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作为我国八大古都之一，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夏商越文化的兴起，两周时期吴、越文化的交互碰撞，秦汉六朝钱塘城邑的日渐崛起，隋唐东南名郡的繁荣富庶，五代时期吴越国都的安居一方，宋室南渡后都城临安的兴盛发达……无不发生在杭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为后人留存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而陶瓷作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上出现时间早、应用范围广、影响深远的伟大发明之一，自夏商时期便参与进杭州的历史进程当中，其从古朴拙稚的原始瓷、早期青瓷，到斐然清润的秘色越器，再到古典雅致的官窑、龙泉窑青瓷的每次重大变化，均映射着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变迁。将杭州置于中国陶瓷，尤其是青瓷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下，可见其在主流瓷业生产与消费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浙江境内出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生产规模大、且数量众多的原始瓷窑址的发现，为支撑浙江是瓷器的起源地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发现的原始瓷窑址数量190多处，集中分布于浙江北部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以瓢山、南山、火烧山、亭子桥为代表的一众窑址构筑起了夏商至两周时期原始瓷从起源至兴盛再至有所衰落的完整发展序列。而在杭州境内，即钱塘江南岸的浦阳江流域和杭州北郊的苕溪流域，在夏商之际已有窑址分布，以萧山仙桃山和杭州小岭坞两窑址为代表，主要生产印纹硬陶器，少量带釉、处于瓷器起源阶段的产品。这一时期属于中国制瓷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杭州即已积极参与其中。至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随着政权变动和窑业技术的拓展，浦阳江流域的萧山茅湾里及周边地区迅速发展成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窑址群之外最重要的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生产中心，该窑业生产中心以前山、安山诸窑址为代表，同时烧造大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

就原始瓷的出现与发展来看，当与越文化的兴起及越国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浙江北部尤其是东苕溪流域，自经历了高度发达的良渚文明之后，似乎步入了钱山漾文化的低谷，而下菰城夏商城址及一众大中小遗址、原始瓷窑址及土墩墓的确定，为探讨该区域再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南山窑址为代表，主要生产原始瓷的青山片区窑址群距离下菰城址仅数千米，其产品除日常用器外，还包括高质量的礼制用器，可普遍见于下菰城及周边遗址中，当为伴随环太湖地区社会再次复杂化而出现的显赫物品。安阳殷墟等地出土的部分原始瓷器亦或为该窑址群所烧，作为越族对中原的纳贡或其他形式的交流所输出的高等级物品而存在。伴随着窑业技术的成熟，原始瓷在西周早期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并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和战国早期，先后迎来了两个发展高峰，这一发展脉络与同期越文化或越国的政权实力的兴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中春秋中晚期原始瓷发展上的衰落，即与吴文化的自宁镇地区向太湖地区南下扩张、越文化的往南退缩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太湖南岸东苕溪流域的原始瓷生产中心便成为吴、越冲突和对峙的重要地段，越国政权实力的大为削弱且对这一地区失去完全控制力，作为越文化显赫物品并依托政权实力的原始瓷生产便受到严重影响。这一影响在产品面貌上即体现为器类单一、造型装饰简单，且礼器数量少，在窑址分布上，则表现为窑址朝山林腹地的迁移以及向钱塘江南岸的萧山等地区的拓展。茅湾里窑址群即应是在上述情况下所开辟的新窑场，其创烧年代大致为春秋中晚期，主要烧造碗、盘、碟、钵等日用器，并随着战国早期越国国力的强盛，成为这一时期全国最重要的两大窑场之一，分布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直至楚“大败越，杀王无疆”而随越国的衰亡趋于沉寂。由此可见，杭州萧山地区自春秋时期便作为原始瓷窑业生产的重要分布区域，见证了越国由衰落到繁盛再至消亡的过程，在越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留下虽不浓墨重彩但仍意义非凡的一笔。

进入秦汉时期，烧造原始瓷的窑址仍主要分布在浙江地区，集中在东苕溪畔和曹娥江畔两个区域。前者以杭州余杭的良渚地区及湖州德清的下渚湖沿岸目前所见窑址最多，包括余杭坑门水库、茶山湾、东馒头山、德清上诸山、荷花塘等一众窑址；后者则位于绍兴上虞境内，目前已发现几十处该时期的窑址，并在东汉中晚期秦汉原始瓷于该区域的小仙坛窑址群率先发展为成熟青瓷器。值得注意的是，秦汉原始瓷的面貌较战国早中期的鼎盛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是釉层不均，不见施釉线的落灰釉成为主流施釉方式，二是仿铜礼器的鼎、盒、壶、罐、薰等新器型大量出现。这一现象的发生当与战国晚期秦文化的强势崛起，及秦始皇一统六国存在密切联系。经历楚败越和越国最终为秦所灭，越地原始瓷的生产受到严重冲击，一方面随着原始瓷的衰落，战国中晚期落灰釉特征出现，并延续至秦汉时期；另一方面，秦文化往东南地区的扩张，当为原始瓷生产带来了新的审美取向和窑业技术，而致使窑业面貌发生重大转变。在秦汉这一原始瓷向成熟青瓷过渡的时期，杭州以持续的窑业生产和兴盛的陶瓷器消费参与进了这一历史进程。秦统一六国，于今杭州设钱塘、余杭两县，隶属会稽郡。至西汉，钱塘一度成为会稽郡西部尉治所在地，地位已逐渐显要。体现在陶瓷考古上，除上述已提及的余杭良渚地区的窑业生产外，杭州余杭七里亭、中泰百亩地、星桥马家山、里山、凤凰山、萧山溪头黄、东蜀山等多处秦汉墓群出土了丰富的秦汉原始瓷，杭州至此已成为浙江地区重要的陶瓷消费地，为研究浙江地区秦汉陶瓷器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宝贵材料。

伴随西汉末年的乱局，黄河中下游的经济遭受破坏，大量人口南迁，东南地区人口增多，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至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吴会分治，会稽郡基本以今钱塘江为界析为吴郡和会稽郡，山阴、上虞等越文化中心地重新成为浙东首府。在此背景下，东汉以来原始瓷得到快速发展，并于上虞曹娥江流域发展为成熟青瓷，目前该区域多个窑业类型的发现已可搭建起完整的成熟青瓷起源与发展过程。依托东汉、六朝时期政治相对安定、经济得到发展，且水路交通便利的社会环境，早期越窑得以繁荣发展，在整个宁绍平原均见分布，包括上虞、绍兴、宁波、慈溪、奉化等地。

萧山的永兴河流域在这一时期亦有少量的东汉成熟青瓷窑址分布，是成熟青瓷起源的积极参与者。

进入三国东吴时期，杭州一带仍称为钱塘县，但已为吴郡都尉治，至梁太清三年（549）升为临安郡，并于陈后主祯明元年（587）改置钱塘郡，辖钱塘、富阳、於潜、新城四县。由此可见，六朝时期，杭州政治、经济应已得到长足发展。体现在陶瓷发展史上，萧山地区永兴河流域窑址规模进一步扩大，包括上董窑、石盖窑、戴家山窑等，并进一步向钱塘江北岸的良渚地区扩张，出现茶山湾等窑址，虽并非中心窑址群，但仍出土有较高质量的早期青瓷，不断推进着越窑的发展历程。多座六朝墓葬及杭州各个区县古代遗址中亦出土有数量众多、器类丰富、制作精美的六朝越窑瓷器，足见杭州当为此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地之一及重要消费地。

除越窑这一主流青瓷窑场外，分布在浙江北部，集中于湖州德清、杭州余杭等地区的德清窑于东晋南朝时期快速发展，虽然产品仍旧以青瓷为主，但其黑釉的创烧与化妆土的发明，作为独立于越窑之外的创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杭州地区的德清窑址数量，远超过作为命名地的德清地区，包括大陆果园、东馒头山、西馒头山、石马㘰、窑顶上等系列窑址群，在东晋南朝时期的制瓷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杭州在汉六朝时期虽未处于瓷业生产的中心区域，但仍以持续可见的瓷窑址参与进原始瓷向成熟青瓷过渡及早期越窑的发展历程之中，并作为德清窑的重要分布区域，创新胎、釉等制瓷技术，大大丰富了浙江乃至全国的瓷业面貌。此外，随着秦朝设县，南朝设郡，杭州在政治经济发展下陶瓷消费亦尤为兴盛，墓葬、遗址中出土瓷器数量与质量均居于东南地区前列。

如果说汉六朝时期，杭州积极参与进了浙江陶瓷发展历程，那么晚唐五代时期，杭州作为东南名郡，乃至吴越国都，便开始引领陶瓷的生产与消费潮流，见证了越窑青瓷走向发展的一次顶峰。

经历汉六朝的发展，隋至初唐的沉寂，伴随着人口的南迁，中原政权对南方经营力度的加大，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日渐上升，盛唐开始，在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带，逐渐开始形成新的大规模窑场与窑业中心，即为大众所熟知的“越窑”或“上林湖越窑”，其青瓷产品也随南北交流而进入了全国流通网络，成为中华文明主流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如果说经济的发展以丰厚的物质基础助力上林湖越窑的腾飞，魏晋以来融合儒、佛、道的“士大夫”的知识力量和精神需求则无形中影响着越窑青瓷的艺术取向，造型端秀，质感清润，釉色“类玉类冰”的越瓷承载着深厚的华夏文化情结，在晚唐五代飞跃为秘色越器，引领着自此之后中华文脉中清雅含蓄的青瓷风格。晚唐地方割据使得江南的资源开发达到极致，使用瓷质匣钵装烧的秘色瓷以极为端巧之造型、莹润之釉色，和一器难求的珍稀，成为进奉宫廷的贡品和文人雅士歌咏赞美的对象。“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吴绢、丹沙、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史书所载的越州土贡，在文人笔下则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的姿态不断扩大着影响力。吴越政权自晚唐兴起，至钱镠称吴越王定都杭州以来，以较为稳定的政局为瓷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环境，而其庞大的自身消费和外交输出的需求则在不断推动着越窑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早期的鼎盛发展。

由此，杭州第一次站上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巅峰，他不仅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消费地，同时也是这些产品的设计者、生产的引领者与文化的创新者。珍稀的秘色瓷一方面作为本土特色，供应吴越国上层自身大量使用，集中见于钱宽水邱氏夫妇墓、钱元瓘墓、钱元玩墓、康陵、苏州七子山墓等一众钱氏家族墓中，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势力维持政权的润滑剂，同丝绸、茶叶、金银细软被源源不断地进贡至中原王朝，为《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会要辑稿》等史料文献大量记载。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釉下褐彩秘色瓷罂、秘色瓷香薰、油灯，杭州市郊钱元瓘墓出土的秘色瓷浮雕盘口壶，康陵出土的秘色瓷执壶、套盒等，均为过往越瓷中所不见；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的多件镶金、银釦白瓷，亦极少见于江南地区。由此可见，杭州作为吴越国都，当为该时期最重要的消费地，见证了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在唐宋之际达到了新的巅峰。此外，钱宽水邱氏墓中大量高档白瓷的出土，说明吴越国不仅是青瓷生产与消费的引领者，同时亦是唐代南青北白格局中高档白瓷的重要消费者，影响着全国的窑业生产。

历经吴越政权愈发精巧的越器贡奉，至北宋初年，宋廷以更大的主动性介入了越窑的瓷器生产，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陈康肃公“案行窑所”均为北宋曾置官监窑的重要佐证。北宋中晚期以后，随着王安石变法下政府采买制度的变革，官方用青瓷器中也不再唯越窑一枝独秀，河南汝窑、陕西耀州窑、浙南龙泉窑等诸窑蓬勃兴起，且以“汝窑为魁”。北宋晚期，京师自置官窑出现，不少学者多将汝窑视为北宋官窑。汝窑天青釉类瓷器的创烧，突破了过去由越窑所开创的透明薄釉传统，以“汁水莹润，厚若堆脂”的纯正釉色将中国青瓷技术与审美推向了温润如玉的新阶段。虽汝窑是否为北宋官窑，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定论，但其开创的制瓷技术和青瓷审美伴随着宋室南渡，在南宋官窑与龙泉窑中大放异彩。“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为世所珍”的南宋官窑器，承袭唐宋以来秘色越器、汝窑天青釉瓷等最高档青瓷产品极少雕琢、凭借造型和釉色取胜、追求类玉类冰的美学传统，以敦厚典雅之品质和极致的玉质感，将类玉青瓷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而这一成就的达成，在瓷业技术不断积累和创新的背后，依托的是宋朝士大夫地位的普遍提升及其所引领的主流义理哲学。

宋代或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文人气质最为鲜明的一个王朝，自宋太祖解除武将兵权，加上晚唐五代世袭贵族的消失，以科举入仕的文士集团成为宋代管理层的中坚力量，政、学兼收并蓄，皇权、官僚结合共施统治成为宋代特色。一方面，士大夫阶层的学术底色亦使王朝政治发展有深厚的儒学支撑，而在宋代掀起了通过恢复、再现“三代礼制”以求加强统治的复古运动；另一方面，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担当，催发着自我意识与主体精神的再崛起，使个人修行的追求达到极致，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笑、一物一景皆关乎涵养境界。在此种文化背景下，曾作为宋代宫廷用瓷的汝窑、官窑及龙泉窑青瓷，无不以端正凝重之造型、莹润典雅之釉色作为产品的最高生产标准。就造型的达成而言，《三礼图》《宣和博古图》等古器图录提供了仿古形制，汝窑、南宋官窑中“澄泥为范”的陶范成型则为繁缛纹饰及薄胎修整提供技术支撑；就釉色的达成而言，汝窑以“玛瑙末为釉”，南宋官窑则通过加入紫金土改进胎土配方，在胎体变薄的基础上运用多次施釉的厚釉技术。由此可见，南宋官窑与汝窑之间存在密切的延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南宋绍兴初年的越窑低岭头类型的产品，其釉面呈天青色，且乳浊失透，不同于传统越窑，而与汝窑十分接近，部分器物上亦可见二元配方和多次上釉技术的运用。类似的，近年来龙泉大窑岙底出土有乳浊釉产品的绍兴十三年（1143）地层发现，为探讨龙泉窑与南宋官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依据，南宋早期的越窑和龙泉窑应在南宋官窑承接汝窑瓷业技术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起下的过渡作用。无论是越窑和龙泉窑乳浊釉产品的出现，还是南宋官窑的创烧，都应是南宋都城上层社会追求复古雅致审美下所指导和引领的瓷器生产。但此时的越窑已是遗风余续，而南宋官窑、龙泉窑以粉青厚釉青瓷独树一帜的风格，在此后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青瓷生产发展到后期阶段的杰出代表，引领风骚近千年。

南宋建炎三年（1129），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作为南宋都城的百余年，杭州可谓是以生产地和消费地的双重属性引领了宋元时期最高端制瓷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杭州市区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老虎洞官窑的先后发掘，获得了丰富的遗迹和大量的瓷器实物资料，为学界真正认识南宋官窑的产品特征、工艺水平、技术来源等提供了全新材料，是我国陶瓷考古史上的一项重要突破。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处官窑南宋地层下均发现了越窑系青瓷产品，无论该类器物是官窑建窑之前的越窑所生产，还是仅为官窑瓷业生产的参考样本，都为探讨越窑和南宋官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就消费地陶瓷考古而言，原杭州东南化工厂厂址出土越窑、定窑、建窑、汝窑等多个窑口质量上乘的瓷片，以越窑青瓷、定窑白瓷数量最多，为认识宋室南迁、官窑制度尚待重建背景下南宋早期宫廷用瓷面貌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材料。及至南宋政权稳定，经济恢复，临安城内南宋官窑建立，浙江地区龙泉窑蓬勃发展，宋金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榷场贸易关系，临安城依托作为都城的政治地位，得以汇集此时期等级最高、质量最优的瓷器产品，其瓷器消费面貌也通过杭州临安城考古取得系列重要成果而愈发清晰。根据太庙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临安府治遗址、临安城御街遗址公布的材料来看，青瓷以龙泉窑数量最巨，南宋官窑亦占据一定比例；白瓷则以定窑数量为多，且出土数量在整个南宋境内出土的定窑器中占据绝对优势；青白瓷则以湖田窑占比最高。除瓷器外，杭州地区考古发掘和建筑工地陆续出土的陶质祭器残片，形制仿古，胎质细密，装饰繁复，甚至部分陶器器表可见髹漆痕迹，“极其精制，制颇近古”，为深入研究官方陶质祭器的制作和使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当今人谈及宋韵之风，义理儒学之兴起、学校教育之发展、文学艺术之繁荣，端庄典雅、唯美含蓄的宋瓷或为宋韵在物质文化上留下的最贴切的注解。而杭州临安城作为南宋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以皇家宫廷、文人士族的礼制需求和审美倾向，引领着瓷器的生产与消费，终在南宋官窑和龙泉窑之上达成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尤为难得的是，龙泉窑形成了庞大的窑业系统，遍及浙江丽水、金华、衢州、温州多个县市，并且远及福建、江西、两广甚至贵州一带，这一窑业技术的大为传播揭示着端庄雅致的审美取向已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当一种潮流不再局限于上层社会，而掀起全民风潮，其便真正形成了时代之风韵。

官窑青瓷、龙泉窑青瓷所代表的温润如玉、雅致复古的艺术审美无疑为宋韵之主流，除此之外，临安天目窑则以青白瓷、酱釉瓷、黑釉瓷多样器类，刻、划、印、点彩多种装饰手法，花草、禽鱼、线条、文字等多种装饰题材，丰富着宋瓷的时代面貌。其所代表的民间窑场对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等大型窑场的模仿能力和自身的创造力，呈现了宋韵内涵之多样，亦诠释了南宋临安城的陶瓷生产可囊括皇家士族及普罗大众的兼容并蓄。

纵观杭州的陶瓷生产与消费，几乎参与了我国古代陶瓷、尤其是青瓷的整个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陶瓷史上多次重大的改变与突破。而这一成就的达成，一方面依托所属浙江地区为瓷器的故乡，东苕溪流域、曹娥江流域、上林湖一带等历代中心窑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使得同样具备自然资源的杭州地区的瓷业生产紧跟浙江进程；另一方面，杭州先后作为东南名郡、吴越国都、南宋都城，在上层统治者物质需求下以强有力的主动性引领着瓷器的生产与消费，创造了越窑、官窑、乃至龙泉窑的最高制瓷水平和产品面貌，并作为高档瓷器的消费地，影响着全国的瓷业生产。杭州地区所见陶瓷器当为最重要的物质文化遗存之一，随考古工作不断地呈现新的信息，为中国陶瓷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实物材料，并讲述着陶瓷发展背后杭州乃至全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