心于诗词文章，而对道学形而上的理性思辨没有兴趣。而道学士大夫又有特立独行的行为模式，如朱熹，所到任官之处，无不引起喧嚣和骚动，这让孝宗喜忧参半。

喜的是：他发现这些道学士大夫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作为官员，他们锐意改革，兴利除弊，虽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和风波，但这有利于巩固孝宗的统治。在道学士大夫力量比较微弱、受到士大夫群体主流排斥时，孝宗会以“独断”的方式出手援救，这也是一种统治平衡术。

忧的是：这些道学士大夫一旦轴起来，喋喋不休惹人厌，且他们的关心点往往与孝宗自己往往不匹配，绝非奉命唯谨的“工具人”，驱使起来颇不顺手。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几个有代表性的道学士大夫大部分时间仅能在地方任职，很难立足于朝廷。

“道学士大夫与孝宗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是南宋现实政治的腐败，同时‘道统’思想的私人化、内倾化因素加剧了与皇权的分离趋势。”王宇总结说。

但客观地说，也是孝宗的统治，促成了南宋道学的繁荣。

“彼时社会秩序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为私人讲学、书院建设、刊刻书籍、长途游学提供了必要条件，为道学繁荣提供了舞台和背景；孝宗与道学士大夫的‘得君行道’也存在部分交集，二者在某些领域、某些情境中相互欣赏，相互肯定；宋孝宗基本上遵循了宋代士大夫政治‘包容言事，不杀士大夫，异论相搅’的基本框架，从而包容了道学的繁荣。”王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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