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浙江大学历史学科具有优良的学风和深厚的学术传承，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名家张其昀、钱穆、张荫麟、刘节、陈乐素、谭其骧、向达、方豪、夏鼐、贺昌群等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构筑了近代“新史学”的重要典范。改革开放之后，沈炼之、徐规、胡玉堂、陈桥驿、黄时鉴、梁太济、仓修良、金普森、杨树标、丁建弘、楼均信等学者弘扬求是创新精神，在史学领域继往开来，奠定了浙江大学历史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

新时代，新征程。秉持着做好新时代历史研究的目标，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推出“史学人生”栏目，讲述名师校友的史苑故事。回望名家生涯，开启璀璨明日。

本期推送的是杨渭生教授。

杨渭生(1932-2021)，笔名亮之、雷达、舒真，1932年生，福建南安金淘后坑人。1957年毕业于原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历任原杭州大学(四校合并后为浙江大学)图书馆参考阅览组（参考资料部）主任，《杭州大学学报》文科版主编，历史学系教授、宋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生导师，韩国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校华侨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三种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学术委员（1981—2002年），教育部全国重点学科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

杨渭生教授致力于宋史、中韩关系史、浙江地方史等领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著述有《两宋文化史》《宋丽关系史研究》《慎思轩文存》《西湖通史·北宋篇》以及整理出版《沈括全集》《宋丽关系史料汇编》等30余种。治学事迹收入《世界名人录》等十多种辞典，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杨渭生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学教学科研工作，治学严谨，工作勤奋，成绩突出，把毕生心血奉献给党的教育事业，为我校历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我的学术道路

文：杨渭生

——————

一、立志“学术报国”

以往人们称往事如烟，其实往事并不如烟。烟云所过，历史记录了它的全过程。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今中外多少人和事，尽映史镜中。任何人和事，都是时代的产物，古今中外概不例外。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华侨之家，父亲较早过世。家境清寒，穷则益坚，自幼怀有“精忠报国”的抱负，不甘落人之后。少年时期，半懂不懂，跟随老师追求进步，初中时参加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高中时，从书上看到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的一句名言：“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我认为这是气壮山河的大气魄，对此极为崇拜，并引以激励自己。我1952年参加高考，被录取在经过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从老浙大分出来而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组建为杭州大学，1998年又与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组成新的浙江大学）。

我进大学后，就走进书的世界，勤奋刻苦攻读。我牢记我在中学的两位恩师叶景耀、叶轸星先生说的鼓励我的话：“你应毅然决然地上路，努力奋斗。不能成‘良相’，也要成‘名师’，以报‘天恩’！”这激励着我立志“学术报国”。

1953年10月的一个下午，我到杭州六和塔月轮山上的原之江主楼中的浙师院办公室报到，被安排住在西斋学生宿舍。第二天上的第一节课是黎子耀先生的课，这是一堂中国古代史课。黎先生是解放前老浙大的教授，很有学问。他讲课不依照教育部指定的参考书来照本宣科，也不背诵他的讲义，而是照他自己写在纸条上的提纲讲授，照样有章、有节、有段落，听课笔记很好记，听他的课可谓终日忘倦。当时，中国古代史是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为教本，黎先生讲课也以它为主，参照诸名家有关通史的论述，指引学生打开眼界，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来作综合学习，极有指导意义。他讲课要学生去独立思考，分析研究，并且说大学生要敢于面对权威，学习权威；要有所领悟，但不能“迷信”，也不可胡来。关键是要勤读书，而不是死读书。黎先生这些教导，对学生们来说真是终身受益。我无限敬仰和怀念。

听了黎先生和其他老师讲授的课之后，我便遵照老师指引的方向去学习。除了上课和有关活动之外，我大半时间（包括所有的节假日、寒暑假）都到图书馆去阅览报刊，借阅书籍，真正走进书的世界。

在大学四年里，我除了遍阅范文澜等名家所撰的六部《中国通史》和其他主要课程参考书外，粗浅地浏览了《资治通鉴》和清乾隆的《御批资治通鉴》有关章节，利用寒暑假（我因经济困难，在四年里从未回家过），曾先后用功看完了元脱脱等编撰的四百九十六卷《宋史》。当时，还没有中华书局的标点本，用的是线装本。线装本看起来就显得有些吃力，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这对以后我确定宋代史（尤其是宋代思想文化史）为主攻学术方向，起着重要作用。

大学四年里，我如痴如醉地钻进书的世界，拼命攻读有关史籍，搜集资料，其目的在于力求实践“学术报国”的夙愿。

二、治学偶得

杨渭生教授旧照

在图书馆

1957年夏，我大学毕业后，校图书馆张启达馆长两次找我，诚邀我去图书馆工作。当我到图书馆报到时，受到热烈的欢迎。承蒙张馆长的器重，到馆不到两个月，我便被任命为参考阅览组（即其后的参考资料部）副主任（一年后为主任）。1958年，图书馆又新增了一位翟墨新馆长。承蒙两位馆长的器重和提拔，当时我承担的业务工作范围是最广的，除了采编、出纳外，所有业务都归口参考资料部。翟馆长在馆里的办公会议和全馆大会上多次宣布：图书馆业务由我做，责任由他担当。馆领导的信任和鼓励，是我努力工作的源泉。1962年，又增添了一位党外馆长王驾吾教授。驾吾先生是中文系四大名家之一，曾任前江苏图书馆（即南京图书馆）馆长，也是图书馆专家。

这样，我就在诸位馆长的领导下，小心谨慎，又奋力拼搏，积极地开展我份内的工作。

（一）奉命编集《毛主席言论》——1949—1959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部分（1960年铅印出版）及有关研究资料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其后在1960年为宣传、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原杭大党委常委、副校长林淡秋和当时分管图书馆的左达副书记提出，校图书馆应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多提供一些学习资料。林副校长又在常委会议上提议要编集一本《毛主席言论》（当时《毛选》四卷、五卷尚未出版），供师生学习之用。常委们一致同意林的意见，并要林主持这项工作。林副校长通知翟馆长，直接点名要我具体负责编集《言论》这项工作。

有一天，林副校长写了一张便条让工友阿荣送来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商谈这事。他是老一辈革命家、著名作家，很了解党内情况，熟悉毛主席著作的各种版本和毛主席在解放前后所写的许多文章、批示和按语，谈起来非常熟悉。他说要把毛主席在1949年以来所写的文章和批示搜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并取名《毛主席言论》。经过多次反复讨论，最后确定书名用《毛主席言论》，加个副标题———1949—1959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部分，不收没有公开署名的文章。这样，《毛主席言论》经过十分认真的文字校对之后出版了。有一天，省委宣传部突然来了四位干部找我，说江政委（江华）要四十本书。又查问你们为什么编集这本书？我说为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如实汇报了编书的过程。当时弄得很紧张。我跑去找林副校长汇报这事。他笑笑说不要紧张，有什么事由我林某负责。过了两天，林副校长从省委办公厅得到好消息，说送去的四十本书放在桌子上，毛主席看到拿起来翻一翻，笑笑放下，什么话也没有讲。林副校长说，根据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时的经验，这是“无言的肯定”，或者叫做不说话的“认可”。这样就没事了。林副校长又笑笑说：“秀才，你胆小，不用紧张。我们总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而且是应当做的事”。

《毛主席言论》一书的编集出版，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高教界颇有影响，来信来人要买书的很多。为配合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在林副校长指导下，我们又编了四大册《学习毛泽东思想文件汇编》（1960—1966年）。

（二）整顿报刊书库，增添期刊品种，编集报刊目录

报刊是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急需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报刊订购由采编组办理。为更好地与实际使用、管理工作相联系，即改由本部门期刊室直接订购，把订、管、编三者联系起来。遵照省委确定杭大为综合性大学的学术需要，期刊品种除原有馆藏外，主要就现行全国学术刊物、近代以来重要刊物，以及当时影印的西文科技期刊、当时限额订购的西文原版期刊等，尽量收集补充入藏，着手编印有关期刊目录，以应学术研究的需求。

（三）整理古籍线装书和古籍善本书，编印有关书目

这是服务学术研究的重要工程，其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大项目。这是当时校内学者（尤其是中文、历史等系文科教师）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而整理和保护古籍（特别是善本）正是图书馆工作者的职责所在。那时，杭大图书馆的藏书丰富，古籍藏量已达十二万余册。其中，善本一千三百五十种，一千四百八十五部，一万五千二百十四册。对这些善本、古籍整理和编集书目并非易事，首先，由我牵头，分工负责（主要是我、周采泉、洪湛侯三人，早期胡愈、邱国华也曾参与部分工作），先是整理书库，根据原有编目，逐一核实藏书。在查清馆藏家底的基础上，拟定编集书本目录的体例和规格。我还提议编印《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附编之一玉海楼书目》和《附编之二嘉业堂书目》，提议派专人到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附属印刷厂，按照中华书局编排古籍的规格编印这些书目。这项工程浩大，从1962年开始整理善本书和线装古籍，编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到1965年《善本书目》等公开印行，历时四年（实际花费的时间远超这四年），颇感费力。

这些书目（包括《人物年谱集目》出版后，多年来，受到全国学术界，也包括图书馆界的充分肯定与好评。我们所出的《善本书目》、《线装古籍书目》等在全国高校图书馆名列前茅，除北大外，就是杭大。浙大图书馆老馆长沈学植先生在全省图书馆工作会议上公开表扬过。国家图书馆（北图）的专家赵万里先生还特意到杭大来看了一看，讲了许多鼓励的话。

（四）编集普通藏书目录（即馆藏书本目录）

当时，校内许多读者反映使用馆藏卡片目录不方便，希望有书本目录。翟馆长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要我想办法去实现。我提议在图书馆设一个“样本书库”（即馆藏版本书库，每入藏一种书先入此库一本），这在当时全国各高校图书馆是没有先例的，我们是首创。同时，我又提议聚集一些同志，用卡片目录校对库内藏书，然后在此基础上编集书本目录。

与此同时，我还在图书馆这块学术文化宝地上，尽可能做些学术研究，先后撰有《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刍议》、《马克思与图书馆》、《关于资料工作与目录学》、《略记（孙诒让）玉海楼藏书》、《孙诒让和他的玉海楼藏书》、《关于嘉业堂藏书》等十多篇关于图书馆学、资料学的论文，做了两抽屉的学术资料卡片（主要是有关中国历代人物研究资料）和三大本学术笔记。

这个时期内，我做学术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是撰有《司马光王安石年谱合编》（书法大师沙孟海先生题写书名）六十多万字。这是在驾公的鼓励和指引下，在业务繁忙之际，用最大精力，尽可能地搜集较多、较完整的资料而写成的一本专著。林淡秋副校长好意推荐给中华书局社长兼总编金灿然同志，希望中华书局能出版。可惜，接着“文革”暴风雨很快就来了，金灿然惨遭巨大的冲击，书稿不知陷落何方？“文革”后，我多次请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教授帮助查找此书稿，他三次来信均谓“查无下落！”无可挽回，实属可悲。退休后，我想重写此书，谈何容易！

在学报

1974年，我奉命到《杭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任文科版主编。有流行的一句话：“为人辛苦，为人忙”，实为编者的职责所在。所以，我遍访文科各系许多名家教授，诚邀专家帮助审稿，提供高质量文稿，为共同办好学报努力；同时，也积极联系校外名教授、专家，力求得到支持和帮助。要办好学报，绝非易事。为此，我竭尽了全力，也获得不少名家的支持和教益。在专家、教授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当时的《杭州大学学报》文科版在全国同行中名列前茅，占有一席之地。校领导和校内外有关专家曾予以肯定和赞扬。

在这一时期，我抓紧时间，奋力攻关，做了一些学术研究，主要是针对史学界当时的状况，先后写了一些学术论文，如《论胡瑗的教学方法》、《胡瑗对宋代新儒学的贡献》、《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沈括和他的

以上是我在学报工作的前期。粉碎“四人帮”后，是为后期，附在校办工作。我被拉去做些文字工作，主要是为党委书记等校领导（包括陈立校长）起草讲稿和有关文件。杭州大学党委书记刘活源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努力办好高等教育》的汇报提纲（发言稿），也是由我起草、修改，向省委汇报后定稿的。很多时候下午五点下达任务，第二天上午八点就得完成，弄得很紧张，赶任务，加夜班成为常态。不过，这是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堪以自慰。

在历史系

1984年起，我回到历史系。除按规定，为本系的本、专科生相关年级讲授《中国通史》、《社会科学文献检索》课程，每周5-6节课（最多时每周10节课）外，奉吾师徐规先生之命，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筹办全国宋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

负责与全国宋史研究会会员联络，征集论文，操办会务，办理会议论文集编印出版等全部事务（包括起草会议开幕词与闭幕词）。

（二）筹办杭州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大陆）首届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担任筹委会常务副秘书长

在宋史泰斗邓广铭教授和徐规教授的指导下，我负责与国内外宋史研究学者的联络，发邀请函，征集论文，设计制作会徽和编印名片，安排审稿和会议翻译，选定和布置会场，落实代表接送事宜，起草会议开幕词、闭幕词和会议总结等全部会务工作。

（三）具体负责宋史研究室内外联系和行政事务

根据当时全国宋史学界现状与动态，并遵照徐先生的意见，负责制订宋史室科研规划和年度计划。我同时负责当时经常要填报的各种报表和其他杂事。

我通过使用申请得来的科研经费，大量收集采购了国内外有关宋史研究的书刊资料（主要收集了台湾地区大量的宋史研究书刊资料）；创建宋史研究资料室（即今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书库的前身）。宋史研究室日常事务不少，创建资料室工作也很重要、很繁重，人少事多，非认真对待不可。还要负责安排接待来访的外宾（当时来访的学者以日本为多，次数亦繁）和国内相关学者，安排校外学者为宋史研究生开讲座，以及有关接待事务。

此外，我每周还要为系本科生讲授《宋史研究专题》选修课。遵照徐先生的指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本系硕士、博士研究生讲课，编写《中国古代文化史导论》、《宋史研究专题》等讲义三种。还为本校外国留学生编写《中国历史与文化》讲稿（附有杨杰的英文译本）。

鉴于上述我操办中国首届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比较成功，宋史权威专家邓广铭教授和漆侠教授特来函，邀请我协助操办北京大学与河北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会议，1991年8月），希望我为办会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主持会务工作。

1990年7月应邀赴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中国知识分子：理念与行止（以宋代为中心）” 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试论宋代重视知识和教育的优良传统》学术演讲，论文在香港公开发表。

1993年8月应邀赴港，参加香港大学主办的第34届亚洲及北非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赵宋之统一与整合》学术论文，后收入包伟民教授主编的《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史学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

1995年10月，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主办的“韩国传统文化”首届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收入北大主编的《韩国学论文集》第四辑（专辑）。

2000年5月应邀赴台，参加台湾大学主办的“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 学术研讨会，发表《试论宋代新儒学的形成与发展》学术演讲，论文收入台大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同时，访问台湾“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学术交流。

2000年10月汉城召开的韩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校韩国研究所组团）邀请我参会。我因在厦门集美有侨光校友集会而请假，改由包伟民教授参加。

在国内，自1985年5月杭大与北大联合主办中国首届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会议）后，河北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第二届（北京会议）、第三届（保定会议），以及其他许多单位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很多，我也都应邀参加，并发表有关学术论文（此略）。

改革开放后，新闻媒体比较重视对学术文化的宣传报道。中央电视台曾联合浙江电视台、杭州电视台来校找我开讲《吴越春秋》论坛，即关于五代时期吴越国政治、经济、文化、人物之讲演，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杭州电视台均有录像、录音，并在后期播出时配有古装人物表演。多家电视台（包括香港两家中文台）转播，中央电视台还送来整套录像带给我。

又，中央电视台还拍摄了全国一百个城市一百个市长、学者讲演系列片，其中一个专题是《关于古代杭州历史文化的讲演》。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记者找到我，说他们已经找了当时的杭州市市长钟伯熙，又准备请我主讲历史文化，由电视台录音、录像，并配风景画面。这个专题在中央台和地方台播放过多次。还有杭州市民大学来找我作《关于吴越国文化的讲演》，要求印发讲稿，并现场录音、录像。

2008年，浙江省政协召开全省市、地、县各级政协主席读书会（地点设在绍兴）。当时政协副秘书长李火林同志拿着省政协主席周国富同志的邀请信，约我到学习班为各级政协主席开讲《两宋文化专题》，要求提供讲稿全文。我作了充分准备，详撰讲稿，交李秘书长去排印。李秘书长派专车接送我到绍兴讲演，听者甚多，反映良好。

在1993年我应聘为韩国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之后，除撰写一些学术论文和专著外，还应韩国两家电视台之邀，多次作《关于中韩文化交流》、《关于

在中韩文化交流史研究中，我把宋史、中国文化研究与中韩关系史研究结合起来，以赵宋王朝（960—1279）与高丽王朝（918—1392）这一历史阶段作为中韩关系史（包括文化交流）研究的起点，然后上溯下联，逐步展开与深入。先做“笨”工作，“笨”字从“本”，是艰苦的基础工作，即着手做收集资料，把宋丽双方保存下来（主要是宋方保存，至今能收集到的）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实录、正史、文集、笔记、小说、方志、僧录等等），以及韩方保存下来的相关史料中，有关广泛交往和论述对方政治、经济、文化、风土、民俗方面的资料，钩沉爬梳，分类整理，汇编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上、下两大册，一百六十多万字）。

这些工作，在这一领域尚属初创，博得中韩关系史研究同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金俊烨教授亲笔题写书名，并来信赞扬和肯定。我国韩国史研究先行者，北京大学教授杨通方先生也曾给予肯定和鼓励。在比较扎实的资料基础上，我撰写了系列论文共二十多篇五十多万字，撰有中韩关系史研究专著两部（各四十多万字，书名见下列）。这是我晚年从事学术研究最用力攻关的一个园地。

以上是我数十年来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一些偶得。有关治学事迹，先后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等十多种中外名典。2016年，历史系三位同学来家访问，做“口述历史”，又是记录，又是录像。我说：“不要”，他们说：“一定要”！并要求我说一句概括的话。我说不必要啦，他们又说“一定要”。我顺口说：“我奋斗过来了，我胜利了！”这有点阿Q气，供一笑而已。

杨渭生教授著述宏富

三、结语

回首往昔，辗转难眠，感触良多。我誓以“学术报国”，但由于众所周知的主客观因素，虽努力奋斗，但“学术报国”仍未圆梦。对此，我极为抱憾，常以早年苏秦为例叹曰：“时也，命也，运也！”退休后，我仍拼命奋斗，埋头攻读和著述，聊以自慰。为的是争口气，表明“没有白吃人民给的饭”。“笨人做笨事，是为可耕种的笨牛”。“世间多有不平事，公道尽在无声处”。目前我仍在从事一直想做的多项专题研究，很想完成三部书稿，不知是否能如所愿。

非常感谢所有关心、爱护和帮助我的领导、同志、朋友和亲人们。数十年来，我夫人吴丽云女士陪同我在艰难困苦的家境中奋斗不息，曲折走来。不料，她却在2012年走了。每念及此，无限哀思。“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深深怀念！佛祖伟大，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发现生老病死乃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是故，观音普度，值得深思觉悟。愿我子孙后代知我走过的曲折路。继往开来，奋发图强，效忠祖国，是所愿也。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