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七十二圣贤像赞》第一石 秦桧的生平,历史上都有记载,不再赘述。关于他的存世文物,亦是在之后的年代被摧毁殆尽,留存极少,就如《孔子与七十二圣贤像赞》刻石上的跋文一般被磨去。 《孔子与七十二圣贤像赞》 杭州孔庙碑林绘画廊中展出的《孔子与七十二圣贤像赞》亦称《宋高宗圣贤像赞》,共14石,碑石尺寸相同,均为高45.5厘米,宽125厘米,厚20厘米。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刻,北宋李公麟画像,南宋高宗赵构撰文并书。原有15石,今缺第十石。《孔子与七十二圣贤像赞》第十四石 此组碑石的最后一石即第十四石(原第十五石)。碑文28行,楷书;刻像1人为乐欬。碑文前两行刻宋高宗题赞乐欬,后为明宣德二年(1427)吴讷的题识,由刘数刻石。 录文: 右宣圣及七十二弟子赞,宋高宗制并书,其像则李龙眠麟所画也。高宗南渡,建行宫于杭。绍兴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飞第作太学。三月临幸,首制先圣赞,后自颜渊而下亦撰辞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学,附以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记。桧之言有曰:“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今搢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其意盖为当时言恢复者业也。呜呼!靖康之祸,二帝蒙尘,汴都沦覆,当时臣子,正宜枕干尝胆,以图恢复,而桧力主和议,攘斥众谋画,指一时忠义之言为狙诈权谲之论。先儒朱熹谓其倡邪说以误国,挟虏势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者,是也。昔龟山杨先生时尝建议罢王安石孔庙配享,识者韪之。讷一介书生,幸际圣明,备员风纪。兹于仁和县学得观石刻,见桧之记尚与图赞并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诐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然念流传已久,谨用备识,俾后览者得有所考云。 宣德二年岁在丁未秋七月朔,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海虞吴讷识,教谕林贤、训导刘数摹勒于石。 此段题识讲述了这组碑石的由来,并说明图赞后原有秦桧的题记,吴讷在跋文中记录了一二:桧之言有曰:“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今搢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后来吴讷来杭州任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在当时的仁和县学见到了这批珍贵刻石,“见桧之记尚与图赞并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诐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吴讷因不耻秦桧的为人,将其文磨去,重新题上自己的跋文,而把(秦桧)题识原文备考收录在文集之中。题识后还有清顺治、嘉庆、道光年间关于碑石重竖、重整等内容的记载。 那么,现在杭城之内,除了在岳庙竖有的跪像,还有秦桧留下来的遗迹么?目前仅发现杭州孔庙碑林《南宋太学石经》里的《毛诗》、《论语》后尚存两段题跋,实属难得一见。 《南宋太学石经》 《南宋太学石经》是由宋高宗赵构与吴皇后共同手书的石经,内容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亦是我国目前现存的唯一位于南方的石经。在我国古代仅有的七次刊刻的石经中,只有《南宋太学石经》《唐开成石经》和《清石经》保留下来的碑石数量尚具备一定规模,其他的石经如《东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北宋石经》均损毁严重,而《蜀石经》毁于宋元之际战火中,仅有少量北宋拓本流传下来,所以保存至今的《南宋太学石经》尤为珍贵。然而保存和收集的过程也是坎坷曲折,这一过程在明代碑刻《石经歌》中有记载。《石经歌》中记载:“绍兴二年,宣示御书《孝经》,继出《易》《诗》《书》《春秋左传》《论》《孟》及《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总数千万言,刊石太学。”当时的太学是岳飞过世后,以其府第所改建的。这一点,在《孔子与七十二圣贤像赞》最后一石吴讷的题记“绍兴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飞第作太学”也有说明。 “淳熙中,孝宗建阁奉安,亲书扁曰:‘光尧石经之阁’”。然而到了元初,“西僧杨琏真伽造塔,行宫故址、取碑石磊塔,杭州路官申屠致远力争而止。后因改学为西湖书院,岁久阁废,石经断折零落。洪武中,移仁和学于书院,然石经久废,人莫知留意也。”由此可知,经历了元代的战乱和人为的破毁,太学也改为西湖书院,石经散失断折。 吴讷接着记载:“宣德元年夏,予出按于杭,观之概叹,迺以属郡守卢君玉润率教官生徒四散收拾,得全碑若干,碎折若干,一一补辏,共得经碑百片。”明宣德元年(1426),吴讷嘱咐杭州知府卢玉润收集南宋石经,卢玉润收集到碑石计百余通,加以修补后存放在仁和县学旁孔庙大成殿后及两庑。第二年,吴讷作《石经歌》并刻碑以示后人。明正德十三年(1518),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宋廷佐将仁和县学石经移至杭州府学(现杭州孔庙碑林),同时搬迁的还有《孔子与七十二圣贤像赞》刻石。明崇祯末,始将石经嵌于壁间。其后,南宋石经历明清民国至今,数量几无变动。 南宋太学石经现存85石,分别是《周易》2石,《尚书》7石,《毛诗》10石,《春秋左传》48石,《论语》7石,《孟子》10石,《中庸》1石。目前均陈列于杭州孔庙碑林的石经阁。碑石为太湖石质地,石材细腻,色泽偏白,堪称优良。虽非足本,但它可以向我们展示南宋太学的腾达壮阔阵容和教育的鼎盛。 南宋太学石经与当时的权臣秦桧息息相关。宋朝史学家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诏以钱塘县西岳飞宅为国子监太学”,秋七月“奉安至圣文宣王于国子监大成殿,命太师秦桧行礼,时学初成,帝自题赐书阁榜曰首善。”
我们今天尚能在《毛诗》最后一石(第十三石)中,清晰可见秦桧的跋文: 臣闻之《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自古圣王在上,则君师之任,归于一致。尧舜之世,万邦咸宁,比屋可封者,治[教]之明效大验也。仰惟主上以天锡勇智,拨乱世[反]之正,又于投戈之隙,亲御[翰]墨,尽书六经以及《论语》、《孟子》,朝[夕]从事,为诸儒倡。臣因得请刊石于国子监,颁其本偏赐泮宫。尧舜君师之任,乃幸获亲见之。夫以乾坤之清夷,世道之兴起,一人专任其责。所为经纶于心,表仪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于丕应者岂浅哉。诗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干”。臣愿与学者勉之。绍兴癸亥岁九月甲子,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兼提举实录院,提举详定一司敕令,提举编修玉牒所,魏国公臣秦桧谨记。 [ ]部分为碑石上的缺字 仔细研读秦桧的这段题跋,不得不佩服他的文采与学识。其文条理清晰,引经据典,引用了六经儒书和历史典故,表达了对宋高宗赵构的敬仰,将其地位抬高至与尧舜并列,既是极致的谄媚,亦是对有二心者的警示与恫吓。文中提及“臣因得请刊石于国子监,颁其本偏赐泮宫”也是说明了刊刻石经是由秦桧提议的。 据记载原在每一部经文之后,均刻有秦桧跋文,因年代久远,《尚书》等碑之后的跋文均已损毁不见,另一处《论语》后的跋文也模糊不清。最为清晰的,独剩此《毛诗》后一处。于是就有了一个疑问:石经和《孔子与七十二圣贤像赞》刻石一并移至杭州府学。吴讷将《孔子与七十二圣贤像赞》后的秦桧跋文磨去,并且解释了缘由,那又为何石经后的秦桧跋文未被磨去呢? 关于这一疑问,至今仍是个迷,还待继续探究。 杭州作为南宋故都,但遗存的实物却是凤毛麟角,至今在杭州孔庙碑林保存的《南宋太学石经》足以给历史名城增光生色。岳飞已逝,他尽忠报国的精神,会透过这些南宋遗存的文物,流传千古,激励后人。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