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 王元俊，出生于1936年12月，1958年毕业于水利部南京水利学校，同年分配至黑龙江852农场工作。1963年回余杭。1970年，在余杭县北湖围垦指挥部负责北湖大桥施工等技术工作，后在余杭县西险大塘水文站担任技术工作。1984年，担任余杭县苕溪堤防河道管理所副所长。先后主持修建西险大塘多项水利工程，1997年退休后仍工作两年。王元俊曾被评为全国水利管理先进工作者、杭州市抗洪救灾先进个人、余杭县两个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余杭市优秀政协委员等多项荣誉称号。 
年轻时期的王元俊 我出生于1936年12月，1954年余杭中学初中毕业，考杭州师范学校，没考进，做了一年代课教师，第二年考进了直属水利部的江苏南京水利学校，这所学校就是现在扬州大学的前身。我就读农田水利工程专业，1958年毕业。毕业后国家分配去了黑龙江的农垦部八五二农场，在军垦农场水利科待了五年。我在那里修水库，在校时入了团，追求进步，受过多次奖励。1962年，44岁的父亲去世了。家里弟妹还小，没人照顾，我就打报告，1963年回到了家乡瓶窑。为了生存，我在瓶窑的一个民办服务站做电工等零碎活。当时家里很困难，家里除了母亲，我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家里共七个人，主要靠我赚钱维持一家生活。
1970年，当时的余杭县革命委员会组建北湖围垦指挥部，围垦指挥部的人员主要是来自五七干校的老干部，由县农业局副局长宋竹友全面负责。指挥部其实是个临时搭起来的空架子，下面也没有什么人员。当时全国上下开展消灭血吸虫病运动，北湖草荡血丝虫盛行，以修好堤塘可以放药治血丝虫为名，对北湖草荡进行筑堤围垦，同时在北湖南北两端建了两座桥。北面在北苕溪庄村渡新建北湖大桥。当时缺少管施工的技术人员，因为我是水利学校毕业的，指挥部就派瓶窑水文站站长来我家，请我去管大桥施工，每月工资42元。桥造了一年多，顺利建成了。当时条件很简陋，造桥只用了12吨钢筋。此桥用了33年后才拆除，这是后话。 这座桥为25×30×25米三孔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全长90米，桥面宽4.5米，是当时的一座大桥。我虽然还是临时工身份，但是我工作上还是很尽力，领导对我很满意。桥造好后，指挥部也解散了，其人员大多回临平。宋竹友对我说：“小王，你怎么办呢？你到哪里去呢？”我说：“我没地方去了，我听你的。”宋竹友说：“你到对面防洪站去吧。”于是宋竹友就介绍我去了西险大塘水文站（一般称作防洪站）。这个单位当时没有技术人员，一共也才几个人。我去了以后，就在那里做下去了，跟我学校里学的专业也相符合。我的工作得到了上面的肯定，一年多后就从临时工转为正式编制，第三年转为干部编制。 我最初的月工资是35元，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当时站里的领导是南下干部张鸿恩，是山东人，曾当过公安局副局长和石鸽良种场场长，他很关心我，对我说：“你家七个人都要靠你，你35块钱怎么过日子？”于是，站里给我每月补助了10元钱。 我因为拿了补贴，吃饭买菜时，人家就会朝我看。食堂里肉丝豆腐五分钱，腌菜豆腐是三分钱，我是拿补贴的人，只能吃腌菜豆腐，不能吃肉丝豆腐的。后来我就主动提出来，我每个月10块钱的补贴不要了。因为我后来工资也加上去了，加了7元多，月工资四十多块，生活还是很困难。北湖大桥造好后，留下一些建筑用房。我跟站长说，我全家搬进去住吧。因为住在那里水电不用钱，房租也不要，我老婆也可打打工。但那只是两间毛竹盖的简易平房，下雨天漏水，而且我家六个人也住不下。站长说，那就再扩一间。我上班是走路去的，要走七公里，站里想要搞辆自行车给我，那时候的自行车要批过的，要董家年（时任副县长）批，站里没有名额也批不出。站长灵机一动，对我说：“你不是自己会安装自行车吗？你就买零配件，今天买轮胎，明天买车身，组装一辆吧。零配件是好报销的。”这个永久牌自行车当时是153块钱一辆，这个零件全部弄好，要170块钱。我们那时候的工作主要管东苕溪一段，经常沿着苕溪沿岸跑，北到德清余杭交界，南到上南湖分洪大闸。有了自行车，跑得就更多了。出差补助三毛钱一天，中饭都在外面吃。 我们单位最初叫余杭县堤防工务所，上个世纪60年代末改为西险大塘水文站。当时只有六七个人，民国时期留用的有三人，其余都是农村抽调上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有管理苕溪的机构，最早的所长叫陆炳南，解放后留任。 我刚到防洪站时，当时站里文化程度数我最高。站长张鸿恩对我说：“我们都是土八路，你读过书是洋八路，技术方面你负责。”我说我不敢负责。站长说：“你别怕，我在你后面，出了事我负责。”站长很信任我。 1978年，我们西险大塘水文站改名为余杭县堤防工务所，1983年，我担任了所里的副所长。1984年，改名为余杭县苕溪堤防管理所。我在所里，主要负责技术这一块。当时所里主要负责东苕溪流域的堤塘及南北湖管理和维护，责任重大，因为一旦汛期西险大塘决堤，整个杭州就完了，我们都明白这一点。 
南湖分洪闸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险大塘，堤塘没有现在那么高，塘面宽度就三米左右。塘堤上全是草，还长芦苇，看上去乱七八糟的。原来堤塘上还种树，后来树砍了，里面的根烂了以后，形成一个个空洞。每当汛期，西险大塘就成了一条险象环生的危堤。所里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大塘的维护，发现问题，提出方案以及工程承包及管理、结算等一揽子事等。
1978年，西险大塘奉口闸改造和加高，我当时负责技术和施工管理。当时主要将木闸板改为钢筋混凝土闸门，用手电两用启闭机启闭。1988年，奉口闸又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造，当时主要是为了将奉口闸作为杭州祥符水厂取水口而改建，老闸未拆，将老闸接长后重新建水闸一座，到1989年12月完工。 最可惜的是苕溪上的安溪大桥拆掉，当时我说这个是文物，就有人说我右倾，后来桥就被拆了。当时大约是1986年。 套井围填是上个世纪80年代西险大塘治理的主要手段之一。套井围填，就是在堤塘中间打个洞，用黄泥灌下去，连环套，套进去，十米深，堤上打，取中心线位置，这样一个一个打井，一个井直径120厘米，实际上就是防渗墙，黄泥防渗。实际上是做一个补救措施。图纸设计是杭州市水利设计院做的，我主要负责年度计划和施工。年度计划每年要搞，所以套井围填也常年在做。大约先后搞了10年，分段承包，我们搞验收，取样合格后付款。我是副所长，全面负责技术。当时西险大塘的地形图还是民国时候留下来的，我们拿过来在上面做规划。 1990年9月，化湾闸拆除重建。当时也是老闸底板太高，枯水期时，水进不来。闸门边墩和翼墙漏水严重。1991年4月竣工。还有安溪闸拆建，当时我负责技术、防洪抢险和堤塘施工。原有的安溪闸太小，进水量不够，原来用的是条石和木板闸门。1991年决定原址拆建。拆除条块石和木桩，闸孔从2.4米扩大到4米，闸底板高程从1.8米降至0.8米，新建启闭室，可从东苕溪饮水补充安溪、长命、良渚一带河道水源。经过一年半时间，拆建工程完成。 1994年，南湖分洪闸改建。1995年完成大闸主体工程。分洪量从150立方米每秒提高到650立方米每秒。整个工程都是我一手经办的，当时还建立了工程指挥部，我是主任，下面有三个兵。改建工程化了两年时间，完成后，我们立了一块碑在那里，由分管水利的副区长唐维生题写“南湖滞洪工程”六个大字。重建图纸是杭州市水利局设计的，我提过修改图纸的建议，原来的大闸是一个直筒型建筑，我建议闸门上部加个“帽子”，修了几间房，美观又实用。后来他们采纳了。闸门旁原有通仙桥，是座古桥，修建闸门不得不重新建造，我觉得这老桥是个文物，不声不响就拆了，应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就立了一块通仙桥的碑在那里，由局长罗泉岳题写了“通仙桥”三个大字。现在这块碑的上部已经断裂，不知何故。 
被拆除前的通仙桥 1992年，我被评为全国水利管理先进工作者，受到水利部的表彰。受到全国表彰的，浙江省只有三人。我是各级领导把我推荐上去的，我想我也没有很突出的事迹，我只是勤勤恳恳地工作，我是个工作狂，别人工作8小时，我要工作9小时、10小时。
1997年，我退休了，退休后我还参与了水利志的编写。我从1970年参与苕溪治理工作，前后有30年（含退休后2年）。30年中，印象最深的是1996年的6.30抗洪救灾。1996年那次6.30洪灾，铁路都淹掉了，整个张堰都是一片汪洋大海了。我是整个抗洪救灾过程的亲历者，尤其是7月2日晚在乌龙涧抗险那个不眠之夜，是我一生中最紧张和最难忘的时刻。事件过后，我觉得有许多经验教训应该吸取，我写了一份《西险大塘（余杭段）防洪抗险预案》，全案分三部分：一、西险大塘概况；二、隐情分析和抢险实例，对抢险实例都做了详细的图例说明；三、抢险方案。对可能会出现的背水坡滑坡、背水坡漏洞、跌坑、堤坡散浸、堤基管涌、建筑物翼墙与堤身接触冲刷等六种险情从技术层面提出了详细的抢险方案。四、抢险方案的实施保障。包括抢险材料计划、抢险工具计划、通讯、照明、运输工具等方面的物质准备，通过表格形式列出。五、抢险方案实施的组织领导。全文一万多字，用去稿纸整整30页。局长罗泉岳批示“请复印10份送我处”。后来，局里召集有关人员认真讨论了该预案，根据各位专家意见，我做了最后修改，将《预案》报请防汛指挥部批准执行。此外，我还写了一篇《西险大塘防洪抗险问题探讨》，主要针对西险大塘出险情况及抗洪救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详细的对策。 
全国水利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 
王元俊获得的从事水利工作 25年纪念章 我当副所长几十年，一直到退休，经手大小工程无数。但我自控能力强，跟包工头划清界限，不拿他们一分钱。我对包工头讲，你给我一分钱，我这里的活你就不要做了。你不要害我后半生不光彩，连退休工资都没得拿，这个绝对不行的。我也不想当官往上爬，上面领导曾多次提醒我要入党，我说我跟党走的，但我还是做个党外人士比较好，我是余杭区第四、五、六届的政协委员，我积极参政议政，1997年我曾被评为余杭市的优秀政协委员。我知道，如果我入了党，很有可能会提拔我当所长。我不想当所长，我觉得当所长，责任太重大了，我还是做个业务副所长，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一点实事。回忆自己三十年的治苕经历，如果说，我能取得一点成绩，跟党的培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跟单位党支部的领导和同事们的合作、帮助是分不开的。三十年来，苕溪治理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绩，是党和政府重视的结果，我只是在其中做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2年第2期 作者 孙雅利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