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金将领岳飞于公元1142年被秦桧等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岳飞被害的134年后（即公元1276年），蒙古军队攻占了临安，南宋宣告灭亡。当时的汉族人，面对异族的统治，在凭吊杭州栖霞岭下的岳飞墓时，总会心生许多伤悲，许多感慨，从而留下了不少凭吊岳飞的诗歌。元代文人在岳庙寺田的失而复归、精忠庙的重建及奏请朝廷的褒封上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考察元代文人与岳飞墓的关系，分析他们的吊岳诗，无疑能更好地把握元代文人的心态，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岳飞墓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从上表可以看出，检索的结果显示出共有30位元代诗人的39首吊岳诗，显然只有“不下数十百篇”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足见散佚的数量之多。

二、元代吊岳诗的情感内容分析

元代吊元诗的内容十分丰富，有颂扬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胆忠心的，如“国势已如此，孤忠天地知”（白珽），“丹心一片栖霞月，犹照中原万里山”（宋无）；有表达对奸臣秦桧等的奸臣小人切齿痛恨的。如“坟畔休留桧，行人欲斧之”（胡炳文），“独全秦桧首，不挂藁街竿”（张宪）；有对岳飞克复中原，胜利在望却被班师遇害的结局深表惋惜的，如“克复神州指掌间，永昌陵侧诏师还”（宋无），“长城不使权奸坏，唾手中原复故疆”（陶安），等等。为了使人们对元代吊岳诗创作主体的出处心态和诗作所表达的情感特征有更深入的了解，现选取有代表性的诗作作一重点分析。

我们先来看叶绍翁的《题鄂王墓》：

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怜。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

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

叶绍翁字嗣宗，号靖逸，浙江龙泉人。叶绍翁在宋时曾任朝廷小官，宋亡后，隐居西湖之畔，与葛天民等遗民往来唱和。作有诗集《靖逸小集》，其中《游园不值》至今广为传唱。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岳鄂王”条，在所列元朝“最为脍炙人口”的五首诗中，叶绍翁的《题鄂王墓》因作者辈份最高而位列第一。在这首诗中，作者一开篇即点出了岳飞死于非命的悲剧命运，让读者仿佛听到了岳飞在临死前发出的“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的悲号！“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岳飞的抗金已胜利在望，但因奸臣秦桧等人的迫害罹难而使形势逆转，导致“胡虏”横行中原八十年之久，故作者的假设，既有对功亏一篑的惋惜，又有对“此虏”的愤慨，更有对秦桧等人的控诉！最后，作者的情绪转向消极，以为岳飞早知自己埋骨西湖，也会后悔当年为什么不归隐江湖。这实际上是作者自己悲凉心境的写照，颇有物是人非、沧桑巨变之感。

如果说叶绍翁的吊岳诗反映的是宋遗民的情感特点，那么，赵孟頫的吊岳诗，则反映了赵宋宗室后裔仕元后复杂而微妙的心态。请看赵孟頫的《题岳武穆王墓》诗：

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一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他的五世祖是南宋第二朝皇帝孝宗赵昚的父亲，因赐第定居湖州，遂为湖州人。至元二十三年（1286），赵孟頫经程鉅夫荐举出仕，初为兵部郎中，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他曾经对元世祖赋诗云：“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赵孟頫的出仕在当时是一个很轰动的事件，当时就有不少文人讥讽他，他的侄子还为此和他断绝往来。他自己也有一首很著名的《自警》诗，很可以看出他的心态：“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那么，作为宋宗室子孙，屈节仕元的赵孟頫在凭吊西湖棲霞岭下的岳飞墓时，其心态会是如何呢？

“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这是作者一到岳墓时所看到的荒凉、颓败的景象，让作者本来消沉的心情更加难受。“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作者向我们描绘出当年宋室君臣南渡后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置沦陷国土于不顾的情景。“南渡君臣”，实则有作者的祖先在，作者不回避地予以批评，表明他还是有是非爱憎的。然而，历史的大错已经酿成，英雄不能死而复生，故土已经沦陷，追悔又有何用！作者评述历史兴亡的同时，深深感到历史的无常，现实的无奈。“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作者心境的悲凉弥漫开来，仿佛西湖周围的山光水色也与他同悲。

赵孟頫的吊岳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元诗选》的编者改造陶宗仪的话说：“岳王墓诗不下数十百篇，其脍炙人口者，莫如赵魏公作。”明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对此也有评论云：“赵子昂书画绝出，诗律亦清丽。……《岳武穆墓》曰：‘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句虽佳，而意已涉秦越。至对元世祖曰：‘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赤报皇元。’则扫地尽矣。其画为人所题者，有曰：‘前代王孙今阁老，只画天闲八尺龙。’有曰：‘两岸青山多少地，岂无十亩种瓜田？’至‘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过别船’，则亦几乎骂矣！夫以宗室之亲，辱于夷狄之变，揆之常典，固已不同。而其才艺之美，又足以为讥訾之地，才恶足恃哉？然‘南渡中原’之句，若使他人为之，则其深厚简切，诚莫有过之者，不可废也。”在李东阳看来，赵孟頫的气节确实有亏，但他吊岳诗的成就却无人能过之。

赵孟頫生活在元代前期，时南宋灭亡还不久，因此，民族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凭吊岳飞，可以看出诗人们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及其所处异族统治下的真实心态。那么，当元朝的统治日渐巩固，废止数十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又重新恢复的时候，生活在元末的汉族文人在凭吊岳飞的时候，又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我们下面不妨来看一看元末明初著名的军事家、诗人刘基的吊岳诗。刘基的《吊岳将军赋》是以“楚辞体”写的吊岳诗：

木之颠兮其根必伤，

人之将死兮俞扁以为不祥。

呜呼将军，夫何为哉！

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

凤凰夭殈兮豺狼冕旒。

臣不知有其君兮，子不知其有父。

呜呼将军兮，独衔冤而怀苦。

仇何爱而可亲兮，忠何辜而可戮。

父兄且犹不顾兮，何忠良之能育。

………

相伊人之有心兮，曾鸟兽之不如。

忘戴天之大耻兮，安峻宇而高居。

信谗邪之矫枉兮，委九庙于狐狸。

甘卑辞以臣妾兮，苟残喘以娱嬉。

焚舟楫于洪流兮，烹骅骝于中路。

庸夫亦知其至愚兮，羌独迷而弗寤。

捐薄躯以报主兮，乃忠臣之素心。

纵狂瞽之弗思兮，又何必以之为禽。

屈原贞而见逐兮，伍子忠而获戾。

固将军之不辰兮，哀中原之芜秽。

吊孤坟于湖滨兮，见思陵之牛羊。

寄遥情于悲歌兮，识忘亲之不臧。

刘基是元朝的进士，在元时曾任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他的《吊岳将军赋》当是他元末寓居杭州时所作。在诗中，刘基对岳飞的“忠而见戮”的命运深感悲愤，以为他如同历史上的爱国人士屈原、伍子胥一样，都是“贞而见逐”“忠而获戾”。因此，刘基将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对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的批判，认为他们忘记了与敌人的不共戴天之仇，甘愿臣妾于仇人，“安峻宇而高居”“苟残喘以娱嬉”。殊不知，爱仇忘亲的结果却是江山易主，思陵（宋高宗赵构墓）牛羊。“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凤凰夭殈兮豺狼冕旒。臣不知有其君兮，子不知其有父”，刘基描述的是北宋灭亡后中原人民的悲惨状况，然而，南宋灭亡后的状况在汉族人眼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刘基的诗很容易激起汉族知识分子的共鸣，唤起他们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岳鄂王”条中列举了数人的诗后说道：“读此数诗而不堕泪者几希。然贼桧欺君卖国，虽擢发不足以数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恶。而武穆之精忠，霭然与天地相终始，死犹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奸邪，竟无父兄之念，亦独何心哉！”陶宗仪的观后感言，代表了蒙元统治下多数汉族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三、元代文人的《西湖竹枝词》及“银瓶诗”

竹枝词原是四川巴渝（今重庆）一带民歌。唐代诗人刘禹锡任夔州刺史吋。根据民歌改作新词，形式上为七言绝句，歌咏三峡风光和男女恋情，同时流露他遭受贬谪后的心情，语言通俗，音调轻快，因而盛行于世。此后各代诗人写《竹枝词》的很多。元代《西湖竹枝词》为杨维桢首创，和者有120余人。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写道：“西湖竹枝词，杨廉夫为倡，南北名士属和者，虞伯生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

岳王墓是西湖边的一个景点，自然被一些文人写进了《西湖竹枝词》。这里试举几例：

竹枝词二首

贡师泰

葛岭西边师相宅，潭潭府第欲连云。

别买楼船过湖去，可曾看见岳王坟。

葛岭东家是相门，当年甲第入青云。

楼船撑入里湖去，可曾望见岳王坟。

诗中的“师相”指的是宋末奸臣贾似道（1213-1275）。贾似道荒淫奢侈，谎报战功，专权独断，使得南宋江山最后葬送在蒙古人的手里。诗人将受万人凭吊的岳王坟与曾经煊赫一时而今灰飞烟灭的师相府第相对比，表达了鲜明的爱憎，给人以警醒。于立的“侬家住在涌金门，青见高峰白见云。岭上已无丞相宅，湖边犹有岳王坟”诗意与贡师泰诗相近。

竹枝词二首

倪瓒

钱王墓田松柏稀，岳王祠堂在湖西。

西泠桥边草春绿，飞来峰头乌夜啼。

阿翁闻说国兴亡，记得钱王与岳王。

日暮狂风吹柳折，满湖烟雨绿茫茫。

钱王即五代吴越国王钱俶，他率百姓纳土归宋，使吴越国免于战火，保护了一方的安宁。诗歌在描写西湖的景物中透露了历史兴亡的苍桑之感。

此外，与上举诗人的《西湖竹枝词》一样，黄公望的“水仙祠前湖水深，岳王坟上有猿吟”、郑元祐的“岳王坟西是妾家，望郎不见见栖鸦”也对本该清丽明快的竹枝词罩上了一层凝重暗淡的色彩，这也是元代《西湖竹枝词》有别于其他时代和其他地区竹枝词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

关于元代文人的“银瓶诗”，实则是元代文人凭吊岳飞女儿而写的诗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十一“忠祐庙显忠庙同仁祠”条云：

忠祐庙，在按察司左。宋绍兴十三年，以岳飞故宅改为太学，学中时时相惊以岳将军见。孝宗朝，诏复其官，追谥武穆，建庙。学左曰忠祐。淳祐六年，改谥忠武，已而学中复惊岳将军，降为土神。景定二年，从监学之请，立为土神，封鄂王，改谥忠文庙，曰忠显，王之父母妻子下逮将佐，皆有命秩。祠后有银瓶娘子井，银瓶娘子者，王季女也，闻王下狱，哀愤骨立，欲叩阙上书，而逻卒婴门，不能自达，遂抱银瓶投井死。

元代文人凭吊岳飞，自然不会忘记一同附祭于庙旁的岳飞女儿——投井而死的银瓶女。杨维桢的《银瓶女》诗云：

宋岳鄂王之幼女也，王被收。女负银瓶投水死。今祠在浙宪司之右。

岳家父，国之城；秦家奴，城之倾。皇天不灵，杀我父与兄，嗟我银瓶，为我父缇萦。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千尺水，一尺瓶，瓶中之水精卫鸣。

杨维桢将岳飞的女儿比成西汉时以身救父的缇萦，并用精卫填海的典故表达了银瓶女的仇恨，控诉了不灵的“皇天”和奸臣秦桧。同样，元末的王逢也有《银瓶娘子辞》表达了对岳飞女儿的哀悼，对她的孝义给予了颂扬：

娘子宋岳鄂王女，闻王被收，负银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宪司之左，逢感其节孝，敬为之辞：

苍梧月落乌号霜，寒泉幽凝金井床。绮疏光流大星白，梦惊万里长城亡。女郎报父收囹圄，匍匐将身赎无所。官家圣明如汉主，妾心愧死缇萦女。井临交衢下通海，海枯衢迁井不改。银瓶同沈意有在，万岁千春露神采。魂今归来风泠然，思陵无树容啼鹃，先王墓水西湖边。

四、元代文人为修建岳王庙所作的努力

元代文人在岳庙寺田的失而复归、精忠庙的重建及奏请朝廷的褒封上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主要的人物有郑元祐、干文传、牟应复、赵期颐等人，而以郑元祐的贡献最大。

郑元祐（1292-1364），字明德，遂昌（今属浙江省）人。年幼时随父亲徙居杭州，在西湖边居住，与岳坟为邻，与和靖祠相对，岳飞的民族气节和林和靖处士的孤高雅韵在郑元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壮年时移居吴中，直至去世。所著有《侨吴集》《遂昌山人杂录》两种。在《侨吴集》中，郑元祐关于岳飞的诗文主要有《重建岳王精忠庙谢李全初长司》《岳武墓王墓》《岳王庙》《重建岳鄂王祠寺疏》《与杭州路廉宣差起咨褒封岳王书》《重建岳鄂王忠烈庙碑》《与乌程干寿道明府》《与归安牟景阳》《与乌程张元明判簿二通》等，归纳起来，他对岳飞墓所做的事有以下三点：

1、在他的积极努力下，被湖州乡豪占去的寺田还归寺庙。岳飞墓傍原有香火院褒忠寺，因庸僧疏于管理，寺庙废弃，在湖州的寺田七十亩也被典卖给乌程两个乡豪，被其据为己有。后来多次讼于官，都无济于事。郑元祐晚年听说此事后，便致信乌程的知县干文传（寿道）、判簿张元明，要求他们出力将寺田归于褒忠寺。如他在《与乌程干寿道明府》写道：

某罪逆余生，本不可详姓字上于几格。然性赋蹇直，见有义激于中者，輙欲布愤懑，为当世大贤告。某旧居杭西湖西，与岳鄂王坟寺百步而近，故知其事为详。寺久废于庸僧，今宣政院札差一僧可观为住持。寺有田七十畆，典卖在乌程两乡豪处，几十余年，亦尝数遍经官，俾归此田，而至今揜为己有。愚窃谓胡安定先生之坟，得先生而后归正，今忠武功德正是忠臣烈士载在祀典者，而何物乡豪，乃敢据其先朝所赐田！自非儒者道义愤激，几何不以为迂且诞者。况典寺田，自有通例，深惟先生公明所照，不孤此意耳。干渎清严，殒越待罪，伏乞尊照不宣。

此后，褒忠寺主僧可观将此事诉于公堂，才得以收回寺田二十余亩。郑元祐又致信给归安县尹牟应复（景阳），希望寺田能全部归还寺庙。待寺田全部收回之后，郑元祐担心日后有变，就再次致信给张元明，要求湖州地方政府能给寺田的所属出示万保不变的文据。如他在信中写道：

前日来吴，不遑款一飡，皇恐逮今。岳坟寺僧可观者，备言阁下德政之醇美，可慰。且言忠武王赡坟薄田，虽已复得，而无所执证，虑及久长，必得湖州路一宗文据，则其田畆将来始不为强有力者所转移也。于是观复至霅川，有丹丘书与何节推，可以为其缓颊处完而畀之。忠武有灵，未必不鉴照在上也。贵邑王大尹三月间在吴，亟于贾治安县令坐间相会，不敢易易作书。倘会仲穆节史、仲光博士、德茂教授，皆为致敬，幸甚。

2、致书当政者，求朝廷褒封岳王庙。由于岳王寺庙的祭礼之典缺当代朝廷的褒封，故主持僧找到郑元祐，要他出面给当政者写信，希望朝廷能褒封岳王庙。郑元祐为此致信杭州路的一位廉姓官员，请他起草文书，乞求朝廷的褒封。信写道：

某老矣，每自念先大学士忘其齿爵，德以下交，闾巷之小生，不惟温顾之而已，其所以劝奬成就之者铭感心膂，更百世其能忘之哉！阁下以名门世胄，扬歴中外，遂尔秉麾，出镇钱唐。某自恨孤贫，动身如拔山，徒极倾企而已。故宋忠臣岳武穆王其坟墓在杭西湖北山，更今二百余年矣，岳王勲烈在旗常，忠义在海寓，姓名在竹帛，阁下以文儒世家，能言之，能白之。今岳坟主僧可观者，念王为忠臣烈士，而求朝廷褒封，祭祀之典缺焉。自非阁下勇往作成，则王平生，何以着显于天下？江浙省掾史宋怀玉于是事尝殚竭其力，阁下试扣之，当知某言为不妄。时暑尚炎，望厚爱为国，自重不具。

杭州路得到郑元祐的信后，将此事上报浙省，时郑元祐的友人赵期颐在朝廷倡仪，故上下合力，朝廷终于赐封，在原来宋朝的封号上又加上了“保义”二字。郑元祐为此专门作了《重建岳鄂王祠寺疏》一文。

3、撰写《重建岳鄂王忠烈庙碑》。岳飞死后，南宋朝廷建有寺庙，赐额“褒忠衍福禅寺”，简称“褒忠寺”。后寺庙毁于战火，岳飞子孙修缮后，又因庸僧管里不善，寺复废弃。杭州路总管府经历李全节见后，决定重建，庙成，命名忠烈庙，又称精忠庙，时寺已废弃七十年。郑元祐甚是高兴，作《重建岳王精忠庙谢李全初长司》表示感谢和敬意，另又撰写了《重建岳鄂王忠烈庙碑》一文，记叙了寺庙两度被毁，两度重建的经过，表彰了李全初的功绩。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了解岳王墓的历史很有帮助。

结语

元朝是蒙古人凭籍武力征服金、宋而建立起来的朝代。虽然蒙古统治者也采用耶律楚材及汉人的建议实行“以儒治国”，但终元一代，“人分四等”的民族歧视始终存在；废止数十年之久的科举制度，令文人出仕无望，沉屈下僚，后来虽然恢复科举考试，但民族隔阂并未消除，因此，当一些文人来到杭州凭吊民族英雄岳飞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唤起了他们被污辱、被损害的历史记忆，油然而升起对“精忠报国”的抗金将领岳飞的崇高敬意，他们不惜以最美的语言赞美岳飞，同时也表达对昏君奸臣的的无比痛恨。他们凭吊历史人物，实则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是他们复杂微妙的心理在诗中的曲折流露。

元代文人讴歌和表彰岳飞，是希望朝廷和社会重视和宣扬岳飞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重新确立儒家的忠贞保国的伦理规范。宋朝的灭亡有很多的历史原因，但如果以岳飞的气节和精神去反观北宋的抗金和南宋的抗元，肯定可以照见当时朝廷大臣和军队将士这种气节和精神的普遍缺失。无论是想推翻蒙元的统治也好或是维护蒙元的统治也好，岳飞的气节和精神都是必须提倡和宣扬的。这也是为什么元代民间的文人如郑元祐，乃至朝廷的大臣（如赵颐期）等重视岳王寺庙的重建，要给岳飞以褒封，而且特别加上“保义”封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