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竺的白衣观音信仰也明显具有形象的女性化、影响的民间性以及灵感应验性的三大特点。

上天竺的白衣观音信仰也明显具有形象的女性化、影响的民间性以及灵感应验性的三大特点。形象女性化，这一点自不必多说。就杭州佛教文化的社会影响来说，相对于灵隐禅寺、净慈寺、径山寺为代表的禅宗文化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天竺寺的观音信仰更能满足社会底层普通信众的心理需求，因而更具有民间性。而天竺观音的历史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灵验故事方面。

上天竺寺自开山不久，就有不少令人称道的“灵奇”现象出现。据（明）释广宾《杭州上天竺讲寺志》所载，上天竺的观音道场有“五奇”，分别是：

1.后晋时僧人道翊在白云峰下结庐修行，他见瑞光发于前涧，得一奇木高数尺，是第一奇。

2.名匠孔仁谦因形就势，将此木刻成观音像，是第二奇。

3.圣像既成，妙好庄严，白光焕发，夜亡列烛之光，昼掩太阳之影是第三奇。

4.至后汉乾祐年间，僧从勋自洛阳来，持一古佛舍利，日：“吾宝之久矣。今愿置菩萨顶像中。”遂使神灵合一，是第四奇。

5.北宋在观音名号前加灵感二字，南宋加号大慈悲救苦难，天竺加广大二字，天下观音同，而此号天竺独，是第五奇。

众所周知，观音菩萨在中国有“大慈悲救苦难广大灵感”之称号，考其来源，“大慈大悲”本是大乘佛教菩萨的基本精神，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救苦救难”则源于与《法华经》《华严经》等经典所描述的观音菩萨寻声救度众生苦难之说；而“广大灵感”则主要渊源于杭州天竺观音，因两宋时天竺观音灵感事迹的广泛流行及历代帝王的封赐而得名。换言之，如今众所周知的观音菩萨所拥有的“大慈悲救苦难广大灵感”完整称号即完成于宋时的杭州天竺观音。天竺观音的“五奇”及其在历史上留下的众多的灵验故事，无不与天竺寺开山时所刻的“神木观音”有关。

到过杭州上天竺寺的人都知道，目前上天竺寺圆通殿中供奉的观音像从外形上来看显得非常不起眼，仅有1.2米高。当然，现在殿内供奉的只是原观音圣像的仿制品，当年由僧人道翊所得之奇木并由孔仁谦所刻的那尊神木观音早已不复存在。据《寺志》记载：“然法身本无限量。高二尺四寸。坐相左右，侍善财、龙女，并异香具足相好。”原像只有区区二尺四寸高。“异香具足”（因此历史有传说是由沉香木所雕，但另说该奇木并非沉香木），自正是这样一座其貌不扬的神木观音，在历史上却演绎了众多神奇的应验故事。因而才有了“广大灵感”之称号。

△上天竺寺圆通殿

历史上，天竺观音的灵验感应故事题材很广泛，主要表现在护国保民、救济水旱、治愈疾病、保佑科举及求取子嗣等等方面，而尤以祈雨祈睛最为典型。在《上天竺讲寺志》第一卷中，就有《灵感录》一节专门记载了历史上的此类灵感故事。此外，在《西湖游览志》《西湖梦寻》以及《宋会要辑稿》、《续通典》等文献中都有很多记载。

最早的观音菩萨灵感事迹和吴越王钱缪有关。据《天竺寺志》“灵感录”记载：唐末钱镠为杭州刺史，有保障两浙之意，“誓奠安定东南”。曾夜梦一妇人对他说：“汝有心慈悲，不忍杀人，将藩翰一方，百战不衄。中原天子，虽易五姓，汝之疆土，固自若也。福禄遐永，子姓绵远，二十余年，当觅我天竺山中。”钱谬“自是所向载前，似有神助”。在拒黄巢起义军入侵杭州、平定越州董昌作乱、举兵讨朱温等战事时，无不得到大士神力相助，屡建奇功，并得以封“吴越王”。“由是钱缪益笃信大士”，从而影响了吴越国四世五王奉佛立国的传统，并最终“纳土归宋”。

△钱镠

而自天竺寺创建以来，两宋时朝廷多次迎请天竺观音祈雨或祈睛。宋太祖开宝五年（972）五月，大雨决河，帝祈于天地鬼神，雨更大。大臣上奏说天竺观音大士特别灵异，遂遣使臣前往祈祷，数日后，天即放晴，从此凡水旱疾疫，必到上天竺祈请。

在天竺观音应验故事中，郡守张去华祈雨之故事最为有名。《咸淳临安志》记载，“咸平初，郡守张去华以旱迎大士至梵天寺致祷，即日雨。自是，遇水旱必谒焉。”宋真宗咸平年（998-1003）初，浙西久旱不雨，从正月到五月一直不下雨，官民普遍祷诸神，然而旱情反而更加严重。于是守杭不久的给事中张去华率僚属，具幡盖一路鼓吹徒步前往天竺寺，将观音像迎请至凤凰山麓的梵天寺祈祷，大雨顷刻而至，四境沛足。从此，“凡水旱必祷焉，至今如此。”杭州一带凡遇水旱灾害，无不迎请天竺观音以祈求之，遂成惯例。

苏东坡在杭州任郡守期间，遇阴雨连绵，泛滥成灾，于是率众迎请观音大士祈雨，并创作了《杭州祷观音祈晴文》，文中说：“今者淫雨弥月，秋成半空，永惟嗣岁之忧，将有流离之惧。我大菩萨行平等慈，睹此众生，皆同赤子。反雨畅于指顾，化丰歉于斯须。”祈雨灵验后，苏轼又创作了《谢晴文》，称：“慧光照临，阴诊消复，拯农工于沟壑，宽吏责于简书，某等共衔不报之恩，愿颂难名之德。”此外，苏轼另撰的《祈晴风伯文》《祈晴雨文》《祷雨文》《谢雨文》《祈晴文》《谢晴文》等文，在明代刘伯缙等修、陈善篡《杭州府志（十五）》“遗文”中均有收录。

△苏轼

宋室南迁后，金兵于建炎四年（1130）入侵杭城。当时金兵元帅兀术曾到上天竺，得睹观音像始末，遂令将观音像及大藏经等载于车内运往北方。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此事道：“建炎四年，兀朮入临安，高宗逊于海。兀术谒天竺，闻知观音本始，乃举之与舆中，与《大藏经》并徙而北。时有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从。至燕，舍于都城之西南五里，日玉河乡，建寺以奉。天竺之僧乃重以他木刻肖前像，诡曰藏之井中而出之。至今天称观音出现井，其实非故物也。”

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郎瑛《七修类稿》等文献中均有类似记载。可见，天竺观音被运至北方一事，应该比较可信。据清《（雍正）畿辅通志》载：“观音寺在府西南五里玉河乡，中有杭州上天竺观音大士古像，明天顺、成化间相继重修，本朝康熙年，圣祖御书寄兴高逺四字。”但天竺寺僧显然不愿看到这一结局，于是重新以他木雕刻一尊观音像，谎称是藏之井中而出之。于是，观音应验故事也得以继续。

据《宋会要辑稿》载：“高宗绍兴七年（1137）六月二十日，诏已迎请上天竺观音，就法慧寺祈求雨泽，令临安府禁屠宰三日，并鸡鸭之类并不得宰杀。其后法慧寺废为怀远驿，每迎请就明庆寺。七月二十一日宰臣秦桧等奏陛下：斋居蔬食，以祈雨泽，考之典礼，唯当损太官常膳。上日：虽损膳，岂免日杀一羊，天意好生，朕意实不忍杀。臣桧等既钦叹上至仁之心，爱人及物，虽一羊不忍，推此如应天，何患天心不格。既而甘霍应祷沾足。”宋高宗不但下诏迎请天竺观音以朝廷的名义举办祈雨法会，而且还由诏令临安府范围内全体戒杀禁屠宰三日。不久，甘霖遂应祷而至。后来，朝廷干脆规定将迎请天竺观音入城祈祷定为常事。高宗以后，孝宗、理宗等帝王均十分重视供奉天竺观音一事。

由于天竺寺靠近南宋首都，又是风景殊胜之灵地，再加上宋以来历代帝王权贵的倡导与文人士大夫的推波助澜，杭州上天竺寺也成为两宋时全国公认的观音信仰朝圣中心。

那么，上天竺观音是否真的具有如故事中传说的那般广大灵感、有求必应呢？从现代科学的眼光和常识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笃信佛教的苏轼虽然曾写过《祈晴文》《谢晴文》以表达对天竺观音下山的感激，但他对天竺观音的广大灵感有时也不以为然。他曾这样题诗：“蚕欲老兮麦欲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停筐，白衣仙人坐高堂。”诗中明显流露出对白衣观音端坐高堂，对深受涝灾之苦的农家儿女无动于衷的怨尤之情。

清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曾对“天竺大士下山”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述评：

“杭州祈雨，以迎请天竺观音大士下山为极致，相传入城时，虽极晴明之天，亦必有片云相护，三日内无不渥沛甘霖者。祈晴亦然。闻历年以来，亦有竟不应者，而民望已塞，舆情亦平，当官者惟有自咎礼意未虔，复送上山，以待数日后重请。若此典稍缺，即难免谤议繁兴，虽以吾师仪征太傅之有德于杭，而举行稍缓，竟大不协舆情，甚至有不逞之徒，将条香杂投舆中，焚及襟袖之事，甚矣杭人之信佛也！尝与罗镜泉学博谈及此事，不知起于何时，镜泉为检《西湖游览志》一条相示，中载宋孝宗时，上庠试卷，时经御览，辛丑大旱，七月私试《闵雨有志乎民赋》，魁士刘大誉赋中有‘商霖未作，相傅说于高宗；汉旱欲苏，烹弘羊于未雨’之句，时赵温叔为相。孝宗欲因此罢之，会有诏迎天竺观音，就明庆寺请祷，有为诗者日：‘走杀东头供奉班，传宦圣旨到人间。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观音却下山。’温叔闻之，遂乞免云云。则此事自南宋已然矣。”

在祈请观音下山时，甚至还曾出现“不逞之徒，将条香杂投舆中，焚及（观音）襟袖之事”，杭州人信佛之甚，由此可见一斑。虽然天竺观音感应故事颇多，但“亦有竟不应者”即不灵验的情况时有发生，无奈只好将观音送还上天竺寺，过段时间再请下山。因此，也不乏有对天竺观音下山的“谤议繁兴”之现象。但毫无疑问，由于上述天竺观音的应验故事的广泛传播，两宋以来的杭州地区乃至江南区域的确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观音文化现象。

上述引文还提到载于《西湖游览志》中一事：宰相赵雄（温叔）因为天竺观音而丢官。事又见（明）周楫《西湖二集》：“话说临安天竺观音，如有亢旱之事，每每祈祷，便得雨泽。孝宗因大旱，诏迎天竺观音就明庆寺请祷。又一个官儿，作首诗讥诮他（赵雄）道：走杀东头供奉班，传宣圣旨列人间。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观音却下山。赵雄因见满朝之人都生妒忌，遂上表辞朝而回，归老林泉。”当然，南宋官场亦不乏因此而得官者。据记载，一次孝宗游天竺观音院，见到有“温州狂生”之称的甄龙友所题《天竺观音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十分赞赏，就召问甄龙友为何取此名龙友？甄龙友因紧张竟一时语塞，但后来经人举荐孝宗还是提拔甄龙友做了官。

当然，宋以后的元明清时期，不少帝王及权贵继续效仿南宋朝廷的做法经常至上天竺祈晴、祈雨。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天竺观音的灵验故事对两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杭州及吴越地区民众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作者系浙江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