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父亲朱庭祜，字仲翔，江苏川沙龚路人。1895年12月24日生于江苏省川沙县龚路镇，1984年5月4日在浙江杭州去世，享年九十岁。父亲一生从事地质勘查和地质学的教学工作。 
朱庭祜（1895-1984）
我祖父当时在龚路镇上一爿小杂货店中当店员，父亲虽从小天资聪颖、记忆超人，又勤奋好学，但终因家庭贫苦只能让他辗转读了三年私塾旧学就失学了。后在其叔叔的帮助下到上海考上小学，毕业后考入免费的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堂学习二年，因国内战争学校被毁他又遭遇停学。1913年父亲在其堂兄（朱庭祺）的帮助下考入北京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免收学费，三年后由工商部分配工作)，相当于地质专修科，学制三年，受教于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及顾问安特生等名师。该班同学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毕业的有十八人（在中国地质史上俗称十八罗汉）。父亲由此开启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地质生涯。1916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翁文灏、章鸿钊、丁文江；二排左1为叶良辅，右2为朱庭祜。 父亲毕业后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即开始在国内多省进行地质勘查工作，包括煤、铁、磷、钨、锑等矿产的分布情况，并都编制出了地质报告作为国家自然资源的开发指南，特别为龙烟铁矿公司调查作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12月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和龙烟铁矿公司的共同支持下，父亲赴美留学，1922年获威斯康辛大学硕士学位，且去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年在父亲建议下由地质界前辈丁文江发起成立了中国较早的专业技术学会——中国地质学会。1923年夏，父亲接翁文灏所长函电：国库困难已无法支持父亲继续留学，让其代丁文江参加在美举行的国际煤油矿大会，并作“论中国之油田地质”报告后尽快回国工作。由于匆匆回国无奈只能放弃博士学位的攻读。 
留学美国时的父亲 回国后一直在北京、云南、两广、重庆、贵州、安徽和台湾等地任职工作，勘查矿藏，选择水坝坝址，足迹可说踏遍大江南北。先后创办了云南地质调查所和贵州地质调查所并任所长，是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地质系教授。抗战时期，内地海盐来源中断，他在四川研究盐层地质，探明矿藏进行开采，并进一步改进制盐技术，及时解决食盐短缺问题。建国后筹建浙江省地质研究所，兼任地质总局总工程师。他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地质学会名誉理事、浙江地质学会名誉理事长。他参加过新安江水电站的坝址工程地质调查和安徽省治淮工程，还发现了河北省井陉铁矿、云南昆明磷矿、浙江遂昌金矿。他是我国第一个带领地质工作者到西沙群岛进行地质调查的地质学家，填补了我国在这一地区地质工作的空白。父亲一生辛劳，始终奔波在地质勘查第一线，可谓是我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浙大情怀 父亲一生奔波在祖国各地，但生活和工作最久的地方是浙江，一方面我母亲家在杭州，二方面是喜欢浙江。他曾亲自对我说过，浙江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是宜居的地方。自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杭州就成了我家最稳定的根据地。父亲在杭州的工作，除地质调查所之外，就是在浙大教书。龙兴路六号虽是外公出资、外婆营造的三楼木结构房子，但一直是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子居住最温馨的寓所。父亲对浙大的情怀是非常深厚的，先后两次在浙大任教。第一次是1936年，当时父亲在贵州地质调查所任所长，由于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军也大量增兵贵州，贵州政局混乱，父亲感到地质事业无安定的环境实难进行，又恐贵州随时发生战事，就趁贵州省政府改组之机，暂停那里的调查工作，并函托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竺可桢校长好友)，请他帮助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联系，推荐其去浙大任教。父亲于1936年7月间离开贵州 ，到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 
1937年，竺可桢（2排右2）、朱庭祜（2排右1）等摄于杭州北高峰。 父亲在浙大史地系担任的课程有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及水文工程地质学。另外，兼任一年级主任，每学期还需率学生到郊外实习数次。父亲热衷培养人才，很喜欢这份工作。刚刚稳定下来，1937年夏日军进攻上海，杭州屡遭轰炸，浙大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决定西迁办学，9月下旬父亲和20余名教职员工带领一年级新生迁往西天目禅源寺继续开课，后本部和二、三、四年级于11月11日迁至建德梅城办学，年底日寇突破湖州向西逼近，浙大决定继续迁往江西泰和、吉安，父亲和一年级师生携带可运之仪器设备到建德梅城集中待命。 此时我们家已迁往孝丰镇(属浙江安吉县)木橡园亲戚家暂住，父亲怕湖州陷落后，路途会受阻无法再出，就请假越过天目山赶到孝丰，接家到杭州经宁波到奉化肖王庙，准备安置在岳父旧居暂住，自己再赶回浙大。万万没有想到，刚离杭三天，钱江大桥被炸，南北交通中断，一时难以回校。此时日寇长驱直入，江西亦趋不稳，奉化更告危急，父亲曾致函竺校长建议学校迁往贵州，如能同意，父亲可先前往调查适合校址(父亲来浙大前就在贵州工作)，但因战乱久未得复。此时迁重庆的中央大学聘父亲前往任教，同时父亲堂兄朱庭祺也为父亲谋得重庆盐业研究员职务，父亲便决定去重庆任职。赴约前父亲给在浙大的老同学叶良辅教授去函，请其接替父亲的教学任务。1938年4月父亲带全家(母亲、四个儿女，岳母、内弟等14人)赶往重庆，这是一段艰难的跋涉。到重庆盐务总局盐业研究所任职且作中央大学兼职教授，我们在重庆度过了抗战的八个年头，父亲也结束了在浙大第一次任教的经历。  、
朱庭祜（前排站立者）带领学生野外地质考察 抗战胜利之后，台湾回归祖国，1946年1月父亲被派往台湾主持当地盐务局工作，因台语不懂，天气炎热，水土不服，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开展工作，父亲无奈向盐务总局申请调回浙江工作，6月总局同意父亲辞请，父亲得知浙大已东归回杭，父亲十分期望重回浙大任教，不久得竺校长认可，同意聘任父亲为史地系教授，7月父亲就了却心愿，第二次重返浙大任教，直到解放后的五三年院系调整，在浙大任教也长达七年。 父亲第二次重返浙大史地系任教，仍任一年级主任，当时一年级学生已有400多人，父亲负责工程地质、农业地质和野外实测等课程，因校本部(大学路)房舍不够，一年级就迁至华家池新盖的农学院上课。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课余时间他会到本省一些地方去进行地质调查，以增进对浙江地质、矿床方面的了解。1948年父亲除了教学外，竺校长还让他接替谢家玉教授兼任了浙大的总务长。那是一段动荡的日子，为保卫学校维持全校师生的生活和安全，父亲极尽全力为浙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0年7月浙江大学理学院地理系第一届毕业同学与部分师长合影（中排：左1陈述彭，左4林晔，左5丁浩然，左6陈吉余；后排：左1孙鼐，左2朱庭祜，左3李春芬，左4石延汉，左5严钦尚） 解放前夕，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经济上更加恶化，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我在天长小学读书，回家路过龙翔桥就亲眼看见人们“抢米店”，慢一点就什么也没了。浙大素有“民主堡垒”之称，在1947年底抗议于子三被害运动后又掀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抗争游行，大批军警、流氓不断来校抓人、捣乱，浙大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听父亲说那时浙大师生员工已有五千多人，住得又很分散，为了维护学校安全 ，保护学校的图书资料、科研仪器和人员安全以及粮油等生活物资等 ，免遭反动政府垮台时的破坏 ，学校决定形势危急时把全校师生员工、家属全部集中于校本部，组织护校。并成立“安全委员会”(后改为“应变委员会”)，当时几乎所有教授、系主任，都有具体的分工，有关总务方面的事，都由父亲负责。还要负责汽油储备，保证校车的正常行驶，负责粮食 、副食品等储存，供情况危急时需用。当时教育部还下发了一笔“应变费”(因伪币已无价值，提取的是黄金和白银)，除供学校教育科研紧急开支和必要的物质储备外，还包括教职工一个月的薪金，只能按每人原薪折成大米，再将米价折算成银元发给。有的要拿黄金，则将银元再折算成黄金。那段时间父亲常常忙得回不了家。 
1948年竺可桢校长和部分教师在校长办公室前合影，后排左1为朱庭祜(仲翔)。 好在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浙大安然无恙，军管会进驻浙大，父亲也总算长舒一口气。父亲接受了时任浙江省财经委员会负责人汪道涵的嘱托，一面在浙大任教，一面筹设浙江地质调查所，直到全国院系调整，浙大只设工学院，地质系大部分将调往南京大学。1952年父亲奉调华东地质局任总工程师；1953年华东地质局撤销，父亲并入北京地质部；1957年浙江成立地质局，父亲再重回杭州，就再也没离开过。 
1972年朱庭祜（前排右4）全家三代合影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除大哥葆元外(在重庆读完中学，考上上海震旦大学)，都和浙大沾上了边。二哥保昌考上了浙大化学系，1951年在父亲的支持下抗美援朝参军；大姐保莉考进浙大附中，待高中时浙大附中与蕙兰中学合并为杭二中，我和二姐保宁也都就读杭二中，许多老师都来自浙大附中；父亲的表侄李少眉是浙大农学院教授，是吴耕民老先生的学生；我的侄子朱勤也毕业于浙大。浙大的求是精神在我们身上都打下了烙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作者简介：朱保庆，籍贯上海浦东，1939生于四川重庆，高级工程师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