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1127－1206)，字延秀，号诚斋，吉水(今江西吉水)人。绍兴进士，先后在漳州、常州、广东任地方官。宁宗朝，官至宝谟阁学士。其诗初学“江西诗派”，后吸取民歌精华，选用口语俗语入诗，创造了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的“诚斋体”。他因老家是江西，往返京城多取道桐庐，所以游富春江和桐庐的次数比较多，留有歌咏桐庐的诗11首。

从杨万里现存诗作看，他到桐庐游富春江，第一次是在淳熙元年(1174)。那一年，他出知漳州，坐船从龙山出发，暮宿桐庐。其《甲午出知漳州，晚发船龙山，暮宿桐庐二首》其一云：

一席清风万壑云，

送将华发得归身。

海潮也怯桐江净，

不遣涛头过富春。

浙江之潮，无论早潮晚汐，都是逆江上涌，在富阳以下，潮涨时江水变咸，富阳以上却影响不大。因海潮奔涌而来，行百余里，至富阳界，已是强弩之末；再上行就是桐庐境内桐江界了，潮头不得上行，于是倒流而回。诗人用“海潮也怯桐江净，不遣涛头过富春”两句，说是因桐江水太清澈明净而胆怯，将富春江涌潮这种自然现象神化了。

第二天，他沿江而上，到钓台拜谒严先生，又写了题为《钓台》的诗：

钓台三千丈，将何作钓丝?

肯离山水窟，去作帝王师。

表面上是对严子陵在高台上能否垂纶提出疑问，而其实是对当时不少当朝官员面对金人入侵置之不顾，而以“高蹈”自命的情况，委婉地提出批评。

第二次是淳熙五年(1178)，他在常州任上，也来过桐庐，游过富春江，登过严子陵钓台。他写了一首《读严子陵传》诗：

客星何补汉中兴？

空有清风冷似冰。

早遣阿瞒移汉鼎，

人间何处有严陵。

这首诗粗粗读来，似乎不满严子陵之所为，其实不然。周汝昌先生对此诗评论说：“严光鄙夷刘秀做皇帝，坚决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隐居老死，本无可指摘，历来诗人题严陵钓台，多是备极景仰，在当时论来也用不着非议。作者却这样不赞成，并非是诗家好作‘翻案’诗，以立异声耸听的意思，实是结合当时国家危急存亡之际，竟有一班士大夫忍心置国事不闻不问，以‘高蹈’自命的情况，而加以尖锐讽刺。犹如说：‘若国家都亡了，看你们这般高人还往哪里隐居垂钓去？’……并不是真有所不满于汉代严光的意思。”

第三次是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杨万里在做京官时，又来游过一次富春江。他从杭州坐船出发向桐庐而来。船经富春江南岸柴埠，诗人见这里泥沙淤塞，沙滩增大增多，忧心忡忡地写了一首《柴埠滩》诗：

江阔水不聚，分为三五滩。

小沙已成洲，大沙已成山。

从此洲愈多，安得水更宽。

忆从严陵归，水落不能湍。

今兹过吾舟，念昔犹胆寒。

这位远离桐庐千里之外，又不在桐庐为官的江西人，却担心富春江日后会被泥沙淤塞。这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为他人他地着想的负责精神。

船至桐庐城，诗人见了这水碧山青画不如的县治周围景色，情不自禁地又赋诗《舟过桐庐二首》称赞道：

其一

潇洒桐庐县，寒江缭一湾。

朱楼隔绿柳，白塔映青山。

稚子排窗出，舟人买菜还。

峰回好亭子，不得一跻攀。

其二

 后面山无数，南头柳更多。

人家逼江岸，屋柱入沧波。

老去频经此，重来更几何。

牛山动悲感，曾待板舆过。

这二首诗，从写作时间和写景内容都可看出，写的是桐庐城。第一首写出了船上所见的县城概貌和标志性建筑，并通过几个特写镜头反映市民生活。第二首先写景后抒情，写景直观、形象又传神；抒情时为什么“牛山动悲感”呢？关于牛山，有个典故：春秋时期，齐景公游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而死乎？”典故中的牛山在今山东淄博市，与杨万里所到的桐庐牛山相去甚远，但因名称相同，也不免让诗人产生联想，感到自己已年老体衰，这次游后，下次不知能否重来，难免哀人生短暂之叹。

紧接着，船到了漏港滩。漏港滩又称溜江滩、漏江滩，在七里滩之下，有上下两滩，江水经过这里的时候，湍急下泻，如水之漏注，所以又称“漏江滩”。三国吴黄武年间及隋朝仁寿年间，桐庐县治曾两度设在这里。唐武德四年(621)还设过严州府治，是古代桐庐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要道。诗人到此游览，有一种怀顾之意。他写的《漏港滩》诗道：

此去严州只半程，

一江分作二江横。

忽惊洲背青山下，

却有桅樯地上行。

这首诗一是说桐庐地处去严州的中间地段，江面因漏港滩分隔而成为两条。船行南江，会惊奇地看到，滩的背后，有船的桅杆在陆地上行进一样。

杨万里三到桐庐，每次都留下诗作，可以说是一路游来一路诗，为桐庐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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