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卅年代老作家王西彦教授

王西彦老师是三十年代初就发表创作的老作家，八十年代被选为上海作协副主席。曾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任教授，1951 年春应聘来浙江大学，执教两年后于 1953 年春调往上海华东文联任专职作家。在浙大执教时，笔者曾受业于西彦老师。与老师分别近四分之一世纪后，于七十年代后期又得与西彦师及师母周雯先生于南京相聚，师生愉悦非常。如今垂暮之年，回忆往昔所受教益，犹令我感念。

王西彦先生

一

笔者于 1950 年秋考入浙江大学，西彦先生 1951 年春来浙大工作时，我正是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当年浙大中文系名师众多，但大都开设国学类专门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及外国文学课程的师资则阙如。在同学强烈要求下，学校便多处罗致人才，1951 年先后聘来王西彦、孙席珍二位先生分任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课程的讲授。

西彦师先为我们一年级开设写作课，当我们升入二年级时，又为我们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西彦先生不但是著名作家，而且是多产作家。讲课中，不但引用中国著名作家的名作，而且也大量引用国外、特别是俄罗斯作家如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乃至高尔基的名作，扩大了我们的视野。西彦师还特别看重写作实践，要求我们多多动笔。同学所交的作业中偶有佳作，常得到他的称赞，并提出意见，要求进一步修改，达到发表水平，便推荐到有关刊物。有一位同学来自农村，写了一篇农村生活的短篇，受到西彦师的青睐，嘱其认真修改后，便推荐发表了。二十余年后，西彦师有机会与这位同学再相晤，得知在其所从事的专业研究中无可称道的成绩，便不客气地批评“你这几十年做了啥？”也不管这位同学的妻、儿正在身边，毫不假以辞色。当然，与从前任教时比较起来，虽然言辞之犀利不减当年，但语气要委婉多多。犹记当年一位同学的习作，西彦师很不满意，将其叫到办公室来训斥一通，掷还其作业，令其重新写过。据夏承焘老师《天风阁学词日记》1951 年 4 月 24 日所记（以下凡引用此书，只称《日记》），夏师召集有关老师研究基本国文及写作实习的教学工作，西彦师就提出“学生好高骛远，望不劳而获”。在日常教学工作中，为了纠正同学这种不良学风，西彦师要求十分严格，做出成绩，便予首肯、扶持；屡无成绩，便予批评，促其努力，毫不姑息。当年，浙大本科生入学也要进行面试，由系主任及几位任课老师主持，笔者参加面试考试（1950 年 9 月 2 日），西彦师尚未来浙大，而 1951 级新生入学时，9 月 27 日进行面试，而“西彦问话最多”，引起夏师注意，便在该日记中特别提及。

西彦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对自己同样严格。听他讲课，只要认真做笔记，课后温习便会发现原来是一篇完整的论文，不久便会在相应刊物上刊出。但西彦师对自己的成绩从不自满，而是感到不足。一次讲课之余，不禁喟然叹道：“我虽然写了不少作品，但能留下来么？多少文人的名字都从历史上消失了。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个名字，也就不容易了！”此言给我的印象极深，至今仍不时想起。清人赵翼有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今社会发展极其快速，学术研究人才包括文学创作人才不断涌现，成果（包括文学研究和创作）日新月异，能在“数十年”内不被人忘记已非易事，岂能轻易断言“数百年”！西彦师当年的感叹，正促进我不断努力向前！

二

在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中，与西彦师有更多的接触，从而有了更多的了解。1950 年寒假前夕，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要求浙大中文系师生前往嘉兴参观土改运动。12 月 28 日，由系主任郑奠（石君）教授率领，包括教师沙孟海、夏承焘、徐声越等以及一年级学生十余人前去嘉兴县王店区真西乡，半月后于 1951 年 1 月 12 日晚返杭。其时，西彦师尚未来浙大，嘉兴之行自不可能有他参加。但在 1951 年秋季开学不久，华东教育部要求国立大学文法学院师生均须参加一期土改，于是浙大文学院师生一百零几人便在文学院院长陈立率领下于 10 月 7 日赴皖北五河县五北区参加土改，西彦师于是年春便已就聘浙大，此行自必参加。历时三个月，于 12 月 21 日返回杭州。不久，浙江率先进行院系调整，浙大文学院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组建浙江师范学院（1958 年改为杭州大学，1998 年又并回浙江大学）。新学院组建不久，1952 年 2 月 9 日起30 日起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又历经三个月，至 8 月底告一段落。这些运动，师生都一起参加，概不能免。展开“三反”运动，历时三个月，至 5 月底方结束。接着从 5 月 30 日起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又历经三个月，至 8 月底告一段落。这些运动，师生都一起参加，概不能免。

时任文学院院长陈立

前往皖北土改前，在学校就开始动员，学习文件。其中一次活动就是请王西彦先生报告土改工作经验，从此知道西彦师在湘西老区参加过土改，正因为他有这一段经历，便参预了大队部的领导工作。浙大师生一百零几人分成七个组，每组有师生十余人，再配合当地干部十余人，负责一个乡的土改工作，七个组中有六个组组长由当地干部担任，浙大出一名副组长；唯独负责訾湖乡工作的第四组，却由区指导员决定由当时非党非团的笔者为正组长，当地干部任副职，说是作为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的试验。本组中有浙大老师夏承焘、薛声震、管佩韦等，同学有柴崇茵、马娟尚、姚吉昌等。既然作为组长，不但要向区指导员汇报工作，也得向大队部反映浙大师生情况，这就与西彦师有了更多的接触。

至于对西彦师个人情况的了解，那还是在返校后开展的“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中。当时领导指定一些学生参加老师的学习，笔者为其中之一。在学习一段落后，每位老师要检查交代，然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给每位老师做出小结。而检查交代又是由领导带头，然后是一般教师。在中文系，就由新组建的浙江师院中文系主任王西彦老师，以及原浙大系主任郑奠老师、之江系主任王焕镳老师三位先行检查。从这些活动中了解到一些老师的基本情况。

西彦师是浙江义乌人，1914 年出生，来浙江大学工作时还不到四十岁。在家乡读小学，中学是在杭州学习的，1933 年去北平读中国大学。在杭州读中学时便开始练习创作，到北平读大学时更是不断写作，由于发表作品而认识了沈从文，并受到其教益多多。“一二·九”运动后，曾参与谷牧等人组织的北平文艺青年抗日救国协会工作。从国学系毕业后，正值“七·七”事变，便回到故乡浙江，一度在温州师范任国文教员。1938 年去武汉参加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工作。其后，又积极为进步报刊撰稿，参与编辑工作，宣传抗日，1948 年参加民盟。1949 年解放初，曾任长沙文联副主席、中南区文联筹委会副主任。1951 年春应浙江大学之聘回到故乡丁作，分外高兴，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

在各项运动中，西彦师勇于参与，也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对在皖北土改时的领队陈立教授，不顾忌其为院长，对其工作颇多批评，直责其“不负责”。这一批评颇得同时参加土改的师生赞同，夏承焘老师赞之为“直心快口”（《日记》1951.12.26）。不仅如此，即令与其相处“投缘”之人，也能展开批评，如说夏师有“宗派作风”（《日记》1952.6.30），对瞿禅先生的治学也提出建议，希望夏先生“引古人文句，不应忽略其历史时代环境。治学论人，应掌握其整个思想情况”（《日记》1952.7.25）。被批评者，皆知西彦师言辞虽明快，而心地全为人好，所以不以为忤，相处依旧融洽无间。但西彦师此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岂能见容于别有用心的小人，在“文革”期间，自然受到“四人帮”爪牙的嫉恨而遭到严重迫害。

三

1952 年秋，西彦师被派往朝鲜慰问志愿军，三个月后返国时已是寒假临近，开学后不久即被调往上海华东文联任专职作家。1953 年 2 月赴任。临行前夕，交我去派出所代办户口迁移。户籍员接过户口簿，朝我看了几眼，便问：“你就是王西彦么？”我答曰：“我是王西彦老师的学生。”他便说：“这就对了，你也不像四十岁的人嘛！”由此我记得 1953 年王师正当不惑之年。从此一别，直到七十年代方始重见。

“文革”初期，夏承焘老师是杭州大学首批抛出的反动学术权威，而王西彦师则在沪上成为首批被点名批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瞿禅师较早地被“冷处理”，1972 年即因病告长假在家休养；1974 年秋写信给词友唐圭璋先生找到笔者，随即恢复了联系，除告诉我现在无事时常去龙游路沙孟海老师府上闲谈，又经常告诉我当年其他老师的一些情况，如 1976 年秋告我西彦师已获“解放”，现暂时挂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等。我乃先后与沙师、王师等恢复了通讯联系。西彦师于 1976 年 12 月 7 日来信，首先说因长期关押，宿疾复发，“许久未去出版社，你十月二十七日信是今天转到的，你可想象，读到你的信，我十分高兴”。信末说“我的工作算是派在出版社，其实每周只去参加两个半天学习”，让我今后去信寄“复兴西路”他的家中。

上海市复兴西路

不久，西彦师表示多年未离开上海，（鹏按：增加一个逗号）近日想到南京走走，叮嘱我此行纯然是私人活动，切不可惊动有关部门，只让我为其安排一下。终于在 1977 年暮春，与西彦师及师母周雯在南京相聚。西彦师心情十分愉悦，他告诉我在家乡读初中时即喜爱读文艺作品，如《三国》、《水浒》等古代小说，也喜欢同是浙东的作家鲁迅的作品；在杭州读高中时，又喜欢外国特别是俄罗斯的作家、作品。读得多了，便也动手写起来，在杭州时写了一篇习作《残梦》，居然在 1931 年南京出版的一个刊物上刊出，从此便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这次来游南京，自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生活。

在南京，除了到舍间便饭外，还领略我工作的校园景色，大部分时间是他们夫妇同游，个别景点则由我陪同。在游览白鹭洲时，周雯师母还为西彦师与我拍了一张合影。西彦师在南京亦有一些文友，但很少去拜访，只带我去过住在中央路上的陈白尘府上拜访。当年陈先生在南京大学任教，西彦师离开南京后，我也未再去过陈府，倒是西彦师 1979 年 1 月 12 日来信告诉我，在上海文联举行的叶以群同志追悼会上，“见到白尘同志，并约他在我们家里吃了便饭”。

在陪同游览时，自然也问起西彦师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告诉我早在 1966 年 6 月就被宣布为“专政对象”，是因为六十年代初写了一篇散文《湖上》，文中引用了浙东俗谚“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廷”，便被上海的“文痞”们抓住，说他别有所指，乃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既然成了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当然便被扣工资、抄家、游街、挨打，还被赶出家门，与巴金、魏金枝、师陀、孔罗荪、吴强等六人，关押在很小的一个灶间。由于始终不认罪，“文痞”们欲将其进一步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尚未及定案，“四人帮”即被打倒，西彦师方始“解放”。西彦师是三十年代的文艺战士，一直追求进步。这样的老作家却被“四人帮”加上种种罪名，予以打倒！真是妖魔横行，不可理喻。值得庆幸的是乌云终于散去，新时代已经来临，西彦师又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只是创作力最旺盛的十年却被生生扼杀，令人惋惜。

四

创作勤奋的西彦师，即使在被关押的十年中，也未曾全然放弃研究和创作。在 1977 年 1 月 10 日给我的信中说，“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借到一部《红楼梦》，就陆续写些笔记”，“整理成一篇篇文章，这样就好像可以编为一本书了。我靠边九年零两个月，倒有一半时间花在这上面”，信中还希望我能为他搜集一些有关《红楼梦》以及清史资料。西彦师在信中说：“自然，我的意愿是写一部批判解放战争时期民主个人主义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前已写成三分之一初稿，但什么时候能专心写它，还很难说。”

天遂人愿，“四人帮”终于倒台，西彦师又创作了许多散文、小说。手边就有西彦师于 1980 年 3 月题赠的《王西彦近作》，是1979 年 12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作丛书”中一种，该丛书收入郭沫若、巴金、茅盾等名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作。1981 年 8 月题赠的《书与生活》则是西彦师长年读书笔记的结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80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西彦散文选》，则是笔者与出版社谈及的事。1977 年 12 月 3 日西彦师信中曾说及“江苏人民出版社陈乃祥同志曾来信，说是从你处知道地址的，他要我给他们编写书稿，你见到他时，代致意”。总之，在从“牛棚”中出来后，西彦师爆发了新一轮的创作高潮，终其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部短篇，十余部中长篇，以及大量的散文和理论文章，著名者有“追梦”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以及反映农村妇女命运的《村野的爱》、《微贱的人》，以及理论著作《唱赞歌的时代》、《论阿 Q 和他的悲剧》等等。1999 年去世的前一年，上海作协等单位还曾于 1998 年举行王西彦创作 65 周年讨论会。他的创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宝库之一，后人是不会忘记他的。

“追梦”三部曲

除了创作以外，从“牛棚”出来以后，西彦师还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在八十年代终于参加了中共，作为上海作协副主席，率团出访，频繁地接待海外作家、学者的访问，国内各地邀请也不断，如 1982 年曾“和高晓声、陆文夫两位同志去连云港访问，因在南京只住了一晚，无暇去看你（1981 年 6 月 27 日来信）”。到九十年代，江苏省作协评审高级职称，两度聘笔者为评委，1993 年太湖开评那次是由陆文夫任主任，1995 年在南京评审时主任为高晓声，高晓声还数次来舍间，我们都谈及西彦先生江苏之行。八九十年代，笔者除本职工作外，出外参加学术会议、讲学、主持论文答辩等活动也颇多，曾借去沪机会去复兴西路拜见西彦师，但彼此都很繁忙，相聚一次也殊为不易。

五

西彦师“解放”以后，对笔者的研究十分关注。在 1977 年 2 月 3 日来信中就说我在 1976 年发表的论《水浒》和杜甫的文章，他在刊物上见到，“写的都很好”，让我再寄几篇文字给他看看，我照办了。3 月 16 日就收到他的信，说“过去我未读过你写的文章，最近读了几篇，很为你高兴。做学问，一般总是先作较为广泛的涉猎，然后进入专精，希望你能做出很好的成绩”。因为寄给西彦师的几篇文章，既有唐宋文学方面，又有明清文学方面；既有谈诗文的，也有论戏曲小说的，所以引发了西彦师要重视专、博的意见。其时，我也注意到点与面也即是专与博的问题。在西彦师提出这一问题后，更引起我的重视。在 2006 年 10 期《文艺研究》刊载对我的长篇访谈中还专门回顾了我的治学经历。我乃复信告诉西彦师，五十年代后期在江苏师院（今之苏州大学）任教时，由于钱仲联先生的安排，让我重点讲授戏曲和小说，当年还为中华书局撰写了《李玉和〈清忠谱〉》，戏曲研究就成为重点。近年又为江苏人民出版社作《杜甫诗选析》，只是尚未见书（八十年代初，二书终于出版，寄赠西彦师，他在 1981 年 6 月 27 日的信中说“接到你题赠的《杜诗选析》和《李玉和〈清忠谱〉》二书，非常高兴，这是你多年埋头研究的成绩，值得庆贺”）。七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我所在的学校南京师院整理《儒林外史》，当时领导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四人小组负责，当我执笔的“前言”被出版社通过后，即被调出小组，“前言”落入他人之手。但我个人的研究并未中断，这就成为我所“专”的课题之一，并将新近写成的几篇选出业已发表的《吴敬梓身世三考》一文寄给西彦师，请他代询出版社是否可以出版这类选题的著作。1977 年 7 月 23 日西彦师便来信说“《三考》刚读完，写得很不错”，并表示即向社里询问。一周后在 8 月 1 日就收到出版社“沪版 77 古字 252 号”的约稿信，约我撰写《吴敬梓研究》。我乃将此信息及时函告西彦师，8 月 6 日给我回信说，“他们是先看了《三考》才给你写信的，他们希望你能把《研究》中所收文章，早日完稿，直接寄去就行。从《三考》看，这部研究定能受到欢迎”。此后出版社就直接与我联系，当我得知《吴敬梓研究》已经过三审于 1983 年秋发排后，便函告西彦师，他在 1983 年 12 月 16 日来信说“等着拜读尊著《吴敬梓研究》”。1984 年 8 月，一得到样书，便给西彦师寄去，他十分高兴。不久，吴敬梓逝世 230 周年学术讨论会于 11 月初在南京召开，全国多地学者一百余人与会。此书作为会议赠书，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好评，也为笔者从事这一专题研究的后续之作，如《吴敬梓评传》、《新批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人物论》、《〈儒林外史〉研究史》等等铺垫了基础。而这一切，均是早年受到西彦师的助益而致，令笔者难以忘却，也不能忘却。

——原载《钟山》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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