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一座有着8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一直以来，杭州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镇。古刹梵宇、楼台亭阁上悬挂着的匾额、楹联，各处的碑文、墓志和山上的摩崖石刻，以及众多的传世墨迹，书体各异、风格不一、丰富多彩，既是西湖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缩影。杭州书法包罗万象，内涵深邃，本文仅就杭州书法所蕴含的诗性精神作一探讨。

杭州书法的文化特质与诗性精神

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1] 杭州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称“文物之邦”。从良渚文化刻符到越国鸟虫书，从青铜文化到宋元的刻帖，从明清浙东的藏书楼到西泠印社……期间，杭州还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杭州山水造就了杭州文化，杭州文化孕育了杭州书法，文化性、地域性构成了杭州书法的主线。杭州书法大家代不乏人，从东晋“二王”到隋朝智永，从“初唐四家”虞世南、褚遂良到宋朝苏轼、蔡襄、陆游、张即之，从元代赵孟頫到明代商辂，清朝金农、丁敬、梁同书、陈鸿寿、俞樾，到现代张宗祥、沙孟海、陆维钊，可谓大师辈出，群星璀璨，各领风骚，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一种浓郁和诗性文化精神。

“诗性智慧”是人类世界最初的智慧，它所指称的是原始人类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杭州文化是诗意的文化。杭州书法自发展以来就与西湖紧密联系在一起，杭州书法是与西湖的诗性融为一体的。许多书法佳作表现了西湖的纪事性内容，诸如米芾《游龙井记》、赵孟頫《佑圣观重建玄武殿碑》、康熙皇帝“西湖十景”碑题、乾隆皇帝“龙井八咏”题记、吴昌硕《西泠印社碑记》等。同时，还有历次整治西湖的碑记，如《疏浚西湖碑记》《重浚西湖并复柏堂竹阁记》等。这些书法艺术不但印记了时代风云，铭刻着西湖的沧桑，而且字字珠玑，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另一方面，书法与西湖自然景观融汇一体，与西湖景色形影相随。历代众多的书法家寄情西湖山水，挥毫题刻。清代康熙亲题“云林禅寺”、“曲院风荷”等，玉泉鱼池亭廊匾上有董其昌书写的“鱼乐国”，在西湖周边还有黄元秀题“灵鹫飞来”，康有为题“湖山最胜”、“蕉石鸣琴”、“放鹤亭”，近现代的吴昌硕题孤山多处，舒同、刘海粟、王个簃、陆维钊、沙孟海、启功等现当代书法名家所题的“新西湖十景”景名以及许多楼台亭阁的匾额楹联。书法名家书题西湖名胜，与自然的西湖秀色珠联璧合。他们的墨迹提炼出西湖的诗性内容，书写着道法自然的精神传统。

在写经方面，唐代书法家胡季良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宋高宗赵构书《南宋太学石经》、李叔同书孤山经幢上的《佛说阿弥陀经》、金农书孤山华严经塔《金刚经》石刻、弥陀寺佚名巨型石刻《佛说阿弥陀佛经》等，推进了经典学说于书法艺术的传承与普及。

在咏怀方面，在紫阳山宝成寺附近的摩崖上刻有苏轼《咏牡丹诗》。以及岳飞手书“还我河山”、毛泽东挥毫“三上北高峰”、沙孟海题写“好山色”等众多书法家的咏怀作品可谓数不胜数，皆是状景与咏怀，诗词与书法的完美结合。 [SITESERVER_PAGE]

杭州书法与篆刻、石刻、绘画等艺术形态的诗性同构

杭州书法艺术，始终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石刻艺术相呼应、相连结，同源共流，相辅相成。

散落在杭州众多山水之间的石刻，除部分是人物造像外，其他大多为书法作品。大麦岭东麓摩崖上刻的苏轼“大麦岭”题名、水乐洞洞壁上的“天然琴声”和“听无弦琴”石刻、慈云岭南坡北宋惟性和尚刊刻的《佛牙赞》、灵山景区摩崖上宋代杭州太守祖天择书写的“云泉灵洞”和明代汤洒书写的“大块一窍”石刻等，均为西湖石刻的名碑名帖。米芾所书的紫阳山麓“第一山”，则是摩崖石刻中的上品。立于张苍水祠内的《乾坤正气碑》，集张苍水像、颂张苍水诗和篆书碑额、正书碑题为一体，极具书法内涵和书法艺术的表现力。大气、沉雄的石刻令人叹为观止，书法与石刻造像、摩崖题刻相伴相生，使杭州书法艺术得以有更多的表现形态。

在艺术史上，历来有“书画同源”之说。书法和绘画相结合，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许多书法大家本身又是名画家。南宋的赵孟坚善画梅、兰、石，尤其精白描水仙，笔致挺秀，超尘绝俗，他的书法笔力雄健，纵逸豪放。宋末元初的画家、杭州葛岭玛瑙寺高僧温日观善草书，并以草书入画，精画葡萄，人称“温葡萄”，大书法家鲜于枢对他慕敬有加。至元二十七年（1290），温日观作《墨戏葡萄》两幅，一幅赠赵孟頫，一幅赠乡友曾遇，传世《葡萄图》流入日本。黄公望、赵孟頫、董其昌、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诸乐三等名家巨匠的书画都具有这样一种意韵和风范，他们以书入画，或书中参以画意，妙手丹青，达到了书画俱臻的境界。

杭州书法家群体身份的多元维度

杭州书法家群体的跨度极为广泛，上至帝王将相书法家，下至布衣书法家；既有文人书法家，也有禅僧书法家；既有学者书法家，也有绘画书法家。可以说杭州书法史是所有书法家群体开创的集体书法史。

以政治人物论，吴越国王钱镠、钱弘俶善治书法，史册有载；宋代皇帝高宗赵构、孝宗赵眘热衷书法，留下名篇；清代康熙和乾隆两帝数下江南，题咏西湖，刻石为记。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领袖、中华民国创立者孙中山曾先后两次来过西湖。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第一次到杭州，拜谒秋瑾墓，在秋社参加追悼会并撰写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又题挽辞：“鉴湖女侠千古——巾帼英雄”。孙中山为秋瑾所题“巾帼英雄”是饱含深情、留香千古之作，其意蕴深厚，雄浑大气，虽寥寥四个大字，但它所包含人格的震撼力和艺术的感染力，当与“天下为公”题匾相媲美。1916年8月16日，孙中山第二次来杭州，在接见杭州军政各界人士时，对西湖极为赞美，说：“瑞士之湖嫌其过大，日本芦之湖则过小，西湖妙在大小适中，实在是国宝，更应加以整治，使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来欣赏它的真正价值。” [2]

以精英人物论，中国书法史上的领军人物，如蔡襄、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吴昌硕、康有为等，都曾经活跃于西湖之畔，各领风骚，为西湖增光添彩。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众多的重臣名将在杭州留下了他们的墨迹。如王安石、司马光、文天祥、陆秀夫、刘基、阮元、左宗棠、黄机、林则徐等，在为官理政之余赋诗咏叹，挥毫泼墨。又如李白、贺知章、白居易、杜牧、范仲淹、梅尧臣、周邦彦、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徐渭、袁枚、俞樾、龚自珍、章太炎、郁达夫、茅盾等都与西湖山水结缘，吟诗作书。还有岳飞、韩世忠、于谦、张苍水、戚继光等名将都以他们的浩然正气和文化底蕴为世人留下了诗文和墨迹。

以布衣书家论，宋代的林逋与清代的俞时笃是突出代表。林逋（967–1029），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初年的著名隐逸诗人，善绘画，精书法，其书风清逸，为尚意书风的代表。俞时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家贫以卖书画自给，工书法，用笔圆润稳秀，清劲可爱。

环绕着西湖的山山水水，有难以数计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出自无名之辈或民间艺人之手，如碑刻“三月湖光杭郡景，六朝山色秣陵秋”一联，为民国时四川十龄童所撰书，令人称颂。[SITESERVER_PAGE]

杭州书法崇帖尊碑，兼收并蓄的书法艺术特质

在杭州书法发展的历程中，既有帖学大成者，如赵孟頫、董其昌；又有碑学大师，如邓石如、吴昌硕、康有为、赵之琛、赵之谦、徐三庚等。更有碑帖兼收藏大师者。他们所体现的书法艺术既有雄健之美，又有圆润之秀，这给人一种全方位的视觉，一种高境界的体验。

初唐的褚遂良是一位善于融汇南北，熔铸碑帖，博彩众长而自成一家的书法大家。其书法开始临习汉魏两晋碑刻，后来拜虞世南为师，笔风再上溯 “二王”，将魏晋以来的优良笔法变为己有，发挥得淋漓尽致，呈现出生动的点画、灵变的笔形和劲逸的体势。继欧阳询、虞世南后，褚遂良扛起了唐楷尚法的大旗，对后代书法影响深远。

现代的沙孟海书法气象高华，为阳刚一派的高峰。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来自坚持“走转益多师、兼收并蓄”的艺术道路。沙孟海早年学书，自篆书入手，下逮汉隶碑版，晋唐名迹，钟、王之外，致力于欧阳询、李邕、颜真卿、苏轼、黄庭坚、黄道周诸家。其对颜真卿最景仰，心慕手追，得其风骨，并在后来的书法实践中蕴育变化。他晚年所作巨幅“龙”字、《满江红》、灵隐寺的“大雄宝殿”等，郁勃苍劲，力透纸背，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境界。

总之，杭州文化是精致和谐的文化，崇尚精致是杭州书法的诗性品格。江南地域所特有的崇尚精致和谐的精神，历数千年而不失，不仅体现在千余年历史积累而成的杭州书法史之中，更体现在杭州书法作品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中。这种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致和谐，是杭州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在杭州整体书风上体现明显，今天的杭州书坛还是能感受到这一气息的薪火相传，也是杭州书法界最值得骄傲的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