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立大学始于汉代，名曰太学，隋以后改称为国子监，而国学或太学之名亦所通用。两宋为中国教育史上极光荣之时期，汴京（即开封）太学前有范文正公之订立学规，振起学风，后有王荆公之改革学制，扩充学额，在公元11世纪时，固已规模大定。南宋在政治上承北宋之系统，其大学亦可视为汴学之南迁。高宗绍兴八年（1138），定都杭州，十二年筹备国学，次年成立，即公元1143年，至少帝德祐二年（1276）宋亡，太学遂废，前后共经134年。

南宋太学系就岳飞第宅为之。按绍兴十年（1140）岳飞有朱仙镇之捷，同年奉诏班师，次年九月飞下狱，十一月宋金和议成，十二月杀岳飞，并籍没其家产。至孝宗即位，赐谥武穆，宁宗时追封鄂王。岳王故宅即太学地址，在纪家桥东，前洋街北，规模宏阔，舍宇壮丽。宋亡学废，改为西湖书院。明时徙书院于孤山，又称孤山书院，太学旧址改为浙江按察使署，清代仍之。前洋街即今之法院路与性存路，纪家桥今曰风波桥，故现今浙江高等法院附近之地，即为南宋太学所在。太学之后曰车桥，今仍有大小车桥之名。

太学建筑分三部分，中部为办公处，有崇化堂、首善阁等，讲堂凡四所；西部为孔子庙，大成殿后有石经阁，藏高宗御书石经；东部为学生宿舍，分二十斋，前有射圃，犹今之体育场，东南隅有岳王庙。各斋学生常择前辈同学著有成绩者题名壁间，以资感兴。如杨简曾住循理斋，王十朋曾住果行斋等是。太学校舍几经变迁，今已不可复见。御书石经后亦移置杭州府学，即今杭州师范，现尚存八十余石，为南宋太学仅存之故物，此项石经一部分为高宗吴皇后所书。唯岳王庙中之井今尚存遗迹（相传岳飞被害时，有女尚幼，挟银瓶投井而死，世传银瓶井），凡经过性存路者皆可见之。

南宋太学位置

王荆公变法，欲以学校养士代科举养土，故增广大学生之额，创设三会升试之制。三舍者，初入学曰外舍，由外舍升内舍，由内舍升上舍。外舍一年，内舍二年，上舍二年，可称五年制。但事实上因考试甚为严格，能升级者仅居少数，宋制二十以上入太学，学生往往有在学九年者，甚至有十五年者。当时学规凡在学九年不归省侍者，则斥而出之。南宋理宗朝宰相郑清之，曾在太学十五年，殊因滞无聊云。“十年壁水，一几明窗”为大学生自嘲之语。宋代三舍制度，元明以降皆沿用之，元称六斋，明称六堂，但学生升补之法仍旧，是为变相的三舍。

以现代眼光而论，南宋太学仅可称为文科大学，而含有一部分法科性质。在北宋晚期，虽曾先后设置律学、算学、画学、医学等科，但至南宋时，仍自太学分出，合并于专门研究机关，如算学并入太史局，医学并入太医局等是。南宋又设武学，在太学之东，亦在今法院路北首，其性质如今之中央军官学校，教养之法依太学例。学生得量给队伍，以资肄习，其校长由太学校长兼任之。又有所谓宗学者，所以优待皇族，亦仿太学办理。

当时太学校长名曰祭酒，其下设司业与丞，犹今之教务长与秘书。教授十人，名曰博士，按博士本为秦代官名，掌通古今，汉以后皆以博士为太学教授之称号，宋时于州学置教授，是当时教授资格，犹今之中学教员。此外有学录、学正各五人，犹今之副教授或讲师；学谕二十人，犹今之助教，皆由上舍生成绩优异者升充之。至于教务方面之职员，当时称为职事学录，训育方面之职员，当时称为直学；又有医官二人，以为坐斋诸生缓急治疗之备。学生所住之二十斋，每斋设斋长、月谕各一人，掌表率斋生，凡不守规则者纠以斋规，并月考斋生艺（操行与学业）著于籍，其用意与近人所倡之导师制颇相似。

太学生之名额，在北宋徽宗崇宁年间，曾达三千八百人。南宋开国之初，因经费关系，减为三百人。学生日供饮膳，为礼甚丰，平均每一学生国家所费约为十贯（每贯千钱）。至南宋中叶，名额增至一千七百余人，其中上舍生三十人，内舍生二百人，外舍生一千四百人。另有国子生八十人，此为高级长官子弟，可称为特别生。隋唐时国子生人数甚多，故有国子监之名，其后逐渐减少，成为平民式之太学。太学投考学生殊为踊跃，高宗朝第一次招生，四方来者几六千人，即二十人取一人。宁宗嘉泰三年（1203）投考者达三万七千人，分三处考试。至于太学生之来源，自宋庆历以后，内自京师、外至郡县皆有学校，县学生选考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太学入学考试在春秋两季，天气平和，无触冒炎暑之患。其力不能进太学，或入学考试不及格者，别有科举出身之途，中国古来科举制度，实为清寒士子进取之捷径。

太学学规定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即史所谓“庆历兴学”。时范文正公为相，诏下湖州取胡瑗之法著为太学令。胡瑗字翼之，江苏如皋人，世称安定先生，为文正公老友，曾任苏、湖二州学教授，教法切实，学风整伤，名闻于时，后应文正公之聘，主讲太学十余年。安定先生教法，一为注意办事，如就边防、水利等，令学生分组讲习，使习其通达治体，适于使用。其讲述经义时，常引当代事实以说明之。二为注意游历，前任湖州学教授时，曾率学生至潼关，览太华、黄河之胜，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可想见其旨趣。三为注意修养，常令学生习射投壶，每考试既罢，则歌诗奏乐，至夜乃散。四为注意修饰，太学生衣服容止，往往相类，其一种纯厚和易之气，使人一望可知其为太学生。而其最主要之点，即一切教法皆“以身先之”，即以身作则。安定先生以嘉祐四年（1059）因病南归，卒于杭州。《宋元学案》以安定先生列于第一人，其学术上之地位如此，大教育家之教泽，其影响于后代太学者，自不待言。

宋代学者如程伊川、叶水心等，皆身在太学任教职，而有不满于太学之议论。谓“校正分数之毫厘，以为终身之利害”。对于积分升补之法，甚为反对。但宋代计算分数之法，有与今日不同者，即德行、学业同样注重。太学管制甚严，有五等之罚，轻则不许出入，重则开除，不与士齿。当时以八分为优等，分之下以厘计，犹今之八十分。凡德行、学业俱列优等是为上等，一优一平者为中等，余为下等。德行由每斋斋长月谕按月书之，谓之月书，至学业则由季考及岁试定之。岁试分三场，六经、论语、孟子总为一场，诗赋次之，史论、时务策又次之。上舍卒业，上等由皇上召见后命以官，其成绩最优者依科举出身之状元体例，积为释褐状元。中等免礼科试，其地位与进士等。下等免解，可不经乡试手续，直接应进士考试。中国古来养士原欲供国家之用，政治教育息息相通，有从消极方面批评太学者，谓“士子游学非图哺啜以给朝为，则假衣冠以诳流俗”。又谓“其奔走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此即目前所谓文凭主义。但吾人回顾宋代学术之盛，尤其所产生教育家之多，自不敢以局部现象概论全体。

南宋学术可大别为朱、陆、吕三大派，试分述其与太字之关系。晦翁（朱熹）之学上承伊川（程颐），即世所称程朱理学，观其传授之经过，即可见理学与太学渊源之深。方安定先生在汴京讲学时，伊川正在太学读书。龟山先生（杨时）受业于伊川，在北宋末期太学潮之后，任为太学校长。龟山享年甚高，渡江以后推为老宿，南宋太学初立时，定学规之司业名高闶（字抑崇，鄞县人）即龟山之弟子在汴都太学毕业者。高氏即因龟山延誉得任教务长之职。龟山之学一传于罗从彦，再传于李侗，三传而为朱子，朱子本人虽与太学无直接关系，但于太学教育极有贡献。自伊川先生令学者先看太学，视为学者入德之门，至朱子始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二篇特行提出，编为四书，四书之名以《大学》为首，时在孝宗淳熙年间。古代太学教育之宗旨，得朱子而充分发挥。象山兄弟（陆九龄、九渊）皆曾在太学任讲师，其四大弟子称为明州四先生（舒璘奉化人、沈焕镇海人、袁燮鄞县人、杨简慈溪人），皆曾在太学肄业，后袁燮任太学校长，杨简任教授。象山心学得四先生而益彰，慈湖（杨简）昌明之功尤多。东莱先生（吕祖谦，金华人）曾任太学教授，其学注重文献与当代政治问题，与之同调者有金华及温州学者多人，称为金华永嘉学派；永嘉派之代表如叶水心，曾任太学教务长（司业）。此外，如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其父与从兄皆从太学游学而归。要之，一代大师莫不直接间接与太学有关系。

我国古代无报馆，唯太学生敢于代表民意，“伏阙上书”。我国古代无政党，唯太学生有时公然与宰相挑战，自居于反对党之地位。此实政治史上之妙用，有未可忽视者。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等请诛六贼（蔡京等），用李纲，军民不期而集数万人，为历史上著名之学潮。南宋时代亦屡因外交问题引起学潮，如秦桧死，主战之论再起，秦党汤思退执政，为太学生张观等所攻去。高宗勉从太学生之请，召陈俊卿为相。南宋晚期，边事吃紧，学潮尤盛，动以扫学（即罢课）要挟朝廷，宰相屡为学生反对而去职，其权几与人主抗衡。虽当局未始不欲加以压力，奈学生团结愈坚，最后胜利仍属太学。学潮当然有流弊，如由外交问题而攻击个人，以致少数败类反为私人所利用，破坏学府名誉，颇为史家所诟病。陆放翁诗云：“往岁淮边虏未归，诸生合疏论危机。人材衰靡方当虑，士气峥嵘未可非。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此可代表一般公正之士对于学潮之观感。

南宋太学之另一贡献，为印刷出版事业。五代时冯道为相，始在国子监刻书，称为监本，两宋仍之。我国古籍印刷之精，首推宋版，而监本尤可贵，其行式、字迹、纸质、墨色，一一精雅古朴，动人美感。南宋太学所刻之书，详见王静安先生著《五代两宋监本考》。其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官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后，太学改为西湖书院，藏书犹三十余万卷，书库未毁。明初在南京设立太学，尽收南宋太学库板以去。宋南渡以后，编刊诸书，不独国学，各州郡亦然，而以浙江杭州所刻最称善本。

以上讲述南宋太学概况，兹请略抒所感。其一，考欧洲大学起源，有南北二派，南派如意大利诸大学，北派如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皆起于公元十二三世纪，当我国南宋时，其成立期较杭州太学稍迟。但无论南派北派，其初皆为自由讲学之组织，仿佛我国之书院，迨发达之后，国王或教皇始许以特权，予以保护。我国书院制度大盛于南宋以后，其创立者多由太学出身，如上述明州四先生，于太学毕业之后，各于宁波月湖，设立书院讲学，故亦可称为太学之推广事业。此类书院，至清末始废，如浙江大学之前身为求是书院。鄙意中国固有之大学与书院及外国大学，各有其历史背景，亦各有其优点。目前中国大学似宜就此三种来源，比较其教育制度与理想，舍短取长，造成民国时代之新学风。其二，南宋时浙江省以地位关系，所受太学之利益最多，其影响及于明清两代。如朱子之学传于黄幹，又递传于金华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至明初又有浦江宋漆与宁海方孝孺二先生蔚起，是程朱理学之继承者实为浙人。陆子之学传于宁波四先生，慈湖之名尤著，至明代姚江王阳明先生起，益发扬光大，世称陆王之学，故江西之心学亦植基于浙省。又宋季宁波王应麟先生承金华永嘉诸先进之后，大衍吕学之绪，兼采朱陆二家之说，以保存故国文献自任，开浙东史学之途径。其后若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实斋（章学诚）诸先生，均为此派重镇。故宋明以来，浙江学术可谓极灿烂之观，且由浙江而传入日本（参阅拙著《浙省人文对日本之影响》一文）。日本明治维新，其精神上之动力，实导源于浙学，此为日本史学家所公认。今浙江学术已成为全民族之遗产，解释之充实之并起而力行之，固为全国学者共有之责任，而浙江大学同人尤应躬为前驱。其三，自唐宋以来，杭州一地久成为全国出版业之中心。我国最早之刻书，据现今所知，为白香山元微之诗集，皆为浙江刻本。宋版书之名贵世所共知，其实北宋汴都大学之监本，大半皆在杭州雕版印行。元代国都虽北迁，其官书亦皆在杭州刊刻。王静安先生尝谓“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如吾浙者”。印刷业之兴盛，乃文化发达之反映。现今国立浙江大学与南宋国立大学中间虽有六百余年之疏隔，但薪火相传，精神上固未尝间断。倘今后在杭州出版之书籍，其形式与内容与宋版书同样珍重，此又为吾人对于浙江大学应有之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