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险大塘自余杭镇石门桥，经余杭、瓶窑、安溪、獐山至湖州德清大闸，全长44.94公里，其中境内长38.98公里。《杭县志稿·水利》“西险大塘”条载：“自余杭石门桥起，至化湾塘入县境，东至奉口陡门。沿西为武康县境，北至劳家陡门入德清县境之统称。”苕溪自古建有堤塘，相传初为大禹所建，陈善《南湖考》里有“大禹筑塘，名西海险塘”之句，它的险要厉害等同于海塘。

东苕溪系省内洪害严重之水，洪涝灾害频繁，自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至民国37年（1948），余杭共遇自然灾害247次，其中洪涝就达179次。比之钱塘江海塘，西险大塘之名不为过，其险要利害可埒于钱塘江海塘。旧志多有记载：“西险大塘旧以险名，当三苕汇合之冲，左多高山，右皆平壤”，“汇万山之水于一溪，下关杭嘉湖三郡田庐性命”，“三水既合，势益奔涌，直流暴涨，不能遽泄则泛滥为害”，“流尸散入旁邑，多稼化为腐草”。正如宋代余杭县丞成无玷总结的那样：苕溪水发源于天目山，经过两个郡六个县注入太湖。水流经天目山时，山谷狭隘，地势高峻。水经过三个县后，向下奔流的河水气势奔放，不可阻挡。水经过余杭县，时而山川屏障环绕，地势险要，时而地势平坦。苕溪水横冲直撞，过去曾经一再发生水灾，长时间下雨，有时多次这样。大水很快弥漫，高的地方有两丈左右。然而不到三天就平静了。大水带来的祸患虽然很快就解除了，但是难以预测而采取防御措施，因而堤防设施比其他什么都重要。倘使这个县没有堤防，那么田地无法耕种，全县都没法住人，肆虐的洪水还会给其他郡带来危害。所以余杭的人把洪水看做土匪强盗，守卫堤坝就如守卫城墙。

西险大塘系东苕溪的右岸大堤，因位于杭州之西，堤塘险要，为杭城及杭嘉湖的西部屏障，东与钱塘江堤塘相对，故称西险大塘。曾主持浙江医管局的余杭瓶窑人仲学辂著有《钱邑苕溪险塘杂记》一文，更是说透其险。杭州、嘉兴、湖州三郡中尤以钱塘县的堤塘和水闸最为重要。明代户部尚书夏元吉曾望着洪水感慨地说：早上还能见溪边的陆地，到晚间岸上的苕花都被淹没了，这真是危险的地区呀！文章写到道光朝开始时，余杭县北乡有人建厂，千百年很严肃的禁令一下子废除松垮，于是搭厂的地区蔓延在山谷，每天都在垦削土地植被，一经大雨冲洗，泥沙随山水而下，一直到三大溪流交汇的地方，在溪流中盘旋停顿，溪底的泥沙日积月累，其高度以丈来计算，其形状如大盆子倾覆在溪底。既然不能清除泥沙恢复容水量，水来时则易于泛滥，水去时则易于干涸。上游的堤塘因溪底升高而屡次加高，高了还不够，又因水满溢导致大面积坍溃。若坍溃在上游，下游虽有堤塘，也没有什么用了！譬如北门一开，前后都受到敌人攻击。光绪八年夏天时，大水溢出堤塘，堤坝大的决溃有五处，陷落坍塌之类较小的事故几乎难以计数，当时三个郡县同时遭受沉没之灾。

西险大塘是一项古代重要水利工程，始建年代不详。明确记载是在东汉熹平年间（172-178），余杭县令陈浑于东苕溪南岸筑塘，设陡门、塘堤、堰坝数十处，俾蓄泄以时，旱涝无患。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浙江东径余杭故县南，新县北……汉末陈浑移筑南城，县后溪南大塘即浑立以防水也。”《舆地志》载：“后汉熹平二年，县令陈浑修堤防，开湖灌溉县境公私田一千余顷，所利七千余户。”戴日强在《南湖说》里则有更详尽的记述：汉代县令陈浑查看地形揣度形势，在溪流的南面疏通南上、下湖，幅员数十里，筑造高塘汇聚流水。于是，开通一个港口，由石门桥将溪水引入湖内，暂时积储来消减洪水的锐势，使得流水慢慢进入溪流而不至于泛滥成灾。

杭州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改称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为“行在所”。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西湖》描写当时的杭州十分繁华，“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杭州自吴越国以来的“东南第一州”，一跃而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时，北方农民纷纷迁往江南，从事土地开垦，南方耕地面积日渐增多。为发展农耕，朝廷又修治了许多堰闸沟渠。余杭境内的西险大塘为杭城屏障，朝廷自然不敢轻视，其中较大的动作是在西险大塘上兴建“十塘五闸”。

南宋绍兴二年（1132）三月，左从事郎、余杭县丞章藉建龙光陡门。淳熙六年（1179），钱塘县分段筑塘，间以陡门，名为“十塘五闸”。十塘为黄鄱、烂泥湾、化湾、羊山、压沙、上林陵、中林陵、下林陵、唐家渡、大云寺湾塘；“五闸”为化湾、甪窦、安溪、乌麻、奉口陡门，今仍沿用其名。明代，朝廷重视水利事业，兴修的水利工程超过此前所有朝代。这在西险大塘的治理上亦可见一斑。永乐元年（1403），浙西大水，朝廷特差户部尚书夏元吉督治水患。次年又派通政使赵居宸至浙添设治农官置圩。明永乐三年（1405），苕溪洪水冲决化湾塘，闸圮，朝廷遣户部尚书夏元吉、通政使赵岳来浙，督修3年方成。正统十年（1445）又坍派遣工部侍郎周经来浙江主持修复，动支仓米3700石，南关厂木3000株，才修复如故。嘉靖三十六年（1557），组织民工对黄鄱塘等加高培厚，使之坚固。万历三十六年（1608）五月，化湾塘被冲毁，钱塘县令聂心汤主持先筑备塘，后修水闸，以为水旱备。

△ 苕溪分洪

《杭县志稿》卷二十载有黄汝亨的碑记，碑记详细记述了化湾闸重修的过程。文章说苕溪有150里长，其间有5处闸门。称为化湾闸的地方，北有径山之水流入，南有天目之水流入，是承载两大水源的津喉之地。水满溢时则把闸关上蓄水，天旱缺水时开闸泄流，其蓄水和泄流的功能，利弊得失对于三个县都有重要关系。该闸始建于宋代淳熙六年，重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到明代永乐年间洪水多次满溢决堤，水闸坍塌被淹没，城镇百姓因之流离失散。朝廷于是下诏令大农夏公元吉和大纳言赵公岳，会同三个主管部门察看修筑，用了3年时间才完工。到了明代正统十年，洪水又把闸冲坍了，叶公宗履责进行申报请示，朝廷下诏令同空周公经再查看。经商议动用了广丰仓的谷米3700多担，抽调分厂木料3000余支，才把闸修复成原样。闸建成后，之间有162年没有灾害。直到明代万历朝戊申年夏四月间，连降霪雨，整整40天不停，五月，塘堤崩溃，水闸又坍塌了。钱塘聂县令看到满目荒凉的惨象，想设法挽救。这时有个诸生叫徐懋升，他带领父亲徐梦麟和陈埙等人，拜伏在聂县令的庭上诉说灾情之重。聂县令不带随从，单车出了城门，乘了一艘小船，在赤日曝晒下行船，还走入洪水浸没的地方去。这样十多天数次抵达灾区，与父老们商议。终于从黄河筑堤之法中得到启发：用6尺见方的大竹篰1000多只里面放满石头，下面作柱状把水分为两股，中间填上土叠起来，达到一定的高度。献一个大竹篰给公用的，可得一百金，仓谷百担。父老们竭力经营此事。不到一月，备塘就筑成了。虽然没有了因堤塘未建而造成的水患，但是没有闸不能蓄水和输水。于是聂县令再与父老们商议。这时官库里的物资已经用空了。聂县令量定该地周边方圆邻闸八十里之内的农田，每亩土地摊派出五厘，动用支出常平仓粮食五百担，凡是所用木料和采伐的石料根据修筑公用需要取给。如有不足之处，则用募捐俸银等多种办法解决。又亲自参加劳作，带头干活，搬运畚斗等，不辞疲倦。筑土坝高有4丈，雍土使坝厚达到5丈，闸口可放水处有8尺宽。刚满一年多闸就竣工了。

△ 化湾闸

万历三十九年（1611），西险大塘余杭险要地段900丈，堤脚用木桩、块石加固，并挑土培厚，历时一年。明代堤塘整治技术逐渐完善，堤塘基本改为石砌，塘面的斜直方法也更为科学。然限于条件，西险大塘仍经常出现险情和坍塘圮闸。其中有明确记载的，自明永乐元年（1403）至清光绪八年（1882）就发生16次：“永乐间，化湾闸圮：正统十年，化湾塘闸圮；景泰七年，瓶窑塘圮；成化七年，化湾塘决；万历三十六年，化湾塘圮，南湖塘溢决；万历三十七年，南湖诸堤皆决；康熙五十五年，安溪闸圮；乾隆四十年，大云湾塘大溃；嘉庆十六年，羊山塘坍陷；道光三年，唐家塘冲塌；道光八年，鸭沙塘、大云湾塘坍溃；道光二十九年，大云湾塘、化湾塘、安溪陡门大崩；道光三十年，烂泥湾塘、化湾塘、羊山塘、龙岗塘、下陵林塘、唐家塘、安溪陡门冲坍；光绪八年，化湾塘、羊山塘、龙岗塘冲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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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湾闸位置

屡毁又屡修，如清嘉庆《余杭县志·水利》所说，“堤防之设，所以为旱潦之备，依时修理，则水旱不能为害”。清雍正三年（1725），西险大塘化湾陡门陷一丈五尺，崇化七里居民出资修筑，官府优免杂使差徭。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抚李卫派员携资整修位于瓶窑镇北的压沙塘58丈。雍正七年（1729），巡抚程元、章檄，知县李惺查议化湾陡门。李惺有《化湾陡门议》：“看得天目东西两山，西属於潜，水流四十里即入大江。东属临安，山水直泻而下，时虞汛滥，流害于杭嘉湖三郡田禾，故设塘置六闸以蓄泄之。而化湾陡门闸，尤为险要，创始于宋。明嘉靖间，两遣户部大臣夏元吉等来浙修筑；万历时县令聂心汤重修。揆其所以数致倾圮之由，皆缘山水骤发，势甚汹湧。闸夫报县，申府转详，勘估需时，每致小隙未补，即成大遗。是以责成崇化乡七里附近居民，以承岁修之役，遇少有坍陷即行堵塞。设水大莫御，仍拟动帑兴修。故自康熙九年间，前藩宪募修之后，数十年来，俱藉民力堵塞，不烦公帑，两闸得无恙，惟是七里居民身肩巨任，宜加恩恤。除完条漕正外，免使杂使差徭，循例已久。于雍正四年里民呈请勒石，以垂永久。拟合详请俾令永远遵循，保固可也。”

康熙五十一年（1712）九月廿八日，仁和县受理该县西北患溪民众呈称，“奉口西北患塘之民最苦，历朝额拨修塘银一千三百余两备患，因明季加派日增，勘合藩司大龙遗失革银充饷议，区民自行捐修，永除一应杂派差徭，钱粮征七折三，遇荒全折。载在全书，历案可考，为此碑谕各里人等。嗣后该区险塘，如遇倾圮，居民自行捐资，鸠工修筑，毋致疏虞。”康熙五十五年（1716），知县魏山原主持修复安溪陡门。道光十一年（1831），余杭大水，危及西险大塘，巡抚陈芝榻命仁和、钱塘等县兴修圩堤，官督民办，所修圩岸不下千万计。光绪二年（1876），余杭大水，田庐淹浸，官府招集民工整修大塘。光绪八年（1882），余杭苕溪水势陡涨，冲垮堤塘，各乡捐资修整。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粮储道廖寿丰捐俸5000两开浚北湖河，又命邑丁对西险大塘择要挑浚，分段清丈。其时，塘堤修筑由各乡有田者出资经办，每年推一人或数人为领队，称塘正圩长，并由县丞加以督察。

民国22年（1933）3月，拆建西险大塘的奉口陡门，新建陡门，闸孔宽4米，闸上为钢筋混凝土桥。

民国36年（1947），杭县发动11个乡镇，对东苕溪局部河道进行疏浚。同时，对西险大塘进行培修加固，抛石护岸，修补漏洞，由县政府派员监督实施。民国时，西险大塘等较大堤防堰坝由官府呈报批拨经费或粮食以工代赈，或向乡绅、商界募捐等方法筹措资金。

《杭县志稿》卷九《水利》对此有详细记载：“西险大塘起余杭迄杭县，绵亘八十余里，为杭嘉湖三属人民田庐性命之保障。其属杭县者，约有四十五里，抢修工作以杭县及余杭两县为主体，向有地方士绅组成西险大塘岁修专款保管委员会。自抗战八年，塘堤久失养护，千疮百孔，几频坍陷。胜利而后，地方当局一再呼吁，三十五年十月间，由一区专署召集有关各县代表，组织东苕溪南北湖水利参事会。于是开始疏浚东苕溪与抢修西险大塘。杭县工作要点约分五项：一培修塘堤，二疏浚淤沙，三抛石护岸，四修补漏洞，五截弯取直。整个工程共计石方四千八百方，土方四万余方。石方部分由东苕溪南北湖水利工程处招商承办。土方部分规定由县政府配合本年度国民义务劳动实施，乃发动十一个乡镇民工从事工作。县政府为加强督导起见，特于工作地点成立督导处，担任发动民工、监督工程实施之责任。自三十六年二月开工，至四月全部完工。从此，西险大塘又整齐完好，出现于苕溪两岸。”文章亦有不实之辞，事实上，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余年间，终因治本不够，洪水冲决大塘仍造成严重灾害。1963年9月12日，因暴雨北塘全线溃决，十万余亩农田受淹，以致杭城拱宸桥一带积水二尺。

在德清境内之西险大塘亦有六公里，自唐以来，险塘屡屡溃缺。近百余年来，在道光三年（1823）及二十九年（1849）、同治七年（1868）、光绪十六年（1890）等几次决口，造成禾稼淹没，哀鸿遍野的惨景。光绪十六年，以工代赈支银9000元，首次在东塘筑石50丈。宣统元年（1909）拨银300余元修筑。民国20年（1931）筹款大修。民国36年（1947）投工8751工，择险要处填土叠石。但至解放前夕，塘身依旧低矮、单薄，尤以劳家陡门、下杨湾一段更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