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31日，杭州城站火车站，一列上海开来的火车进站了，一学生模样的小个子男人，手里拿着一张照片，正四处打量出站的人。那个年代，城站火车站是杭州最热闹的地方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观光客，特别是上海人最喜欢来杭州西湖旅游了。

这个学生模样的人，就是浙江一师的学生汪静之，他要接的人，是来自上海的银行职员应修人。此前，应修人特意去翻印了一张照片寄给了汪静之，以便汪静之辨认。

左起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

几天之后，著名的湖畔诗社就在杭州西湖边“诞生”。从此，几位写新诗的年轻人歌笑在湖畔，歌哭在湖畔。写新诗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想搞搞新意思的人，如用一部电视剧的剧名来描述，他们都处在一个觉醒年代。

很长一段时间里，汪静之成了湖畔诗社的形象代言人，因为当年的诗人同学有的英年早逝，有的一生坎坷，只有汪老尚可以在西子湖畔安度晚年。

汪静之的代表作叫《蕙的风》——

是哪里吹来这蕙花的风——

温馨的蕙花的风？

蕙花深锁在园里，

伊满怀着幽怨。伊

底幽香潜出园外，

去招伊所爱的蝶儿。

……

汪静之是1920年的秋天到浙江一师上学的。据说当时汪静之的数学、常识和英语皆考了零分，但作文甚佳，那不是一般的好，而是要让老师摘下眼镜连看几遍拍案击掌的好，后来是因为国文老师的力争，浙江一师才破格录取他，从此也成全了一位爱情诗人，杭州和中国才有了湖畔诗社。汪静之此前读过八年私塾，从未接触过理科和英语，而诗文功底却相当深厚。

数学考零分却还能入学，这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当时一师风潮已经结束，虽然走了经亨颐校长和“四大金刚”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和李次九，却又来了一批诗人作家，如后来影响到汪静之等湖畔诗人们的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和王琪等，这四人被称为“后四大金刚”，他们在一师的时间虽然也不长，但却影响了这一批诗人的成长，除了汪静之之外，还有潘漠华、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

1922年8月，《蕙的风》出版问世，这是汪静之们最好的时期。

当时浙江一师的新诗写作者中，与汪静之同龄又是同班同学的，还有来自浙江武义的潘漠华。漠华一名的意思，据说是要在沙漠中开出鲜花来。一师的风气我们也知道，虽经风潮，但新文化的种子还在，不仅开出花来还结出了果实，何况新任校长姜琦也基本继承了前任经校长的衣钵，对学校和学生的开放度上，可以说较两年前是更为宽松了。正是在那样的风气下，诞生了著名的湖畔诗社。而早于湖畔诗社的晨光社，也是在那样的氛围中诞生的。

据董校昌先生的研究和考证（《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晨光社是由潘漠华发起组织成立的。潘和汪是同班同学，当时学生写作新诗，一开始都是悄悄的，何况诗作的内容多半是爱情诗，是只有“她”才能看得到的。在班级和学校里，最早出名的就是汪静之，因为他于1920年的9月就已经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两首诗作，这本杂志在当时的影响力是仅次于《新青年》的，如此一来汪诗人在全校都出名了，说从此没有人再叫他名字而直呼其为“诗人”了。

晨光社除了潘漠华和汪静之，还有就是赵平福（毕业时改名为赵平复）和魏金枝，赵平福就是后来的柔石，柔石也是跟汪、潘同年龄的，但他在1918年就到一师就读了，也是经历了风潮的人，他直到1923年才毕业离校。柔石毕业之后参与了印刷工人办的报纸，后就参加了工人运动。

晨光社还有章程，“宗旨”是“研究文学”；而“社员”是“凡有志于文学之男女青年，由本社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全体社员半数以上之同意者，得为本社社员”。

“经费”规定：“入社费小洋二角，常年费同临时费，临时酌收。”

晨光的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它是浙江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当时的《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先生为了解各地的文学社团活动，曾向在杭州的原一中学生查猛济了解情况，查遂向沈汇报了晨光社的情况，于是《小说月报》也刊登了晨光社的消息，晨光社由此也被认为是全国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

也有的人，因为参加了晨光社，从此走上了职业文学的道路，比如说后来的柔石，据说原先的理想是当教育家，后来就变成当文学家了。

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晨光社是后来湖畔诗社的基础，湖畔诗社的四位成员中，有三位是晨光社的骨干，他们是潘漠华、汪静之和冯雪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浙江一师既出革命家、理论家和艺术家，也出文学家，这正是一师的伟大之处。

二、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

上海银行职员、浙江慈溪人应修人住进了湖滨清华旅馆11号房。

应修人到杭州来，要会一会比他小两岁的汪静之。对此，应修人在日记中写道：“静之，十分可爱的静之，已在迎我了。”

如果说晨光社仅仅是校内的社团，那么后来的湖畔诗社就是跨界的社团，是学生跟社会上的人组合成一个文学小社团了。当时的汪静之已经在外发表诗作，这便引起了应修人的注意，他那时正在上海苦习新诗，一开始还写过旧体诗，他看到汪静之的诗，便开始与他通信，通着通着，他决定来杭州会会这位小诗友，顺便春游一下杭州的西湖。

修人来了，静之自然要陪同游湖。修人是14岁就做学徒了，校园生活过得少，所以他便要静之介绍几位同学认识一下。当时应修人的身份是中国棉业银行出纳股的主任，应该说他已经谋得了一个很好的职位，基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诗歌仍是他最为钟爱的。

汪静之介绍了潘漠华和冯雪峰一同游湖，这也有应修人的日记为证。“四月一日，从柳浪闻莺、雷峰塔到花港观鱼、苏堤，乘船。登栖霞岭，过紫云洞，登葛岭，初阳台，宝石山，保俶塔，回。”

第二天在灵隐方向，第三天在吴山一带，第四天往六和塔方向了。

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因为当时他们所坐的西湖上的小船只是四人座的，所以这一“形式”便决定了“内容”，决定了湖畔诗社实际上只有四个人，这也可能解释为什么柔石和魏金枝不属于湖畔诗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事实上，湖畔是一个没有界限的诗社，因为它没有纲领，没有宣言，这跟此前的晨光社反而有所不同，它只是一个同人兼朋友的松散型组织，包括以湖畔诗丛名义出版的谢旦如的诗集，所以有时也把谢旦如算作是湖畔诗社的成员。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应修人来杭州，等于是给自己放了一个春假，他是在银行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所以这次游玩不是那种匆匆的形式，而浙江一师的这三位同学，虽然不能说是全程陪同，但由此看得出功课的压力也不是很大，当时的一师提倡“自学”，所以有的是时间，这有汪静之平时星期天必去游玩可以佐证，而与潘漠华堂兄同在宗文中学读书的周颂棣也撰文回忆潘漠华一到星期天都要找他们玩，这可见一师的学习氛围是相当宽松的。后来应修人的夫人曾岚也写过他们当时的生活——在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

这一次杭州之行，应修人一共花费了46元，来杭时坐二等车，回沪时坐三等车。

作为这一次聚会的纪念，他们很快便编定了四人诗集《湖畔》。一开始还只有应、潘和冯的三人，因为汪静之已经编好了他的个人单行本《蕙的风》，后来应修人觉得有所不妥，于是又从汪静之编定的诗集中抽了六首，这样四个人的诗便都有了，四人座的小船便就满员了。

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来看这四位诗人那几天相聚时的诗作，也是相当有意思的，这虽然不是同题诗，但在暗中却也还是有着比试的，那都是要交出佳作来的。

先看应修人的《心爱的》，虽有点应景，但“有心爱的诗集，终要读在心爱的湖山里的”一句，却也道出了诗人湖畔相聚的妙趣——

逛心爱的湖山，定要带着心爱的诗集的。

柳丝娇舞时我想读静之的诗了；

晴风乱飐时我想读雪峰的诗了；

花片纷飞时我想读漠华的诗了。

漠华的使我苦笑；

雪峰的使我心笑；

静之的使我微笑。

…………

（1922年4月1日）

汪静之的《路情》则一如他以往的风格，颇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味道——

可爱的小孩儿；

采了几些花草，

手里捏一枝，

头上戴一朵。

小圆脸儿烂漫地微笑着，

和花儿一样地微笑着。

围着我溶化了我的柔和的微笑呵！

（1922年4月2日）

再来看冯雪峰的《栖霞岭》，这感觉完全跟应和汪的不一样，他的诗总有一种苦味，或者叫人间况味吧——

栖霞岭上底大树，

虽然没有红的白的花儿飞，

却也萧萧地脱了几张叶儿破破寂寞。

（1922年4月1日）

那么潘漠华的呢，他在那几天也写了好几首诗，我们且看他的《乞者》——

我再三想起，

在红花缤纷的桃树下想起，

在绿草纷披的沙堤岸想起：

今天湖畔归来，

经过楚妃巷口，

多年的粉垩剥蚀的墙脚，

立着一个和我爸爸相似的乞者，

向我伸出两手来。

（1922年4月3日）

这就是歌笑在湖畔，歌哭在湖畔，这也就是春的歌集。

《湖畔 春的歌集》

然而当时新诗的出版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没有机构愿意出，于是应修人便在上海自作主张，自己出资了195元，印了3000册。3000册的诗集即使在今天有14亿人口的中国看来，也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字了，何况是在1922年。修人自己出资印诗集的举动当然令三位同学十分感动。他们的老师朱自清也在《文学旬刊》上（1922/5/18）撰文充分肯定了这本诗集，朱老师说——“《湖畔》里的作品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的风格；少年的气分充满在这些作品里。这因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还剩着些浪漫的童心；他们住在世界里，正如住在晨光来时的薄雾里。他们究竟不曾和现实相肉搏，所以还不至十分颓唐，还能保留着多少清新的意态……”

朱老师的观点，大致也是为《湖畔》，包括为后面汪静之的《蕙的风》定了基调的，这也确实是这些青年诗人的风格基调。

《湖畔》是1922年4月出版的，到了8月份，汪静之的个人诗集《蕙的风》出版了，后来相关的评论便集中在这一部汪著上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在中国新文学种类的新诗集出版中，《湖畔》是名列前茅的。十多年之后的1936年，朱自清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

因为应修人不能算是朱老师的学生，所以对其评价也颇为苛刻了一些，其他三位倒基本说到点子上了。可以说湖畔诗社是中国新文学的成果之一，也是杭州在一百年前对新文学的贡献。

三、湖畔不是风流地

 想了解一百年前的杭州，可以看外国传教士拍的照片，也可以看这批湖畔诗人的诗作。我们先来看湖畔诗人笔下的西湖和杭州。冯雪峰有一首《灵隐道上》——

在到灵隐去的那条路上，

我们碰着许多轿子；

但我只留眼过一把。

轿夫底脸还没有洗，

可见他们底早餐也不曾用过了；

但这时太阳已经很高了。

轿内是一个年青的妇人，

伊坐得很端正，

却睨着眼儿看着我们；

伊虽打扮得很美丽，

却遮不了满心的悲苦。—

—于是我们知道

苦痛的种子已散遍人间了。

冯诗的风格明显有别于汪静之式的爱情诗。这首诗的特点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苦痛”。而在另一首只有两行诗句的《一只》中，诗人的感情却是凝炼到了极点——

一只牝鸡被一只雄的强奸了，

伊底被践踏的呼喊底悲愤呵！

应修人是四位诗人中资历最老的，年龄比其他三位长两三岁，人也显得相对老成持重，如果仅仅从生活的角度上来说，银行中层的修人已经很好了，且能自费出诗集，但是他的心灵仍然被诗神所吸引和召唤，他写西湖的诗无疑是精品中的精品，像这几句完全是一种移动中的镜头，如果用电视人的术语说起来，那是需要大摇臂才能拍得出来的美景——

从堤边，水面

远近的杨柳的掩映里

我认识西湖了！

应修人的这三句西湖，解决了一个岸与湖之间的关系，正如苏东坡的那一首名诗解决了西子和西湖、晴和雨的关系。

应修人当然也不全是这样的作品，他也有慷慨激昂之作的，其中最为称道的便是《听玄仁槿女士奏伽耶琴》，玄女士当时是一名流亡在上海的朝鲜乐手，诗里那种民族和世界的沉痛跃然纸上，而且味儿一点也不淡。

应修人也还呼应过冯雪峰的“践踏”，他写出了“蹂躏”——

田塍上受过蹂躏的青菜，静静地睡着，

还是绕些远路走呢，还是践伊而过呢？

而要说起潘漠华，他对湖畔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两点，第一，他贡献了这两句话——“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第二，他发起组织了晨光社。具体就潘漠华的诗来说，朱老师说得还是在理的，他是“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为何会最为凄苦呢，就因为他有苦恋的情事，他苦恋的对象便是他的堂姐，即诗中一直是被称为“妹妹”的，就因为这样的恋爱被人认为是不道德的，所以诗人是有深深的自责的，他就自称四个诗人中，他是品格占第四位的。这样的情感反映在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写于1921年的《隐痛》——

我心底深处，

开着一朵罪恶的花，

从来没有给人看见过，

我日日用忏悔的泪洒伊。

月光满了田野，

我四看寂寥无人，

我捧出那朵花，轻轻地

给伊沐在月底凄清的光里。

如果从湖畔诗人在浙江一师求学的那几年来看，这可能也是当时文坛较好的那几年，汪静之1922年出版《蕙的风》之后迅即遭到道学家们的谴责，但是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刘延陵等一批文化名家全是挺汪的，他们为汪静之的“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来保驾护航，这又是何等的阵势啊。而几年之后，也就是在歌笑歌哭之后，青年诗人们也都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冲向了更为汹涌的大江大河，而非只是在西子湖畔了。

1926年，时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应修人敲掉了银行职员的铁饭碗，被党派去广州黄埔军校工作；也是1926年，也是中共党员的潘漠华中止了在北大英语系的学习生活，南下武汉参加了北伐先遣部队；还是在1926年，连汪静之都辞去了教职，由郭沫若介绍去到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了。对了，汪静之一度和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的诗人作家们走得很近，特别是跟郁达夫，所以晚年的回忆录会有爆料。

1927年6月，冯雪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湖畔诗人们后来的命运也可歌可叹。

应修人1927年被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女生曾岚也去该校学习，他们就这样结为了夫妻。1930年回国后夫妻俩曾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油印科工作，后来应修人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参与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装订与发刊工作。1932年组织派他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他不知丁玲已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去丁玲寓所时被特务发现，在与特务搏斗时不幸坠楼牺牲。

潘漠华早年参加过北伐先遣部队，也曾领导宣平（武义）农民起义。后来他又到开封、沧州、北平等地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担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1934年12月被捕并进行绝食斗争，后被狱警在喉咙里灌开水而烫死，其情其境是可以想见的惨烈。

冯雪峰的命运我们也大约已经知道了。他要晚一年毕业。1923年，浙江一师爆发了骇人听闻的一师毒案，冯雪峰也中毒倒下了。应修人听说此事后还特意从上海赶到杭州来探望。好在冯雪峰躲过了一劫。新中国成立之初，冯雪峰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和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等，1976年1月，冯雪峰离开了人世。对了，他是义乌人，他的老师陈望道也是义乌人。

汪静之没有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49年之后，他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很莫名地解了职，好在当时还有中国作协，他便在那里领了一份闲工资，退休之后回到杭州，在望江街道居住。晚年的汪静之为设湖畔诗社纪念馆而奔走。1993年，老人写了一份小传，上面说道“我在解放前，都靠不谈政治，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一世平安，没有受过政治上的灾祸”。1996年，汪静之与世长辞。

回到文章的开头，1922年3月31日，距今已经一百余年过去了。只是说在杭州这座城市里，诗歌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它有时就是湖光山色，有时变成一杯西湖龙井，有时又变成一幅山水，一段唯美的视频，当然更多的时候，诗歌也仍然以诗歌的形式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