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七年（1074年）苏东坡39岁（这一年在广西临桂任副县长的米芾生了个长子，小名叫虎儿，后来黄庭坚既送印章又送诗给虎儿）。八月苏东坡自杭出发到浮云岭捕蝗，留有诗二首：

（一）

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

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

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余。

（二）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

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浮云岭登山道   图源：富阳日报

两首诗中的一些出典注解可参见蒋增福、夏家鼐先生的《历代诗人咏富阳》，不再赘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东坡先生此时的心情不太好，既怨新法不清平，又欲杀马毁车远尘世，杭倅已三年，个中“推挤”（东坡语）也甚觉疲惫。事实上，后来的“乌台诗案”（乌台，即指御史台。汉朝的时候御史台门前有柏树，树上栖息了许多乌鸦。而御史凭一张嘴吃饭，讲到谁谁就要倒霉，乌鸦嘴，故后人把御史台称为乌台），就把这类诗当作东坡谤讪朝政的证据，那是沈括干的“好事”，我们以后再表。

浮云岭处浙西，原於潜县（今属临安区）与新登县（今属富阳区）交界。《咸淳临安志》记浮云岭“在於潜县南二十五里”，而《新登县志》（道光版、民国版均同）记浮云岭“在县西八十里，高二百五十丈，与於潜分界。路极崎岖，行人病之”。时熙宁七年，江淮一带，蝗虫成灾。“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肃然”。东坡作为父母官，捕蝗、理蝗余（善后赈济）等都是份内事。笔者心里一直嘀咕的是，东坡老先生为何如此不顾劳顿，要到浮云岭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捕蝗呢？用当下的话来说，绩效评估可不怎么样唉。

浮云岭指路牌  图源：富阳日报

当然到浮云岭只是一个点，沿途亦是可以捕蝗的。看来选择浮云岭并由此拟订的线路，或必有东坡的深意。

一是东坡去於潜县看望县令毛国华。毛县令是东坡的师长兼朋友梅尧臣的生前友人。梅是宋诗第一人，又是富阳谢家的女婿。东坡能一“举”成名，梅是伯乐（参见《谢绛研究》）。东坡《诗集》曾记：“梅圣俞诗集中有毛长官者，今於潜令国华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犹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梅尧臣的诗有“送毛秘校罢宣城主薄被荐入补令”等，苏东坡此时作的是《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两首》，毛令即毛国华，方尉即姓方的县尉。

二是浮云岭属於潜富阳交界，旧属富阳龙羊区南安乡。五代时，钱镠（杭城的开国者）曾将南新乡、南安乡两地并作南新场，后又改设南新县（南新县的具体沿革另文再述）。熙宁五年八月，也就是东坡捕蝗之行的前两年，朝廷下令将南新县析为镇，并入新登县。其实南新县就是原吴越国（也就是新登人罗隐辅助过的）的后花苑，类似于清代承德避暑山庄。想来在辖区里有这样的行政变化，东坡必是要实地造访或凭吊胜迹的。固然，登浮云岭后，东坡又到青牛岭多福寺，根据东坡自注，时间是在八月二十五日。多福寺根据明代嘉靖《新登县志》记：在县西七十里青牛岭，唐同光三年建宝福院，宋治平二年改为多福寺。东坡有诗《青牛岭绝高处有小寺人迹罕到》：“暮归走马沙河塘，炉烟袅袅十里香。朝行曳杖青牛岭，崖前咽咽千山静。君勿笑老僧，耳聋唤不闻，百年俱是可怜人。明朝且复城中去，白云却在题诗处。”看来东坡对于南新这个不到一百年历史的小县，内心还是颇有感触的，百年俱是可怜人啊。不然东坡怎会写出《陌上花》这样的诗作呢！真是“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

浮云岭上枫树林  图源：富阳日报

三是八月二十六日到新城。此时“乱山深处长官清”的晁端友长官及子晁补之已调离新城，东坡是来追忆感怀的。有诗“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诗中“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句显然是写与晁氏父子的。虽然此时晁补之尚未有苏门四学士的名份，但惺惺相惜、忘年之交之情已跃然纸上。

于此，这次“捕蝗”之旅就结束了。东坡一行又从万市经於潜返回杭州。为什么不走新登、富阳、杭州线路？一种说法是会见毛县令游西菩寺是在返回途中。

同年九月，东坡卸杭州“倅”，改知密州。原来东坡是知道自己不久将调离北上，这次浮云岭之行不仅是为捕蝗，更是一次告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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