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的印学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浙江是中国篆刻艺术的发祥地。这是由于在篆刻艺术发轫、发展的关键时刻，诸如下列问题，浙江印人都作了有力的答复，起着特殊的推动作用：1.文人篆刻发轫的时候，向何处去？2.文人篆刻的普及，凭借着何处“东风”？3.中国篆刻艺术是谁播种到日本去的？4.篆刻艺术普及之后如何提高？5.明、清两代篆刻艺术的经验如何？而中国第一个印学团体——杭州西泠印社的诞生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

唐宋是印章大变动的时期，官印形制放大，与私印分道扬镳，都离汉印规范甚远。文人、士大夫把私印竞相用于书画，并假手于坊间工匠，制作各种印章，庸俗的印章，充斥艺坛。这种情况，宋元之际尤为突出。从审美观出发来制作印章，既求实用又可供欣赏已成趋势，文人篆刻正在胎动。循古、趋俗，何去何从？继往开来，谁主沉浮？正当此时，吴兴赵孟頫从宋《宝章集古》二编中选摹印章三百四十枚，辑成《印史》，并撰写序言：

“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

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借以归，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具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可仿佛而见之矣。

谂于好古之士，固应当于其心；使好奇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者乎！”

批判了那些士大夫所用印章的庸俗表现，并指出这种流俗已到了严重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又拿出“汉魏而下典型质朴”的印章作示范，希望“好古之士”以古为师，力促那些“好奇者”“改弦”“易辙”，“以由正道”。这篇序言不啻是文人篆刻发轫的“宣言书”，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他自己又篆制了一批圆朱文印，既顺乎当时崇尚朱文的风气，又纳于质朴雅正的轨道，被当时人奉为圭臬，对后世影响很大。

赵孟頫像与赵孟頫刻印“松雪斋”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等。其先世原为宋朝皇族，封地在吴兴，遂成吴兴人。赵孟頫在元初曾被荐举入京为官，因在政治上不能施展抱负，遂致力于书画艺术，卓然成为大家。赵孟頫着重从理论上为篆刻艺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纳入汉印轨道。而如何领略汉印规范，作出具体启蒙的当首推吾丘衍。

吾丘衍（1268-1311），一作吾衍，字子行，号竹素，别署贞白居士、布衣道人。浙江开化人。他年龄比赵孟頫小十八岁，通经史百家，工于篆籀，精于音律，寓住杭州开馆授徒，有生徒数十人。他研究汉印，在教学的实践中，于公元1300年撰写了《学古编》，分上下二卷。卷上《三十五举》是《学古编》的主体，细分前十七举是教人识篆与写篆，十八举以后教人认识古印和设计印稿。他强调“学篆必须博古”，要观摩探研古器文字；习篆要掌握篆书基本特征，并举出一些基本技法。卷下开具了参考书目，涉及字典、碑刻及各类器皿文字。这是我国第一本学习篆刻基本理论与技法的启蒙教材。当时对此书评价甚高，如元危素说：“此编之书，可一洗来者俗恶之习”；夏溥说：“（此书出）遂变宋末钟鼎图书之谬”。吾丘衍也善于篆印，现在留下他的自用印中，可以看到的“贞白”一印为圆朱文，其它姓名印为汉印白文体制。在元代，印学理论可说是一片鸿潆，赵孟頫和吾丘衍是站在印学历史高峰上，高瞻远瞩，继往开来，为文人篆刻艺术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像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篆刻艺术前进的道路。

如果说赵孟烦和吾丘衍着重在继承汉印复归质朴，并创制圆朱文印式，作了杰出贡献的话，那么诸暨人王冕在汉印的创作上却有了突破，成绩斐然。明初刘绩在《霏雪录》中说道：

“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江右熊口巾笥所蓄颇夥，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喑。于是尽弃所有。”

我们今天所见到王冕的遗作，与吾丘衍自用的汉印体制相比较，王冕的作品更见汉印的精神，而且表现出石质所刻的刀笔韵味。其中如“方外司马”“王冕之章”，大气磅礴，可说是开写意的先河；“会稽佳山水”，用楷字篆化，古气盎然，更具创意。不要说在当时是“天马一出，万马皆喑”，即使在以后也是文人篆刻的典范。可惜的是，在后来对王冕的评论中，都把他始用花药石刻印当作主要贡献，而且纠缠在花药石的研究争论上，掩盖了他在汉印创作上的成就，真是本末倒置！其实，用石质作印不始于王冕，而他只是用“花药石”而已，对后来影响并不大。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梅花屋主、会稽外史、煮石山农、饭牛翁，浙江诸暨人。由放牛娃而成通儒，擅画墨梅，工诗，著有《竹斋诗集》。

以上三人是文人篆刻艺术的先驱。

二

清钱塘人厉鹗《论印诗云》：

一自山农铁画工，休和红沫寄方铜。

从兹伐尽灯明石，仅了生涯百岁中。

这首诗如果把前两句和后两句紧连起来，事实是不准确的，因为王冕（山农）是始用花药石（又叶花乳石）刻印，与“灯明石”（即青田冻石）刻印，在文人篆刻史上是两回事。王冕用花药石刻印没有推广开来，从他的卒年即1359年算起，到明代文彭于正德、嘉靖年间，即约于1521年推广使用冻石刻印，时距约一百六十多年。但如单独把第三四句作为一件史实来看，却反映了由于用灯明石刻印，使许多文人投入到篆刻艺术中，从而使篆刻在文人中普及开来。这两句诗揭示了一个历史真实：浙江青田的冻石推动了我国文人篆刻的发展。对于这个事实，周亮工在《印人传》中有一段具体的描述：

“余闻国博（文彭）在南监（南京国子监）时，肩一小舆（乘一小轿），过西虹桥。见一蹇卫（驽弱的驴子），驼两筐石。老髯（老头）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商人）互诟（辱骂争执）。公（文彭）询之，（老髯）曰：此家允我买石，石从江上来，蹇卫与负者须少力资，（商人）乃固不与，遂惊公。公睨视久之，曰：‘勿争，我与尔值（价钱），且倍力资。’公遂得四筐石。解之（解开来看它），即今所谓‘灯光’（冻石）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

时谷共中（汪道昆）为南（都）司马，过公，见石累累，心喜之。先是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李善雕筵（扇）边，其所镌花卉，皆玲珑有致。公即以印属之，辄能不失公笔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谷中乃索其石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浼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震）镌之。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矣。盖蜜蜡（冻石）未出，金陵人类以冻石作花枝叶及小虫嬉，为妇人饰，即买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为印章也。”

文彭款青田石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个故事有趣地说明：青田四筐冻石竟像一阵东风吹出了文人篆刻普及的春天！我们可以结合当时以及后来的情况作简要的分析：1.像文彭那样酷爱篆刻而具有篆印能力的人当然不只一个，由于缺乏能够受刀的石材，而英雄无用武之地；2.由于文彭任职南京国子监，后来又兼任北京国子监博士，接触大批高层次的文人，普及篆刻有特殊的发展优势；3.加上有汪道昆那样具有政治上权威的推动；4.由汪道昆推荐，出现了何震遍游边塞为大将军等刻印，驰名大江南北，于是几年之后形成了以文彭为首的三桥派，以何震为首的雪渔派；5.由冻石引出了其它石材刻印的开发，又使社会上一般能识字的人也投入到篆刻中，正如朱简所描述的“无不人人斯籀，字字秦汉，猗欤盛哉”的局面！由此可见，“照眼灯光出世间，西虹桥畔载车还”（清倪印元诗），文彭的截获四筐冻石，虽属于一种偶然的机遇，但这是万事齐备只缺东风的机遇。所以说，青田石就是文人篆刻普及的强劲东风，它开辟了篆刻艺术以石为创作材料的新时代！

三

我国汉字之美，如鲁迅所说：“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汉文学史纲要》）汉字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分类，反映了事物的分类，用部首偏旁来归纳，是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结晶。所以，我国人民不管你对汉字有否作过深入研究，都热爱自己的文字，有深厚的感情。许多外国人也喜爱汉字。篆刻是以古代汉字为载体的艺术，特别吸引着外国人。

我国的篆刻艺术是由浙江的两位和尚传播到日本的。

一位是独立（1596-1672），俗姓戴，名笠，字曼公。杭州人。他青年时期天资颖悟，勤奋读书。于诗文之外，兼学医药，并善于篆刻。二十五岁时，明宦官魏忠贤专权植党，残害忠良，戴笠就抛弃文学，在西湖等地过着流浪生活。五十岁，明朝亡后，他不满清朝统治，于1653年东渡日本长崎。第二年，我国隐元禅师到日本讲经，戴笠遇上了，就拜隐元为师，归佛门，法名为独立，号天外一闲人。他在参禅之余，常向日本人传授篆刻艺术。宽文十二年（1672）十一月六日圆寂于丰前广寿山，享年七十七岁。著有《天外老人集》十七卷。

东皋心越《达摩一苇渡江图》

另一位是心越（1639-1694），俗名蒋兴俦，浙江浦江人。康熙十五年（1676）八月东渡日本九州。第二年到长崎，住在兴福寺。后应水户义公聘，住入天德寺，旋改为祗园寺，遂成为日本禅宗寿昌派的开山祖。他擅长于诗，又善书法、绘画、篆刻，精通琴道。他常把篆刻传授给日本人，如榊原皇州，长崎的松浦静轩之子井明斋，静斋之弟子细井广泽和江户的池永道云等都是心越的学生。“一时间，东西两地的学者文人竞试铁笔，搜集古今印谱，蔚然成风。独立、心越便是我国篆刻一道的开山祖。”（小林斗庵《日本篆刻概说》）康熙三十三年（1694）九月三十日心越圆寂，日本僧俗名流，闻丧莫不沉痛哀悼。德川光囫于其墓前立碑，题曰“寿昌开山心越大和尚之塔”。日本的篆刻，今天已像樱花一样烂漫盛开，独立和心越以“金石契”为中日两国人民结成友好之谊！

四

明代篆刻在文彭、何震的影响下，一时风靡大江南北，名家辈出，流派蕃衍，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但后来出现了不少摹拟形式者，渐渐暴露出“明人习气”，竞巧斗妍，毫无古法，正如沈心在《论印绝句》中说的“野狐禅踵雪渔派，全失秦朱汉白神”。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文人篆刻如何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已成为时代的呼喊。从形式上求出路，还是从艺术思想上更新？这是关键。杭州的丁敬在十七岁的时候写诗发抒他的抱负：

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

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

《说文》篆刻自分驰，嵬硝纷纭眩所知。

解得汉人成印处，当知吾语了无私。

“思离群”这个“思”，古读去声，是指思想。“离群”就是不跟在别人后面摹拟形式，要追求艺术境界，能“舒”能“卷”，如“岭上云”那样自然，决不受形式的束缚。从此出发，就能“解得汉人成印处”，不去“墨守汉家文”；思想解放，就可以“看到六朝唐宋”的“妙”处，有所批判，有所汲收。他也指出《说文》和“篆刻”两个概念的区别，前者是构字的原理，后者是艺术，要以艺术思想来指导技法，变化形式。正由于这样，他能“以古为干，以法为根，以心为造，以理为程”（黄易补刻《求是斋》印款），创造出有自己个性的汉印，启导了浙派。孔云白在《篆刻入门》一书中评论得好：

“当徽派盛行之际，有西泠丁敬突起，乃夺印坛盟主之席，开千五百年印学之奇秘，世称浙派之初祖也。篆刻一道，遂属浙江。”

丁敬朱文印“敬身”

后来的浙派，传承丁敬的思想并加以发挥，使刀笔合一，并大力发展边款文学，篆刻到了这时，“文何旧体皮骨皆为尽矣”（《篆刻入门》语）。篆刻艺术至此又进入一个新时代，而浙派则成为全国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影响最大的大派。这种发展趋势，至今不歇。

继承浙派又汲收邓派的赵之谦，用古代的镜铭、权诏、钱布、碑额等文字镕冶于印，“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又用魏碑体和汉造像发展边款，这是浙人又一个贡献。

五

篆刻艺术到了晚清已日趋成熟，有个性的汉印层出不穷，无不别出蹊径，篆刻与文学结合不断向前发展，由印内延伸到印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要继承，又要有所创新，这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老问题，又成为新时期的新课题。吴昌硕在《刻印》长诗里面谈了他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他对明清以来篆刻艺术经验的总结，他说：

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

诗文书画有真意，贵在深造求其通。

吴昌硕朱文印“破荷亭”

“摹古”是学习篆刻必由之路，也是创新的前提。只是：“但侈摹古”，却不对，因为“摹”其形式，加上“但侈”，必成为“膺古”（假古董）。在诗的开头他就指出：“膺古之病不可药”，“但索形似成疲癃”。他认为篆刻艺术是“千载下之人而欲孕育千载上之意味，时流露于方寸铁中”（《耦花盒印存序》）。这就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继承只有把古印的艺术精华汲收到自己的头脑中来，才能在创作时“孕育千载上之意味”，而且自然地“流露”出来。因为篆刻艺术是精神产品，不是形式的摹拟。这是他从明清以来一些有成就的篆刻家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也是他在实践中深刻的体会。要达到这样的涵养，必须从篆刻艺术思想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读书，从“诗文书画有真意，贵在深造求其通”中去争取。这与苏东坡在《论书》中说的“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的道理是一致的。文彭的崇高地位在于“国博（文彭）胸中多数卷书，故能开朝花以启夕秀”（周亮工《书沈石民印章前》）；朱简篆刻的成就得力于“修能以印论诗”，“其论诗亦往往见于印说中”（韩霖《朱修能菌阁藏印序》）；程遂的篆刻是因他“以诗文书画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变文何旧习，翕然称之”（周亮工《书沙门慧寿印谱前》）；邓石如以汲收罗聘画理用于篆刻……例子很多，不用赘述。吴昌硕高屋建瓴地总结出这个经验，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篆刻艺术的创作问题，因为篆刻是一门综合的艺术。

六

1904年，杭州诞生了全国第一个印学团体——西泠印社。它标志着篆刻艺术是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文人篆刻开始时附属于诗文书画，作为点缀；后来，诗文书画便成为篆刻的营养激素，使它在石头上生长出“诗文书画”来，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地位。篆刻有自己的主题，可以发抒情志；有自己的形式创造，气象万千；有自己的展示方式，印谱、印屏，等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拓本

开始，丁辅之、吴隐、叶为铭和王福厂四位年轻的篆刻家，为探讨六书，研究篆刻，倡议组织印社。他们选定孤山为社址，依势辟基，窄地布锦，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盘盘焉，困困焉，钩心斗角，设计规模，蔚为景观。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印社宣告成立，显示“可以观”，“可以群”的特色。他们确立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以振兴印学为己任。同时，抢救保存了《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收藏了大量古玺印。印社虽以西泠为名，但他们“不以自域”，包罗众派，也接纳日本印彦。他们举办展览研究，编印谱录，从事著述，不遗余力，开创了海内外研求印学的宏模。

解放后，西泠印社犹如老树逢春，根深叶茂，更呈峥嵘。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生机勃发，社员大大发展，基本上网罗了海内外印学精英。其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出版印谱、书籍、字画范本；创办刊物；精制印泥，开设装裱等业务。又广泛收藏金石，建成中国印学博物馆。同时积极开展展览交流活动，逐渐成为一个以印学为核心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又定期举办国际篆刻评展，开设培训班，培养了大批新人，声誉日隆。综上荦荦六端，都是浙江为我国印学所作出的贡献。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国内外各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回顾过去，为了开拓将来，我省人民正努力建设浙江文化大省，印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应与时俱进，发扬浙江精神，再创辉煌！

（选自《古今谈》2002年第三期，文内插图来自网络）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