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1768)秋，年仅18岁的陈端生开始创作《再生缘》，到乾隆三十五年春，历时不足3年，笔耕不辍，共写了16卷，计60余万字。全书以七言排律诗体写成，而且用词精当，刻画细腻，节奏流丽，一气呵成，足见其才华过人。后因母亲去世，祖父病亡，接踵而来的打击使陈端生悲痛非常，只得暂且辍笔。按当时礼制，陈端生在守母丧及祖父丧后，方始结婚，其时她已23岁。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她的丈夫范菼，也是世家子弟。陈端生的婚姻生活，从《再生缘》第17卷65回首节的自序来看，无疑是愉快的：“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挑灯伴读茶声沸，刻烛催诗笑语联。”不想婚后第6年，祸从天降，据《梦厂杂著》载，范菼为继母控忤逆，谪戍伊犁；陈文述《西泛闺咏》则云：范菼“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范菼的突然被发配边疆，对陈端生自是沉重的打击，以至“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尤煎”、“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春，在停笔14年后，陈端生在亲友的劝说下，“重翻旧稿增新稿，再理长篇续短篇。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写《再生缘》”。振奋精神，花了一年时间，写成第17卷。这时她已是历尽沧桑的中年女性，过去不到3年写了16卷，如今一卷写了整一年，正如她自己所说，早已不是“拈毫弄墨旧时心”了。后来，她的独生女儿因出疹不幸夭折，自己又患不治之症，只好“笔下遗留未了缘”，满怀悲凉地去世了，不仅《再生缘》未能完成，而且死前亦未能再见丈夫一面。嘉庆元年（1796），范菼遇赦获归，未至家门，陈端生已撒手人寰（据郭沫若考证，范菼是10年后遇赦，当为1790年，而陈端生亦于同年去世）。

陈端生所著的《再生缘》，是当时勃发的众多女作家所写的许多长篇弹词中的一部。弹词是一种讲唱文学，起源于唐代的“变文”，“变文”多以说唱相兼、散韵结合的形式讲述宗教故事，以七字句为主。弹词在变文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方地区流行曲调，演唱时以三弦、琶琵、月琴等弦索乐器伴奏，有讲有唱。讲词为口语散文，唱词则多为七字句韵文，也有十字句，或加三言衬字的。内容则多为细腻繁富的言情故事，也有一部分写历史，如明代杨慎所写的《二十一史弹词》。明代弹词已相当盛行，如田汝成在其所著《西湖游览志余》中载：“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到了清代，弹词则更是蓬勃发展，大大超过了其他说唱文体。

《再生缘》故事始于十三省都督之子皇甫少华与元戎侯爵之子刘奎璧都求婚于才貌双全的15岁少女孟丽君，因比试时刘奎璧以一箭之差落败，孟丽君成了皇甫少华的未婚妻。心有不甘的刘奎璧恼羞成怒，多次阴谋陷害皇甫少华，在得逞后又逼孟丽君改嫁于他。洁身自好的孟丽君于是女扮男装，离家避难，后来考中状元，官至宰相。她一展抱负，政绩斐然，在揭穿刘氏家族的阴谋后，使皇甫一家平反昭雪、加官晋爵。故事写至第8卷，其实已有了一个程式化的结局，但陈端生却不就此停笔，而是用了其余九卷的众多笔墨，描述了整个男权社会逼迫孟丽君放弃自己所开创的独立自由生活，回归喑哑的女性世界，和孟丽君珍惜已往获得的自由胜于一切，孤军奋战，劳心焦思，反抗逼迫的尖锐斗争，从而展开了一个广阔的叙述空间。在陈端生笔下，女性都是能干的，有才学、主动、进取、决定着胜败，而男性则优柔寡断、无能、被动……甚至经常流泪的也不是女性而是男性，作为社会秩序核心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男性中心，在《再生缘》中遭到了无情的颠倒践踏。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女性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就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对象。而孟丽君所追求的，却是超越于男性法规的男女并驾齐驱，是女性聪明才智得以和男性一样充分发挥的平等机会，是像男性那样挣脱家庭桎梏而远走高飞的可能性，为此即使身犯“瞒蔽天子，戏弄大臣，搅乱阴阳，误人婚配”四重“杀剐”大罪亦在所不惜。这是少女陈端生的梦，也是《再生缘》的不朽价值之所在。《再生缘》第一次在重重男性话语的淤积中，曲折地表明了女性对男尊女卑定势的逆反心理，以及女性与男性并驾齐驱、公平竞争的强烈意愿。它第一次拨开了“男婚女嫁”，“从一而终”，女性永不可能逃离家庭的成规定势，而幻想着女性所向往的独立自主，建功立业的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别样的生活。但在男权绝对统治的天罗地网中，走投无路的孟丽君最终只能在绝境中吐血昏迷。陈端生的《再生缘》17卷就写到这里。

《再生缘》显然是一部未完之作。作者在第17卷卷末明白写道：“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然而从写作第17卷的1784年到她去世的1796年，整整12年时间，陈端生却始终未能再续一回（如果算她卒于1790年，也有6年之久）。现在流行的《再生缘》共20卷80余万字，后3卷为杭州才女梁德绳续写，以孟丽君与皇甫少华大团圆为结局，这样的结局，就陈端生的生活经历和作品情节发展逻辑而言，可能有违其初衷，她的安排也许是悲剧的结局。郭沫若认为作者预想的结局应是孟丽君吐血而死，皇甫少华大闹朝廷，少年皇帝恼羞成怒，把他们投入天牢……尽管孟丽君为自己设计的前途原是：“混过几年辞了主，也只好，脱袍卸蟒返林泉。”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最低设计，在男性规定着一切女性规范的男权社会也是不可能的，吐血身亡正是这位才华绝世的美丽少女为坚持自由理想，不愿回归男性规定的生活范式所必然付出的代价。

《再生缘》写成之后，影响之大，远非一般弹词所能及。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闺阁之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在家庭闺阁之中尤为风靡一时，人们辗转传抄，以至“吾国旧时妇女之略识之无者，无不读此书焉”。后来，根据《再生缘》改编的剧目，在各地戏曲舞台上更是大放异彩，孟丽君这一文学形象，在民间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作为弹词中的空前之作，《再生缘》转韵自然，对仗工整，中间穿插的说白和叙述文字也很简洁。众多人物无不个性鲜明，错落有致，特别在人物心理描写上，尤以细致深刻见长，显示出女性阴柔之美，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陈寅恪说：“端生之书若是，端生之才可知，在吾国文学史中，亦不多见。”郭沫若认为它比《天雨花》好，可与《红楼梦》并称“南缘北梦”。

然而，百余年来，《再生缘》虽在民间流传不衰，却被正统文学史所全然漠视。“《再生缘》之被再认识”，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首先应该归功于陈寅恪教授”。原来，自1953年下半年陈寅恪开始听读《再生缘》，他以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学者而认同于陈端生的通俗弹词，说：“论诗我亦弹词体。”并为陈端生“彤管声名终寂寂”，而“望怅千秋泪湿巾”，并感慨万端地说：“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淹没，百余年后，其实迹几不可考见。”是陈寅恪最先给了《再生缘》极高的评价，他指出：“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在形式方面，他指出：“弹词之文体即是七言排律，而间以三言之长篇巨制。”又说，“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他认为《再生缘》之文，“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同一文体，足以和印度、希腊及西洋之长篇史诗媲美”。1954年2月，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的长篇文章，“今寅恪殊不自量，奋其谫薄，特草此文，欲使《再生缘》再生”，自费油印。1959年，香港友联图书编辑所将油印本正式出版。

1960年12月上旬，郭沫若读到正式出版的《论〈再生缘〉》一文后，对陈寅恪于《再生缘》的评价之高深为惊讶，便怀着“补课的心情”，集中几个月的时间，研读校订了《再生缘》，其基本结论是“证明了陈寅恪的评价是正确的”。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陈寅恪“把它（《再生缘》）比之于印度、希腊的古史诗，那是从作品的形式来说的，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我觉得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法国的斯汤达和巴尔塞克（巴尔扎克），实际上也未遑多让。他们三位都比她要稍晚一些，都是在成熟的年龄以散文的形式来从事创作的；而陈端生则不然，她用的是诗歌形式，而开始创作时只有十八九岁，这应该说是更加难能可贵的”。1961年，郭沫若来杭游览西湖时，曾特意探寻过陈端生故居勾山樵舍，在寻寻觅觅，感慨万分之际，他写下了“莺归余柳浪，燕过剩松风。樵舍勾山在，伊人不可逢”的诗句。如今，郭沫若所校订的《再生缘》，在沉埋41年后，已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而一生捍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先生，晚年属意于三二古代杰出女性，如陈端生，如柳如是，且著书发覆其事迹，所谓著书惟剩颂红妆，自有其深意在焉。值得一说的还有，当年陈寅恪去世后，其家属本想将其夫妇的骨灰归葬杭州，因其父亲陈散原、生母俞淑人和长兄陈师曾都埋骨杭州，不想到牌坊山陈氏墓地一看，差几开发为茶园了，不得已上书省政府，可惜也未得到及时批复，于是一代史学大家陈寅恪之精魂竟与杭州失之交臂，此诚为杭州青山的一大不幸。近闻陈散原墓已修缮一新，陈寅恪九泉有知，当不复再有“岂意青山葬未安”的感慨罢。

（作者李利忠系杭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