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末，被称为“元杂剧开创者”的关汉卿游历到杭州，面对杭州的湖光山色，有感而发写下了套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成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从“大元朝新附国”一句，可见关汉卿到访杭州之时，应是宋亡后不久。

套曲最后，关汉卿对杭州的优雅景致极为称赞：“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了笔。”这是宋元之交，像关汉卿这样的北方剧作家们对杭州的共同印象。元曲四大家的另几位，也都到过杭州，或游历或定居，并留下了赞美杭州美景的曲子。

所以，如果你穿越去往13、14世纪之交的杭州，就会发现，城中的勾栏瓦肆里，多了许多操北方口音的人，他们是从北方来的杂剧“编剧”以及演员，也许还能遇见关汉卿等四大家。

一

元杂剧兴起于北方，最初活跃于大都（北京）等北方城市。但在元大德(1297—1307)以后，主要剧作家及其作品便忽然“移”到了南方杭州，且“一时靡然向风”。究其原因，首先是作为南宋故都、文化繁盛之地的杭州，在政权更迭中完好延续入元，成为北方文人的向往之所。对此，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有阐释：“元初除大都外，此（平阳）为文化最盛之地，宜杂剧家之多也。至中叶以后，则剧家悉为杭州人……盖杂剧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岂非以南宋旧都，文化颇盛之故欤？”

临安城是和平交接的。大举南下灭宋前夜，蒙古人已经注意到，烧杀掳掠作风无助于长治久安。因此，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在派遣伯颜南征时，于伐宋檄文中诫谕士卒：“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 南宋开临安城投降后，元廷对于归附的臣民，也明令“农者就田，商者就市……复昭史馆及禁卫诸司，各宜安居”。于是，入元之后，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行省，依然是全国经济、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尽管政治中心在大都。

元代还恢复了宋室南渡后中断了一百多年的京杭大运河南北水运，杭州是京杭大运河南终点，货船由是可直达大都。这是漕运之路，也是北方杂剧向东南的流播之路，经江淮的中心城市扬州继续南下，最终在元贞、大德年间形成了杭州作为杂剧中心的鼎盛局面。

人口与财富总是互为良性循环，更在高效交通运输带动下加速轮转和积累，使得杭州成为一个巨大的财富聚散地。方回在《估客乐》中描写了元代杭州湾富商巨贾的生活场景：“十牛之车三百车，雪象红牙水犀角。养犬喂肉睡毡毯，马厩驴槽亦丹臒。”繁荣的城市经济和财富基础，造就了一大批有能力和余暇消费杂剧艺术的市民观众，这是杂剧作家、优伶演员生活的经济来源和外部动力。

此外，南宋杭州教育事业兴盛，建立了从中央太学到州县学、书院、私塾村校的完整教育，尤其是作为教育系统最基础的私塾村校，更是遍布杭州城乡，元代杭州则基本继承了这一教育体系，很多文人初到杭州时，都是从事私塾教师工作。发达的教育和繁荣的城市经济相结合，便促进了职业艺人的知识化和文人创作的职业化。但与此同时，元代的官吏选拔制度，却导致更多文人无法通过科举跻身仕途，于是纷纷投身通俗文学创作，赖以谋生。

二

因战乱南迁的文人、南下任职的官员、驻防的军人，和商人一起，构成了杂剧的核心观众群体，戏班则紧随他们南下，奔赴繁华似锦的杭州。此间，元曲四大家“关、马、郑、白”都曾在杭州活动。关汉卿之外，白朴 (1226—?)是元曲四大家中唯一确知生年的一位，曾作过以杭州为故事背景的杂剧《苏小小月夜钱塘梦》。其行踪在词集《天籁集》序文中可以大体勾勒出：元统一全国前，他主要生活在真定(今河北正定)， 1250年北游燕京后，于元军大举伐宋之际，游历到了江南，并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与朋友在杭州游玩时，留下了一首《永遇乐》：“二月西湖，四时烟景，谁暇游遍。红袖津楼，青旗柳市，几处帘争卷。六桥相望，兰挠不断，十里水晶宫殿。夕阳下，笙歌人散，唱彻采菱新怨。金明老眼，华香春梦，肠断故都池苑。和靖祠前，苏公堤上，漫把梅花捻。青衫尽耐，蒙蒙雨湿，更著小蛮针线。觉平生，扁舟归兴，此中不浅。”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曾任江浙行省务官，生平事迹不详。可能是元至元、泰定(1264—1324)间人。《录鬼簿》赞颂他“共庚、白、关老齐眉”。马致远年青时，曾情怀豪壮，一心追求功名，有着“佐国心、拿云手”的抱负，但“上苍不与功名侯”，后来便产生了退隐西湖的念头：“但得孤山寻梅处,苫间草夏,有林和靖是邻家,喝口水西湖上快活煞。”（《双调新水令·题西湖》）

现存元散曲作品中，几位曲家卢挚、马致远、刘致存世作品中都有【双调水仙子】，以歌咏西湖四时风景，可见这是一次以曲唱和的吟咏活动。北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李修生进一步考证后认为：马致远最后归隐地应是在杭州。

郑光祖是元代后期创作杂剧最多的一位，生卒年不详，曾任杭州地方下层官员，病卒后，火葬于西湖灵芝崇福寺。郑光祖在当时名声甚大。《录鬼簿》载：“公之所作不待备述，名香天下，声震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和马致远的人生大体相似，年轻时，郑光祖也是怀着扶持社稷的宏图大愿只身南奔，茹苦含辛数十载，不仅无望“平登省台”，而且连依例迁转机会也没有轮到，两鬓斑白竟“百事无成”，屈沉于“杭州路吏”，难书“经纶天地”之才。正如他的《王粲登楼》第三折唱的：【鹊踏枝】赤紧的世途难，主人怪，那里也握发周公、下榻陈蕃？这世里冻饿死闲居的范丹!哎，天呵！兀的不忧愁杀高卧袁安！这正是是郑光祖自己客居杭州、志不得伸心境的展露。

再往后，许多杂剧作家已不只是游历杭州，更多的是留居于杭州了，或因南下出仕，或随长辈来杭，杭州剧坛因此聚集了更多有成就、有声望的杂剧作家。其中最知名者，是《录鬼簿》作者钟嗣成。钟嗣成曾做过浙江省椽吏，也是仕途无望后转而专注剧本戏曲创作。所著《录鬼薄》共2卷，载元代杂剧、散曲作家80人，作品名目400余种，记录了元代重要戏曲、编曲作家的生平著述情况，是研究元代戏曲、散曲的重要文献。

元代中后期，在关汉卿、马致远等一大批南迁北人剧家的引导和熏陶下，杭州本地作家也逐渐成长起来。最为知名者罗贯中，祖籍太原，籍贯却是杭州。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罗贯中传世杂剧中，《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是今天仅存的剧本。

三

杂剧作者们搞创作活动和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参加“书会”组织。“书会”原本是官学以外读书人应举的地方，后来在繁荣的文化娱乐市场刺激下，便渐渐演变为专职为勾栏艺人撰写戏剧脚本的创作组织。元明时期，书会成员称“才人”，意为高才博学之人，但无论全职兼职皆可加入。如关汉卿本为“太医院尹”,但不仅写剧本，而且常常“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他和白朴都是大都玉京书会的成员。杭州较为著名的则是武林书会，主要活跃于元后期。还有古杭书会。杂剧《小孙屠》便题为“古杭书会编写”。

在书会里，作家们互相切磋，取长补短，甚至集体创作，《小孙屠》是如此，另外如《张协状元》署名“九山书会编撰”，《宦门子弟错立身》署名“古杭才人新编”。当然，杂剧作家也有良性竞争。书会经常开展出题共做的竞赛活动。如钟嗣成在《录鬼簿》“睢景臣”条载：“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者尽出其下。”可见，《高祖还乡》多人共作之题，而唯景臣的散套则是竞赛中脱颖而出之作。另外一种作家间的竞争形式则是“一剧多本”。如郑延玉和郑德辉都有《后庭花》，关汉卿和武汉臣都有《玉堂春》，关汉卿与王实甫都有《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等等。

杭州元杂剧行业的兴盛，随着元朝科举政策的复活，许多文人重新转向仕途，再加上南戏的冲击，最终也渐渐步入历史的尘埃，但继起的话本小说，借助印刷业的发展，在明清发达的江南市民社会中产生更具深远影响力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