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钱唐县始置于秦，属会稽郡。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汉书·地理志》载会稽郡领县二十六，其中有“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说明到西汉末会稽郡有钱唐县。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另置吴郡。吴郡初置时领有原会稽郡北部(浙江之北)十三县，即吴、海盐、乌程、余杭、毗陵、丹徒、曲阿、由拳、娄、富春、阳羡、无锡、钱唐。可是，在《后汉书·郡国志》“吴郡，十三城”下单单少了个钱唐县。

钱唐县去哪儿了？

答案或许就在《后汉书》中。

刘秀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政权(25一220年，史称后汉)，建元建武，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中记载了建武六年六月辛卯日世祖皇帝的一份诏书：“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诏书下后，“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的第一段话（通常被认为是《郡国志》的“序言”)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无今有者，后所置也。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其中，“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一句话被认为是《郡国志》收录县名的原则。既然《郡国志》不载钱唐县，就可以认为钱唐县在东汉世祖建武六年(30年)被“并省”了。

钱唐县被并省了以后有没有“复置”呢？

答案或许还是在《后汉书》中。

《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中出现了“钱塘（唐）侯”这样一个人。朱儁，会稽上虞人，以孝养母亲致名，而后进入官场。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春天，因朱儁镇压黄巾起义有功，朝廷“拜儁右车骑将军，振旅还京师，以为光禄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钱塘（唐）侯，加位特进。”朱儁被封为钱唐侯，说明钱唐县（或者称钱唐侯国）已经在东汉后期，最迟在灵帝光和二年时复置了。

如果《后汉书》以后的历史文献对此没有不同意见的话，历史上可能就没有关于东汉钱唐县“废复”的争议了。

《后汉书》以后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州郡志》都再也没有说起这件事。《元和郡县图志》《太平饔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历史文献也都没有记载这件事。

北宋徽宗政和年间撰成刊行的《舆地广记》大概是第一个对此提出异议的历史文献。它在卷22《两浙路上》“大都督府杭州”仁和县条下记载：“本钱唐县，……汉属会稽郡，东汉省之，晋复置，属吴郡。”因为《后汉书·郡国志》不载钱唐县，《三国志》不设《地理志》，直到《晋书·地理志》“吴郡，统县十一”下才重新出现了“钱唐县”，所以《舆地广记》认为钱唐县在东汉被并省后，直至晋才复置。

留存至今最早的一部杭州地方志是刊行于南宋孝宗时的乾道《临安志》。在卷2《府志·历代沿革》中的一段话，包含了当时钱塘（唐）县的一些情况：“大都督临安府余杭郡宁海军节度，治钱塘、仁和二县。……秦并天下，属会相郡。……汉因之。西汉《地理志》有余杭、钱唐、富春县。……至东汉顺帝之后隶吴那。东汉《地理志》（指《郡国志》）吴郡有余杭、富春城。……三国时属吴。……晋太康元年，盐官、钱唐、富阳隶吴郡；临安、余杭、於潜隶吴兴郡。事见晋《地理志》。”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钱唐县在西汉时有的，到东汉时没有了，到西晋初年又有了。实际上，就是和《舆地广记》一个意思，钱唐县“东汉省之，晋复置”。

时隔不久，南宋理宗宝庆年间刊行的《舆地纪胜》对钱唐县“晋复置”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秦已有钱唐。西汉《志》属会稽，注云有西部都尉。临安《志》云东汉属吴郡，三国、晋、宋、齐、梁因之。然东汉《志》吴郡县下却无钱唐县，而晋、宋、齐《志》吴郡下却有钱唐县，是三国以来无所更也。”它好像说在三国时期己经有了钱唐县。它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三国志》不设《地理志》，但在《吴书十·程普传》里有这样一条记载：“程普字德，右北平土垠人也，……从孙坚征伐，……坚薨，复随孙策，……策入会稽，以普为吴郡都尉，治钱。后徒丹阳都校尉，居石城，”当时江南一带属孙吴管辖，吴郡都尉治所设在钱唐县，为三国时期已有钱唐县之确证。明末清初间问世的《读史方舆纪要》是首次明确提出钱唐县于三国吴时复置的历史文献：“钱塘县，附郭，在府治西。秦县，属会稽郡。汉为会稽西部都尉治，后汉县省，光和二年封朱峻（儁）为候邑。三国吴复置县，属吴郡，晋以后因之。”作者顾祖禹认为朱儁封侯还不能说明钱唐县己经复置，真正复置钱唐县是在三国吴时。清代考据学创始人之一的惠栋以《郡国志》不载钱唐侯国，把朱儁被封的“钱唐侯”断定为“钱唐乡侯”而非“县侯”，正和顾祖禹的想法一致。按照汉制，列侯所食邑皆称为“侯国”，封户有多少，“所谓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享”，因此有“县侯”“乡候”“亭侯”之分。清末学者王先谦编撰的《后汉书集解》否定了惠栋的说法。他认为钱唐县“盖中兴初并省，桓帝复置，灵帝时改侯国”，“沈约《宋志》犹以钱唐为汉旧县，不云吴复置，可知复不自吴，则钱唐侯固是县侯”。笔者仔细阅读了《后汉书·朱儁传》后，发现朱儁在两年内有三次封侯：光和元年(178)，朱儁任交阯刺史，带领七郡兵士讨伐山林群贼，斩贼首梁龙，降者数万人，以功封都亭侯。不久，黄巾起义爆发，朝廷拜朱儁为右中郎将，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一起镇压了颍川、汝南、陈国等地的起义军，朱儁进封西乡侯。后来，朱儁又参与镇压了南阳等地的起义军，斩首二万余级，至第二年春天，朝廷拜朱儁右车骑将军，更封钱唐侯。从都亭侯（亭侯）升一级到西乡侯（乡侯），再升一级到钱唐侯，这钱唐侯不就是“县侯”吗？所以，《后汉书·朱儁传》本身就告诉我们在灵帝光和二年时钱唐县已经存在(或者称“复置”)了。顾、惠二人如果能够看清楚朱儁三次封侯的区别，就不会怀疑钱唐县在东汉后期已经复置了。

《舆地纪胜》刊行约40年后，南宋度宗时的咸淳《临安志》纠正了乾道《临安志》关于钱唐县“晋复置”的说法，也不同意“三国吴复置”的说法，基本上回到了《后汉书》本身提供的信息：“东汉光武省钱唐。东汉《郡国志》所载会稽吴郡诸城与前《地理志》合，独不载钱唐。范《序)云：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按：《世祖纪》建武六年并省四百余县，此盖其一也。后百五十年灵帝光和二年封朱雋（儁）为钱唐侯，钱唐之名至此再见。第未知复于何时，史无所考。”

大约200年后，明英宗天顺年间撰成刊行的《明一统志》采纳了《奥地广记》的说法。而再过10多年后明宪宗时的成化《杭州府志》是这样记载的：“自汉省钱唐后，《三国》《晋史（书）》不见，不详复于何时。”

明世宗嘉靖年间撰成刊行的《浙江通志》在记载这件事的同时，对成化《杭州府志》作了批评。它说：“世祖建武六年废钱唐。”“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分天下为十九州，扬州统郡十八。……嘉兴、海盐、盐官、钱唐、富春、桐庐、建德、寿昌八县仍属吴郡。……成化《杭志》云：自汉省钱唐后，《三国》《晋书》不见，不详复于何时。今按：《晋书》原有钱唐，岂作志者偶失考欤？若其复置之年，则诚不得而详矣。”

又10多年后，明神宗时的万历《杭州府志》是这样记规的：“世祖建武六年，废钱唐。灵帝光和二年，封朱雋为钱唐侯，地属侯封，其复不知在何时按：世祖废钱唐后，至此百五十年而钱唐之名再见，中间必有复置月日，史无所考。……窃意朱雋既封钱唐侯，其复必在东汉之世。”它沿袭了咸淳《临安志》的说法，也认为既然已封朱儁为钱唐侯，则钱唐县已经复置了。

明代的嘉靖《仁和县志》仍然采纳了（舆地广记》的钱唐县“东汉省之，晋复置”说，而万历《钱塘县志》则采纳了威淳《临安志》的“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省钱唐，最迟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复置”说。

清圣祖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五年的7年间，依次刊行了《钱塘县志》《浙江通志》《杭州府志》和《仁和县志》。

康熙《钱塘县志》记载：“世祖建武六年省郡县，计省县四百余，钱塘在省中。或云属余杭，或云属盐官。……顺帝永建四年复置钱塘。旧《志)云晋复之，非也。”它提出了两条新的意见：一是东汉世祖建武六年时钱唐县可能被省入了余杭县或者盐官县，二是在汉顺帝永建四年时复置了钱唐县。不过笔者认为“或云属余杭”应该要有佐证，而“或云属盐官”则是错误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盐官县。

康熙《浙江通志》说“东汉建武六年废钱唐”，“后百五十年封朱雋为钱唐侯，地属侯封，其复不详何时。”没有新意。

康熙《杭州府志》说：钱塘，“世祖建武六年省入余杭。灵帝光和二年封朱雋为钱唐侯，属候封。”它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东汉钱唐县“省入余杭县”的历史文献。

康熙《仁和县志》记载：“东汉初，郡国彫耗，并省郡、县，钱唐省入盐官。永建四年以浙江之北为吴郡，复置钱唐，晋不改。旧《志》云晋复之，非也。”它也说复置钱唐县的时间在永建四年分会稽郡置吴题之时，但说“钱唐省入盐官”，不过是跟着《钱塘县志》犯了同样的错误。

因为康熙《钱塘县志》和《杭州府志》都提到了东汉钱唐县“省入余杭县”的事，我们就来看看另一个当事者余杭县是怎么说这件事的。现存最早的《余杭县志》是明万历年间撰成刊行的，可借已残缺不全，其中就缺少了第一卷《建置沿革》。查清康熙十二年撰成的《余杭县志》和康熙二十二年撰成的《余杭县新志》，二《志》的《卷之一 與地志》“沿革”中，都没有提到东汉时期钱唐县“并省”的事。查清嘉庆《余杭县志》，其中倒有一条记载：“钱唐，后汉省入余杭县。后复置。《大清一统志》。按：钱唐省置，史皆失其年，今无可考。”它所说的“钱唐，后汉省入余杭县。后复置”，是依据了清乾隆年间编撰成书的《钦定大清一统志》重修本。该《一统志》有两处记载了这件事，但是有区别。在卷216的《杭州府》“钱塘县”条下说：“秦置钱唐县，属会稽郡。汉为会稽西部都尉治。后汉省入余杭县。吴复置，属吴郡。”在卷217的《杭州府二》“古迹·钱塘故城”条下说：“在今钱塘县西，秦置。……汉为西部都尉治，后汉省。中平二年封朱儁为钱唐侯，盖是时复置也。”因为该书两处说的钱唐县复置时间不一样，嘉庆《余杭县志》便笼统地说“后复置”了。《钦定大清一统志》说钱唐县“后汉省入余杭县”，大概是采纳了康熙《杭州府志》的记载：而说“吴复置，属吴郡”或是采纳了雍正《浙江通志》的记载：“秦始皇置钱唐县，属会稽郡。汉属会稽郡，为西部都尉治。后汉县省。三国吴复置县，属吴郡。”亦或直接采纳了《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历史文献中对封朱儁为钱唐侯的时间也有不同之说，本文不展开讨论，暂且以光和二年为是。

至此，可以把上面的考查分析归纳一下了。总的来说，历史文献对东汉钱唐县“废复”之事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记载了这件事，第二种是没有记载这件事。记载了这件事的历史文献还有诸多说法，梳理如下：1.东汉钱唐县被并省的时间大致有“东汉（或东汉初）”和“光武帝(世祖)建武六年”两说。2.钱唐县或被并入了余杭县。3.钱唐县复置的时间大致有“晋”“三国吴”“最迟于东汉灵帝光和二年”“东汉顺帝永建四年”“东汉之世”“后复置”“不详复于何时”等数说。其实，“三国吴复置”说己有确凿的证据(见前引《三国志·吴书十·程普传》)，“晋复置”说应该可以排除了。又，既然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封朱儁为钱唐侯（见前引《后汉书·朱儁传》)，则说明那时候钱唐县已经复置了，“三国吴复置”说也可以排除了。大概率可以认为钱唐县复置于东汉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