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邦华（1902—1983），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1928—1933年、1938—1952年两度任教浙江大学，1939—1952年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副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今年是蔡邦华院士诞辰120周年，本期我们回顾蔡邦华院士与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以表达对蔡邦华院士的深切怀念。 
蔡邦华（1902—1983） 年轻时的父亲，想的就是如何通过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国强大，再也不受外国人的凌辱。“求变”是父亲这一代有志之士追求的目标。为此，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 求学，探索科学救国之路 1920年中学毕业后，父亲即随兄东度日本求学。在东京进修半年日语后，考入了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即今鹿儿岛大学的前身）。在学习期间，他不仅注重基础课，而且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习鉴定昆虫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乡采得桑树害虫“白蚕（蚕蟥）”，因在国内查不出学名，便带到日本四处求助。冈岛教授看到这个中国学生如此钻研，就主动帮他查找参考书，指导查考方法，不久就找到了确切的学名。 1924年父亲刚一毕业，就接到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士钊先生电邀，聘任他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当时他才满22岁，成为20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1927年—1928年，父亲再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深造。1928年，父亲进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1932年，父亲被浙江大学派送到德国进修。1932年，父亲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进修结束后，父亲返回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后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1937年父亲又回到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
青年时期的蔡邦华 西迁，为学校奔忙的岁月 1938年，在竺可桢校长邀请下，家父重返浙江大学任教。1939年8月浙大西迁到宜山时，由于战局紧张，对于学校何去何从一时众说纷纭。家父已经接受了云南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昆明，行李都装上汽车了，竺可桢校长果断决定，任命当时年仅37岁的蔡邦华为农学院院长并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竺可桢校长还授命家父为西迁先遣队负责人，父亲前往贵州选址，并上重庆将浙大的西迁困难告知当时的教育部长以取得在经费等方面的支持。 家父回宜山后，提出校址设在遵义的方案。竺校长将此方案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后，最终决定浙大西迁贵州遵义办学，并在湄潭设立分部。浙大从宜山迁往贵州时，是由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五个学院组成的。当时学校的核心领导为校长竺可桢和教务长张绍忠、五院院长——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后由王国松接任）、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师范学院院长王琎——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
蔡邦华（右）与江恒源（左）在湄潭图书馆前 到贵州后，学校总部、文学院、工学院及师范学院的文科系设在遵义，而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的理科系设在湄潭。竺校长负责学校在遵义的大小事务（竺校长有事离开时，由工学院院长王国松等人代理），家父和胡刚复则负责学校在湄潭的大小事务。 父亲作为浙大西迁和黔北办学时竺可桢校长的主要助手之一，除了把大量精力放在忙于搬迁、建校及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争取一切时间开展科研工作，进行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当时，父亲在西迁路上行政、教学、科研“三不误”，他为学生讲授昆虫分类、昆虫生态学，并就地采集昆虫标本，做了不少我国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等到回迁时，路途遥远，他什么行李都能扔，唯独把这批宝贵的标本和重要书籍留下来了。
1939年蔡邦华从广西宜山采集的昆虫标本 我是1943年出生在湄潭的，同龄的有苏步青之子苏德新、卢鹤绂之子卢永亮，还有王国松之女王遵雯和李寿恒之子李福遵等。从名字上可以看出，后二人是在遵义出生。因当时年幼，对于湄潭的状况已没有多少印象，但经常从父辈们及哥哥姐姐那里听到湄潭的往事，特别是阅读到竺可桢日记的片段和浙大西迁的回忆文章后才有了更深的感受。 家父生前深深怀念抗战时期在遵义、湄潭的岁月，怀念他于1939年8月被竺校长临危受命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长达13年之久的这段经历。
1945年秋，蔡邦华（右）与胡刚复（中）、王谟显（左）在湄潭文庙。 重任，接收台湾大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家父与罗宗洛、陈建功和苏步青等人一起，赴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时间应是抗战胜利日本受降时的1945年秋天。罗宗洛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1940年曾应竺可桢之邀到湄潭任教，1944年离开浙大，他和我父亲都是学生物的；陈建功和苏步青都是浙大数学系教授，而他们均是留日的。我看过他们在台湾的照片，后来也听家父讲过他们的台湾之行，当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湄潭到重庆再到上海足足走了廿余天，再乘船去台湾又是一个星期，但他们十分兴奋，终于盼来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他们在台湾工作十分辛忙——罗宗洛负责全面工作，是接收后的台湾大学（接收后学校更名为台湾大学）的首任校长；陈建功是教务长；苏步青负责理学院，家父负责农学院事宜，他们分别成为台湾大学首任的理学院和农学院院长。
台北帝国大学接收小组成员在讨论接收方案（右1为蔡邦华，右3为罗宗洛，右4为苏步青，左1为陈建功） 他们抓紧时间完成了任务。家父说他们差点回不来，一方面台大要留他们，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也不让他们回。但是他们归心似箭，要回浙大，好容易获准，但搞不到船票，后来遇到在空军工作的浙大毕业生的帮忙才得以回来。1980年家父率中国科学代表团到日本东京参加第16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时，遇到台湾大学年轻的后辈同行，当提及接收台湾大学之事时，他们都亲切地向父亲问好。后来，台湾方面曾通过美国索取家父的照片。大陆、台湾血浓于水，台大、浙大有此渊源，应该加强交流，发扬光大。 重建，难以割舍的浙大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6月浙大农学院由贵州湄潭迁回杭州，在原址华家池重建校园。家父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浙大的重建工作中。 杭州临解放前，因竺可桢校长秘密离校，家父再一次临危受命被推任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任命公告贴在学校大学路的布告墙上，向全校师生员工公示。家父为保护浙大，稳定师生员工的情绪，迎接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了加强安全，学校成立了应变会，由教授会主席严仁赓担任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我记得家父曾与梁希、马寅初在家中商谈“应变”事宜，如果竺校长不能再回浙大，家父希望马寅初来接任校长职务。
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军管会于6月6日起派林乎加等军事代表二人，由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9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由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家父欣然接受党的领导，处理竺校长离后的校务工作。
1949年5月4日浙江大学临时校务会议决议：推举蔡邦华先生为临时校务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家父参加了7月13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出席了会议。家父被推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的代表之一。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经问家父：是愿来北京工作，还是仍回浙大工作?父亲说，他与浙大有深厚的感情，还是回浙大。7月17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家父见到了竺可桢。校友们纷纷发言恳切希望他能再回浙大，使竺可桢甚为感动，回答时几乎不能言语。 1949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浙大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家父终于完成了解放前后浙大的交接工作。在参加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后，仍回到浙大继续工作。
第一届全国政协科学技术界代表合影（后排右1为蔡邦华）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按教育部的方案：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大部分转往复旦，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而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了一所仅留4个工科系的工科大学。此时，家父奉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浙江大学。 家父对浙大和浙大的莘莘学子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喜爱杭州，更热爱母校，母校送他到德国深造，他为浙大倾注了全部心血，也将他人生中二十余年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了浙大。 1982年4月1日，在离开杭州近30年后，家父应母校的邀请参加校庆，刚到西子湖畔、孤山脚下，触景生情，他突然晕厥。我们陪伴着他，深切地理解他的感情。最终他还是坚持出席了大会，写下了“巍峨学府，东南之花；工农肇基，文理增嘉；师医法学，雍容一家。求是为训，桃李天下；东方剑桥，外宾所夸；民主堡垒，争取进化；美哉浙大，振兴中华。”的校庆题字。在浙江农业大学朱祖祥校长的陪同下，家父乘车绕行华家池校园一圈。望着他当年规划的“四面楼群，一池碧水”的远景，如今碧波荡漾、草地如茵、花草芳香、树木葱茏、垂柳依依、优美典雅的校园，他内心欣慰了。是啊，他能在有生之年，踏上养育过他的母校的土地，回母校看一眼，父亲为自己能在浙江大学工作过而感到光荣。参加校庆后的第二年，他就驾鹤西去了。 *作者简介：蔡恒胜，蔡邦华先生之子，浙江大学校史研究爱好者。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