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天助伯伯待人和善、诚恳，关心病人无微不至；他医德高尚、技术精湛，被老浙大师生称作“保护神”。李伯伯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崇敬的榜样，他也让老一辈浙大人难以忘怀。我将一些往事的回忆整理成文，也是对老人的一种缅怀。 
李天助（1911-1997）浙大师生的“保护神” 我父亲王仁东和李天助伯伯是在浙大西迁遵义时相识，那时李伯伯的夫人李妈妈（贺绣君）在浙大附中医务室，李伯伯随孙立人缅甸远征军对日作战，1942年6月李伯伯回湄潭探亲，正赶上湄潭发生疫病、麻疹、百日咳，夺去不少人的生命，病魔正严重地威胁着浙大师生，李伯伯放弃了休息，主动和夫人一起投入了抗疫治病中，免费为浙大师生治病。浙大确实太需要这样兼有医术和医德的医生了，原来浙大的老校医周老先生年事己高，已过退休年龄，浙大也需要一个年富力强的校医来接替。当时李伯伯和远征军一时也断了联系，在竺可桢校长和教授们极力挽留下，李伯伯同意不再返回部队医院，留在浙大医务室工作，家也从湄潭搬到了遵义（当时浙大总部所在地）。李伯伯带领医务室医生，与恶性疟疾、回归热、菌痢、麻疹、肺结核等展开斗争，医药费不足就自制代用药品，自己配制咳嗽用药。当时师生们生活极其艰苦、营养缺乏，多患浮肿病、夜盲症、脚气病，李伯伯就推行食谱疗法，嘱咐食堂多掺吃杂粮、米糠、胡萝卜和野菜，还自己带头上山采野刺梨，给师生们补充维生素，阻遏营养缺乏症的蔓延，还借助简陋的医疗设备，以他精湛的战地医术为师生施行了扁桃体摘除、阑尾切除等多项外科手术，还为女教师接生，他的热情和高明医术受到了浙大师生的称赞。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差一点因出血性麻疹丧命，父母常带我去医务室看病、打针，父亲和李伯伯一见如故，都是热血汉子，性格耿直，抗战观点一致；我妈妈和李妈妈见面也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两家又都是音乐教师沈思岩、杨增慧的好朋友，从那时起我们三家就成了世交，友谊传到下一辈延续至今。1946年浙大准备返回杭州，李伯伯早半年就开始准备途中药品，给每位师生配发小药包，最后又亲自带领一批肺结核病人和重病号离开贵州，直至安全护送到杭州，他被誉为浙大师生的“保护神”。
李天助一家在遵义时期的合影 悬壶济世的好医生 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父亲即由学校公派去美国进修，1946-1949年正处于社会动荡的解放前夕，妈妈一人带着我（4岁）和哥哥（7岁），生活十分艰难，李伯伯一家就成了我们的坚强后盾，我家的医疗保健都是李伯伯承担的，哥哥不小心咬破了温度计、手被黄蜂叮咬需拔去手指甲，刚解放时又患急性阑尾炎要开刀，遇上这样的事，妈妈总是找李伯伯，他热心、有求必应，休息时间也会马上过来就诊，需要住院时会帮忙办好各种手续、找好医生。妈妈曾给我讲起李伯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一件事是1949年5月杭州刚解放，哥哥发高烧请李伯伯来诊断，李伯伯认真细致地检查、并做抬腿等各种动作试验，最后确诊是急性阑尾炎要马上住院开刀，妈妈问他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复杂的检测，李伯伯说“这是要对病人负责，千万马虎不得的”。他说：“ 返回杭州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医务室值班，史地系系主任张其昀的儿子肚子疼来找我，我检查得不够仔细，没有判断出是急性阑尾炎，耽误了病情变成了腹膜炎，幸好后来及时抢救未造成严重后果，给我的教训是深刻的。”一个医生能有如此的自责精神是值得我学习一辈子的。 第二件事是1971年我内侄刚出生就发现右脚先天性畸形，被确诊为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当时各医院医生的建议都是应穿矫正皮靴，但愈后都很难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仍会一瘸一拐。后得知李伯伯在浙医二院坐诊，妈妈陪着我内侄去找他看病，李伯伯站在病人家属的角度，为让病人愈后能像好人一样行走，大胆采取石膏多次矫正的医治方案，即通过多次石膏矫正，让幼儿的畸形骨骼逐步矫正到位，正是得到了李伯伯的精心治疗，才有了内侄后来的健康躯体，没人能看出他出生时患有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可以说是李伯伯改变了他的人生，让我体会到怎样才是一位真正悬壶济世的好医生。
1949年5月，国立浙江大学附属医院护士节全体合影（前排左5为王季午，左6为李天助）。1949年5月，国立浙江大学附属医院护士节全体合影（前排左5为王季午，左6为李天助）。
于子三烈士的见证人 1947年9月29日，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当时浙江学运组织者之一、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并散布谣言说：“于子三是用玻璃刺破喉管自杀的”。竺校长得到于子三死难的噩耗后，随即带李天助医生和顾谷宜等人赶往保安司令部监狱探视，目睹被害惨状，竺校长悲愤交加，顿感体力不支晕了过去。李伯伯给竺校长打了针让他休息，自己仔细地检查了尸体，喉管正中偏左有一个洞，宽约二公分，伤口深一寸半，似为钝器所刺，大血管被割破，但没有大喷血迹象，而是在颈部后侧淌了一大片血，死者手上却没有为大喷血所染。这表明割破血管并非致死的原因，而是在人死后才被割破了血管。他发现在臀部尾椎左上方，有一块紫色皮伤，约铜钱大小，中心部位有一个针孔样的红点，疑是电刑所致，李伯伯肯定于子三之死系他杀而绝非自杀。竺校长得知后，当场严词指责保安司令，并质问于子三致死原因，断然拒绝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一份“于子三于狱中用玻璃自杀身亡”的检验书上签字。并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自杀的。”于是在另一张纸上写上：“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竺可桢 卅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夜十二时”。国民党当局生怕验尸结果被宣扬出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的秘书长雷法章派人通知李天助医生，让他不要随便说话，李伯伯不顾威胁警告，在竺校长的支持下，在全校师生集会上伸张正义，以权威身份向社会各界说出了于子三是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而非“自杀”的事实，李伯伯的证词更加激起了广大师生和市民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痛恨，大家心中的愤怒顿时如火山爆发，极大地推动了浙大学生的民主运动，李伯伯表现出大义凛然的大无畏气概，让世人尊重。
1947年11月1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开幕纪念（前排右中为竺可桢校长夫妇，左中为王季午院长夫妇，右6为李天助副院长）。浙大信念坚定 终圆夙愿 抗战胜利后，李伯伯受竺校长之托，协助传染病专家王季午教授筹建浙江大学医学院，随后浙大医学院成立附属医院，李伯伯兼任副院长。不久朝鲜战事爆发，美军打到鸭绿江边，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1年5月，杭州市酝酿组织志愿医疗手术队赴前线抢救伤员，身为浙大医学院医务主任的李伯伯克服了家中子女幼小的困难，毅然带头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救护队，杭州市各界人民2000余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大儿子李君平在现场为父亲系上了红领巾。当我得知这消息时，我为李伯伯感到骄傲，这是离我最近的祖国最可爱的人，在我心目中李伯伯就是我崇敬的英雄。 李伯伯带领抗美援朝医疗大队第二手术队，到了华东军区第十五野战医院，他们发扬了革命献身精神，日以继夜地工作，共为五次战役2000多名伤员施行了手术，拯救了大批伤员的生命，李伯伯在艰苦的环境下推广了组织疗法、封闭疗法和睡眠疗法等医疗新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志愿军官兵的一致好评，在一年的战地服务中，李伯伯荣获了二等功。但是伤病员的失臂少腿让他有了另一种使命感，回浙医二院后，他就着手组建骨科，要掌握更多新的骨科技术，更好地为骨伤病人服务。六十年代李伯伯又带领医务人员到永康县溪岸人民公社落户，进行巡回医疗，全队完成了1000多例大小手术，矫正了52名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病人，医德有口皆碑，在当地传为佳话。 
1951年6月20日，李天助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远赴朝鲜。在车站，儿子李君平把心爱的红领巾戴在父亲脖子上。 新中国成立后，李伯伯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长期围绕党开展统战工作，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过，在1983年李伯伯得知我父亲突然去世后被浙江省委批准追认为中共党员，他十分欣慰地对妈妈说：“老王死也能瞑目了”。这是他俩共同的政治夙愿，李伯伯是一个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老知识分子，他对共产党的信念和忠心是发自内心的虔诚。他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带我走上一条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知识分子只有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这是我的信念。这个信念我一直没有动摇过，我参加民进，热心于民进工作也是受这一信念支配。现在，我们要更加坚定共产党领导的信念，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做共产党的诤友、战友，为把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而奋斗到底。”李伯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祖国、爱人民，救死扶伤、培养人材。1987年1月，年近八十的李伯伯终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一员，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1991年，李天助与谈家桢等老校友在浙江大学校园相聚（左起：王季午、谈家桢、陈立、李天助、李文铸）。 李伯伯虽离我们而去，但在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却变得更加高大，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浙大人也会永远怀念您！*作者简介：王宽福，浙江大学退休教授，浙江大学1959级化工系校友。 *感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综合档案室提供的部分照片。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