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大学校长的理念与情操 ——《竺可桢日记》 阅读札记（上）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东关镇人。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1910年9月，竺可桢作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赴美，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选习农学专业。三年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气象学。1918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年秋，竺可桢回国，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任教。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1949年4月，主持浙大校务整整13年。与此同时，1928—1946年间，竺可桢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并于1935年起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1948年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竺可桢即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竺可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直至逝世。 
竺可桢 竺可桢从留学时代起即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去世的前一天，六十余年从未间断。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1936年以前的日记未能保存下来。尽管如此，由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2005—2013年间陆续出版的《竺可桢全集》，收集了竺可桢自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期的全部日记（仅缺1941年1月1日至15日部分）近1300万字，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时间跨度最大、文字篇幅最长的近代学人日记之一。可以说，《竺可桢日记》的刊行，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探索、研究20世纪中国科技史、教育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的魅力无穷的宝库。 作为一位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竺可桢的业绩、思想和境界主要体现在他主持浙江大学校政的13年，而其中最令后人景仰、最能给人以无穷启迪和感召的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率领浙江大学全体师生，跨越七省，四度搬迁，往返行程三千余公里，历尽千辛万苦的“文军长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个人经历了包括失子丧妻之痛在内的精神和肉体的磨难与修炼，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由年富力强的壮年而两鬓斑白、“老态日甚”；他主持下的浙江大学则由西迁前的三个学院，70名教授、副教授，512名学生的规模，发展为七个学院，教授、副教授201人，学生2171人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空前民族灾难中，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性大学跻身中国著名大学，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竺可桢日记》1944年12月18日记载：“见十二月十六日《贵州日报》载尼德汉［李约瑟］Needham回英国以后在中国大学委员会讲演，赞扬我国科学家，并谓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云云。”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英国《自然》周刊上发表李约瑟的《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再提此事：“浙江大学位于重庆和贵阳间的遵义，是中国四个最好的大学之一。”浙江大学在八年抗战中的这段经历，不仅在自身百年发展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谱写了让人回味无穷的篇章。翻检70年前竺可桢在日寇飞机轰炸的间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书写的这些日记，不仅使我们对现代大学在国家、民族生存发展中的使命和担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对现代大学校长应该具备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有了更生动而具体的感悟。 01 大学使命：追求真理、培育英才、 转移风气、报效国家 1936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同年4月25日，竺可桢正式到校视事。据《竺可桢日记》1936年4月25日记载：“三点至文理学院新教室三楼开茶话会，到教职员八十余人……四点散。至体育馆，适浙大与［圣］约翰比赛篮球，时尚未完……四点一刻余演讲约四十分钟，述办教育之方针。” 竺可桢与浙大师生首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明确提出“办中国的大学……我们应凭藉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第二，大学生应“为学问而努力，为民族而奋斗”。作为一名大学生，必须要养成“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第三，强调办理大学的三大要素：“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这是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竺可桢的这篇讲话先是以《竺校长训词》为题刊载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之后被《国风月刊》全文转载。五年之后的1941年9月，又被在贵州遵义复刊后的《浙大学生》再次刊布。可以看出，这篇讲话在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期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竺可桢是46岁时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的，虽然此前没有担任大学校长一职的经历，但他回国之后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八年的美国留学生活，使他有机会对世界著名大学的办学理念有切身的观察和体验。正是这种观察和体验构成了他办学理念的重要思想资源。1961年12月30日，竺可桢在向科学院党组织递交的《思想自传》里，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诠释了他主政浙江大学期间的理想：“我认哈佛为我的母校，我回国以后在大学里教书或是办行政，在研究院办研究所，常把哈佛大学做我的标准。哈佛大学便成了我的偶像……我到浙大后，不但把美国哈佛大学所提倡的学术自由和为学问而学问这套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遗毒加以宣扬，而且把过去东大反动守旧的传统也带到了浙大。”在这份类似检查的《思想自传》中，这位诚实的科学家道出了他主持浙大期间心中追求的目标。 翻检竺可桢抗战期间的日记，随处都可以看到哈佛大学的“身影”。 “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字Verit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 “浙大从求是书院时代起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有了四十三年的历史。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意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 
竺可桢亲题“求是精神” “在1916年，劳威尔开美国各大学风气之先，在哈佛大学实行导师制，又令文科学生对于社会科学须经过一种普通考试……这种导师制和普通考试的办法，对于提高学生程度有不少功效……（继任校长康纳德）他的办学方针……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充分发展之机会。” “八点半至校。阅《哈佛大学同学会报》九期中有教务长之报告，知行政方面采取student council学生会之意见颇多，查council与浙大之［学生］自治会相若。据年报所述，则council所注意者为学生之选课问题及膳食问题。谓目前哈佛大学之选课办法，不能使学生对于学问有统盘的概观，此在哈佛大学学生已有觉悟，而我校学生则初尚无此等觉悟也。” “晚阅Harvard Report on the General Education哈佛关于通人教育的报告。第二章p.54，谓所谓通人教育，其目的在使民主国之国民能对于选人、择业知所取舍。” 日记中的这些片断，涉及大学的目标、学生的通才教育、导师制、学生的选课办法，等等，可以说都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中最受关注的问题。尽管由于战争的影响，与国际学术界联系非常不便，但竺可桢总是千方百计获取这些最新的信息以为自己办学的借鉴，日记中经常留下他阅读《科学》《自然》《哈佛大学同学会报》《耶鲁评论》《大西洋月刊》《英国教育》《读者文摘》等报刊所做的读书札记。有时候出差在外一段时间，他回来后的第一任务便是到图书馆集中阅读新到的报刊，使自己能够紧紧把握世界著名大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并将之贯彻到办学实践中。 此外，竺可桢深知，浙江大学是中国的国立大学，“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一定要“凭藉本国的文化基础”；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全民族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非常时期，大学应该站在全民族抗战的前列，以自己特殊的形式做出贡献。在与浙大学生第一次见面时的讲演中竺可桢就宣布：“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需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需知道中国的历史，洞明中国的现状。”阅读上千万字的《竺可桢日记》，随处可以看到他阅读传统文化教育典籍的记载，《大学》《论语》《孟子》《诗经》《史记》《后汉书》《论衡》《陶渊明集》《剑南诗篇》《苏东坡集》《朱子全书》《王文成公文集》《颜习斋言行录》《曾文正公家书》《饮冰室文集》，等等，是他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环境而最常阅读的几种典籍。竺可桢重温或者反复阅读这些典籍，有时是为了准备给师生作报告，有时是为了写文章，更多的则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吸收营养、获得精神力量，并把学习思考所得与他对西方一流大学的观察体验比较鉴别，兼采中西、融汇古今，铸成他的办学理念、人才目标、治校方略。他说：“大学的目标。据我国古代传统的观念是在培养道德。《礼记·大学篇》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到宋明两代的理学家，虽有朱陆之争，朱晦庵一派主张‘道问学’，陆子静一派主张‘尊德性’。但实际两派教人的目标还是一样，统要学做圣人。所以，王阳明就说：‘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可见我国自古为学，是以明德为目标，圣人为模范。此与欧洲传统的看法完全不同。希腊哲学家崇拜理知，推崇真理。亚理士多德的《伦理学》书中说：‘至善的生活乃是无所为而为的观玩真理的生活。’柏拉图在他《伦理》一书中亦说：‘理知者固当君临一切也。’……到十九世纪中叶，纽曼主教写《大学教育之性质与范围》一书，尚说大学教育是培养理智，而非培养道德。”在这里，竺可桢把中国传统大学理念归结为“培养道德”，西方大学理念归结为“培养理智”。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中、西大学的理念是相通的，“若是一个大学能彻底地培养理知，于道德必大有补益”，因为那些勇于为真理而献身的贤哲，无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意大利的布鲁诺，还是中国的文天祥、史可法，这些人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因为他们崇拜理知、推崇真理。他论证说：“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能独行其是。惟有求真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因此，“大学之最大目标是求真理。这可以说是理知的，但亦可以说是道德的，所以，道问学，即是尊德性”。就这样，竺可桢凭藉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对西方一流大学精髓的理解，把“道问学”与“尊德性”融为一体，确立“求是”二字为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者即研究真理、拥护真理、追求真理而无所畏惧者也。 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是追求真理，他认为，这种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培养一批又一批有独立思想、有精深专业知识、人格高尚、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的领导人才来实现的。他反复强调：“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面提供人格教育，一方面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 竺可桢受命主持浙江大学校政的时候，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国家、民族命运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作为一名国立大学的校长，他所提出的大学目标，他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在继承、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思想的同时，特别融入了对现实的关怀。《竺可桢日记》1937年10月25日记载：“九点至总办公处……由余作演讲，题为‘大学生之责任’，讲约三刻钟。”演讲的对象是浙大一年级新生，受战争影响，这些新生已经不能在杭州入学，搬迁到天目山禅源寺。竺可桢说：“国家为什么要化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1939年11月1日，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举行开学式。江西和广西两省是与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关系最多之地”，王阳明是浙江人，竺可桢本人对这位乡贤怀有崇高的敬意，一部《王文成公文集》在战乱中随身携带、反复阅读。在这次开学式上，竺可桢从致知力学的精神、内省力行的功夫、艰苦卓绝的精神、公忠报国的精神、四个方面介绍了王阳明一生的事业和学问，他告诫同学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综观阳明先生治学、躬行、艰贞负责和公忠报国的精神，莫不足以见其伟大过人的造诣，而尤足为我们今日国难中大学生的典范。” 追求真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能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才，引领风尚，转移国运，做民族危难的中流砥柱，这就是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使命。抗日战争期间艰苦跋涉、迁徙辗转中的浙江大学，八年间弦歌不辍、人才辈出、卓然堀起，就是对竺可桢秉持的大学使命的最好诠释。而竺可桢对大学使命的这种感悟，饱含着他对世界先进高等教育理念的体验吸收，熔铸了他对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汲取创造，更体现出他个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 （未完待续）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