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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松(1902-1983)深厚的师生情谊 浙大在遵义的七年，正是民族灾难深重，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多学生到内地求学，要离乡背井，穿越火线，经济陷入困境，他们举目无亲，无所依靠，只有学校是他们的家，教师、同学就是他们的亲人。我父亲爱生如子，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相互间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同患难，共生死的浓厚感情，令人终生难忘。 
1940年春，王国松教授（前坐凳者）与电机系部分师生在遵义桃花山郊游合影。
当时，战区来的学生生活困难，吃饭大多靠微薄的学校贷金，仅够吃糙饭，和8人共用一碗蔬菜，衣着费用得靠自己设法解决，有些学生几年买不起袜子。当时，老百姓曾戏称大学生是“大鸭蛋”，因为有不少学生袜子的后跟破了一个大洞，脚后跟都裸露在外面，像个大鸭蛋。有的衣衫单薄，难以过冬。有的得了夜盲症，晚间不能学习。因此，父亲要花许多精力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他千方百计争取扩大贷金额度和贷金面，并尽力给学生安排一些刻蜡纸、打字、抄写等工作，让学生勤工俭学，挣些小钱，以解燃眉之急。父亲还在校务会议上竭力主张设立寒衣贷金，帮助学生渡过难关。对于一些特别清寒的学生，自己也常帮助垫交学费，使他们不致中途辍学。
1940年1月，王国松（前左3）与学生留别宜山纪念合影。 父亲读大学时，曾因患伤寒症休学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自学了许多中医知识，颇有心得。当时，内地医疗条件很差，特别西药十分匮乏，给医疗工作带来困难。云贵高原素以盛产药材闻名，遵义有中药材齐全的药店，不仅供应方便而且价格较低廉。父亲常在繁忙的行政、教学工作之余，为同学、员工及家属把脉看病。他能辨证地分析病情，虽然开的药方常常只是简单的几味药，但效果较好，因而蜚声全校。记得有个星期天清晨，李汉清工友奔到大仕阁找父亲，一见面就跪倒在地，流着眼泪说:"王先生，救救命吧！" 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呆了，父亲急忙将他扶起，请他坐下慢慢说。原来是他的孩子患了百日咳，已经发展到咯血，请求父亲给他开张药方。当时，我心中暗想，父亲能治这样重的病人吗?只见父亲详细了解病情后，进入内室独自思考，经反复推敲，开出了一张药方，请工友拿回去试试。孩子服药后，有了好转，转危为安。父亲是博士，“博士”英文为“Doctor”,“医生”的英语译文也是“Doctor”，因此，大家推崇他，说:“Doctor is now a doctor”(博士现在是医生)。虽属趣言，但也可见同事、同学们对他的爱戴和敬重。 
王国松先生 父亲平易近人，乐观开朗，同学们的学术、群众活动，他都参加。1940年春，父亲和杨耀德教授带电力组全体同学到遵义城的附近农村郊游，在一个杏花林中进行座谈、野餐，还照像留念。系里每年的大型活动一般有迎新会和毕业欢送会，全校还经常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有合唱、独唱、话剧等节目。每次开会，父亲带领全家参加，斗室之中，济济一堂，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无形中增加了大家庭的欢乐气氛。春节，在柿花园俱乐部有各种游艺活动，如钓鱼、套环等。还有，沈思岩、杨增慧两位音乐教师组织指挥的新大合唱团，非常活跃。沈先生是声乐教授，杨先生是钢琴家，他们夫妇俩还在新城的播声电影院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其中有自编自请自唱的贵州民歌。父亲虽对音乐不很感兴趣，但他仍带领全家参加，因为他尊重别人的事业，懂得人们的生活中需要各项艺术，它也能鼓舞斗志，陶冶性情，增添生活的朝气和乐趣。 
遵义柿花园一号浙大员工俱乐部 在旧社会，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女生更甚。作为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的他，总在学生毕业前数月，不遗余力地亲自往各处发信，通过他的老同事、老同学和毕业校友，为同学联系符合他们志愿的工作。由于社会上对他的信任和尊重，以及历届毕业同学的求是作风和艰苦努力工作所赢得的好评，浙大电机系毕业生基本上都能得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有的即使一时找不到，他也总是设法再次为他们介绍。在“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要做到这样，是很不简单的事，许多校友为此终生不忘。学生奔赴工作岗位时，父亲总是勉励他们要实事求是，不务虚名，并以“人生应以服务为目的”等格言相赠。在同学们眼中，父亲不仅是一位优秀教师，而且是一位长者和慈父。
1945年，王国松先生（前排左7）与浙大电机系毕业同学留影。正直爱国的精神 浙大民主空气浓厚，当时被誉为“民主堡垒”，这是和竺校长的开明、爱国、正直的政治态度和一贯支持、保护学生运动的实际行动有密切关系的。父亲和竺校长共事了十三年，相知甚深，配合默契。在七年遵义时期，更是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竺校长的重要助手。在遵义，有时竺校长出差时间较长，也曾指定父亲代理校长职务，父亲均能按竺校长制定的方针处理校务，包括不少政治上的问题。父亲一直是一个正直、爱国的人，早年就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发动同学参加罢课、游行和募捐等爱国学生运动，再加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当局对进步教授和学生的镇压迫害，更是教育了他，使他深深痛恨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和政治上的腐败。虽然他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不足，但他始终不肯加入国民党；对于富有正义感的爱国民主教授则倍加赞扬和推颂，并引为知己，对进步的学生则加以保护、支持。 
1941年7月，国立浙江大学第十四届学生毕业摄影纪念（前排右11为竺可桢，右3为王国松）。
贵州与四川相邻，抗战时期，国民党实行特务统治，民主空气受到压抑，言论自由及进步学生运动都被严密控制。费巩先生是浙大政治经济学教授，为人正直，疾恶如仇，能大胆抨击国内的腐败政治，是当时一位比较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但也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父亲和他私交甚深，堪称知己。1940年费巩教授受竺校长的约请，出任浙大训导长，深得学生爱戴和教职员工的敬重。父亲支持他出任训导长，热心推行他提出的导师制和改善学生生活的施政方针。但不到半年，国民党教育部即以其非国民党党员，胁迫其去职，父亲深为不平。1945 年，按规定费教授和父亲两人可以休假一年。费巩应母校复旦大学的邀请，要去重庆北碚举办“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父亲本已应邀去昆明讲学，后因院务、系务工作繁忙，脱不开身，未能成行。在费教授离遵义前的一个星期天，父亲、母亲特地邀请他到大仕阁家中共进午餐，为他饯行。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小楼前的菜园上，菜园里发出温馨的泥土味。十一点左右，费巩伯伯来了，他个子不太高，胖胖的身体，宽宽的额头，温和的目光，显露出他深邃的思维和广博的智慧，父亲特地亲自烧了一只家乡菜——金银蹄。席间，他们两人侃侃而谈，非常亲切。下午，大家互道珍重而别，谁知这竟是永别。 
遵义东门外浙大工学院的实验室 当3月5日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失踪”的消息传来，全校师生为之震惊，父亲更为焦急。各种营救活动，通过不同渠道在进行。蒋介石和美国驻华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不得不下令查找，假惺惺地派美国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沈醉到遵义等地查访，真是贼喊捉贼。他们找浙大教师多人询谈。父亲向他们指出，费教授为人耿直，治学严谨，追求真理，酷爱民主，被称为“品格的支柱”和“道德的力量”，然而这样的教授竟不为国家所容，实难理解。父亲还气愤地说:"在遵义是绝对找不出费巩教授的，要找只有到你们重庆去找"。以后，浙大师生在每年3月5日都要举行“费巩教授怀念会”，学生自治会还通过会议，将《生活壁报》改名为《费巩壁报》，父亲都深表赞同，并发表演讲。三十年之后，浙大举行费巩烈士纪念会，父亲特地为他写了挽联，寄托哀思。
1979年10月，浙江大学举行费巩烈士纪念会。 对进步学生的活动，父亲是持同情和保护态度的。1942 年初，电机学生陈海鸣收到西南联大学生来信，介绍了昆明学生“倒孔”(孔祥熙)游行的情况，并在壁板上张贴了西南联大倒孔的宣传品，引起全校师生的强烈共鸣。1月16日，竺可桢校长得知学生将要游行，劝阻无效后，为保证学生安全，竺校长亲自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父亲和许多教授也加入行列。事后，国民党大肆拘捕和迫害进步学生，教育部下令开除一批学生。电机系学生陈天保将要被拘捕的消息被竺校长和父亲知道后，立即同意他本人要求，先离开遵义，再公布开除通知，实际上是保护他免遭拘捕。 
遵义何家巷3号浙江大学校舍（1942年1月16日，浙大学生“倒孔”游行队伍在此院内集会，竺可桢校长等在台阶上发表讲话） 1945年8月，从电机系也是全校唯一的短波收音机里获悉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全校师生、全市人民连续多天沉浸在胜利的欢腾中。9月4日晚，遵义全城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火炬游行，浙大师生和遵义人民一起，热烈庆祝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们总算把颠沛流离的日子熬到了头，可以重返久别的故乡与亲人团聚了。浙大师生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噙着喜悦的泪花走在长达十里的游行队伍中，高跷、灯笼、彩船、话报剧，五光十色，鞋炮齐鸣，欢声震天。大家唱呀，跳呀，笑呀，尽情享受着胜利的欢乐！ 1946年8月，父亲带领工学院师生和我们家属，随同竺可桢校长的大部队，复员回到杭州。从此告别工作、生活了七年的遵义何家巷、子弹库，告别了湘江之滨的实验室和大仕阁的小家园，也告别了遵义的父老乡亲。但是，浙大在战火中的成长和父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遵义的一草一木，遵义人民的深情厚谊却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头。 
1946年5月，浙江大学师生离别遵义留影（摄于遵义子弹库前）。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