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杭州暨新市场的研究有多种路径，其中，区别于传统舆图、以测绘技术为标志的近代城市地图，因更能准确、客观、丰富、即时地记录地物内容和背后蕴含的经济、社会信息，甚至政治、文化意义，其资料价值被重新挖掘，如日本梅原郁提出用近代实测地图可以复原城市空间形态要素，但目前对新市场计画及其实施的研究基本还是依赖文字资料，而文字资料通常只是笼统地、抽象地勾勒，对其完整过程、丰富内容，尤其是细部特征往往会概括掉。本研究旨在采用杭州城市地图，透过那些表象的、可视的景观元素，结合传统文字资料，讨论几经改朝换代后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转型在新市场计画及其实施上的反映。

一、旗营的四至和功能布局

新市场计画是在旗营的土地上实施的。清军抵杭州后，最初驻扎在凤山门外修筑的一座小城，但因担忧生活无法保障，在清顺治五年（1648）朝廷定制杭州八旗驻防后，废弃凤山门外小城，转而在杭州城内圈地建营。经闽浙总督张存仁、浙江巡抚萧起元勘察，选址在城北的梅桥、水星阁一带，又因限于民房的数量和质量，最终决定筑驻防营在城内西北隅濒湖地区，接着开始圈地建营，修筑界墙，待完工后，北至井字楼，南至军将桥，西至城，东至大街，共计1436亩的土地皆被划为军营，杭州旗营正式形成。顺治十六年（1659）扩建，共计1452间民房被圈，土地归入旗营。这些新圈的民房位于涌金门至洋坝头，已在旗营界墙之外。直到清康熙八年（1669）朝廷下令驻防旗营从此不得居住民房后，圈地建营的问题才获解决，杭州旗营的四至范围、土地面积由此确定，不再有所增损。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破杭州，一把大火将旗营烧得面目全非，后虽恢复了战前的空间格局，但不再拥有昔日雄壮的外观，砖石的城墙被土墙代替，高度、宽度大打折扣。北至井字楼、南至军将桥、西至城、东至大街固然是旗营的四至，而所设五门作为标志性的建筑，则更突出了其范围。东建两门，北为平海门（弼教门），临弼教坊，南为迎紫门（花市门），临花市街；东北建拱辰门，临浣纱东河；西北建承乾门，临浣纱西河；西南建延龄门，临涌金河。另有三水门，一在军将桥（开元桥），一在结缚桥，一在监桥（后称众兴桥），均通舟筏。清乾隆三十年（1765），杭州将军萨尔哈岱在城墙北面开辟一门，名曰建正门。

旗营内的八旗分布各按方位。正白旗在东北拱辰门内，镶白旗在平海门内，正蓝旗在迎紫门内，镶蓝旗在东南军将桥内，正红旗在西北承乾门内，镶红旗在井亭桥西，正黄旗在洪福桥西，镶黄旗在长生桥东。内计有137个不同级别的官署、衙门，其中将军署较大，在延龄门内大街之西（今人民路西端），占地127.3亩，计有164间。

对于旗营的来龙去脉、空间范围和功能布局，除了上述文字资料，就是《驻防营城》图（图1）。该图系《民国杭州府志》之附图，方位上北下南，无比例尺、图例。虽属志书附图，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地图，但反映了旗营的四至、布局和结构。在分析新市场计画之前，不能少了对该图内容的叙说。

图1 驻防营城

第一，四至范围。该图用数量不等的线条勾勒出旗营的空间轮廓，大致呈正方形格局。北至井字楼，南至军将桥，西濒湖，东至大街，与实际范围基本符合。所设五门位于旗营四周。东有两门，北为平海营门，南为花市营门；东北有井字楼营门；西北有小营门；南有延龄营门。除名称略有差异外，延龄营门的位置也不在西南。而位于军将桥、结缚桥、众兴桥的三水门不见标注，仅在西南标注水门。既属志书附图，略有差异或不精确在所难免。

第二，功能布局。被称为“城中之城”的旗营，在修筑城墙围护、形成空间范围的同时，就内部形态要素而言，有如下几类。一是均称浣纱河的两条河道，在八字桥交叉，其中，自北向南段有11座桥梁，自北向东段有6座桥梁；二是无“坊”这一街区模式，有20条街、巷、弄。三是仍带有方志附图的烙印，以最能显示其权力或礼制的官署、庙宇作为主要描述内容，将军署、都统署、会议府因最具权威，用双实线重点标注，庙宇四散分布，随处可见，仅旗营内即有17处（表1）。

表1《驻防营城》图形态要素统计表

二、新市场计画和土地标卖

旗营的城墙因“旗营”而筑，因“旗营”而拆。它的拆除，除了宣告一个旧政权、旧时代的结束，更有了对“旗营”本身尤其是未来的空间想象，以至于早在清末的浙江省谘议局第一届常年会议上，就有熊文、裕祥联名提出了“拟就旗营空地兴辟市场”的议决。议决的目的在振兴城内商务、名胜西湖，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内含5方面的具体计划：划定市场基地于旗营长荡头一带空地；在市场中划出数十亩，用花草点缀成公园，且在公园中设一旅馆，通过提升吸引力来“招徕商家”；增辟营门六至七处（包括拆除城墙一至二处）、修筑市场马路和船埠，实现“交通之利便”；设巡警局、工程局各一所，负责市场管理保卫及“设备”、工程建设大小事务；就启动该案所需之经费的预算和出处。虽因阻止而被搁置，但基本思路为新市场计画所参考、借鉴，公园、道路等内容则得到了迅速实施（图2）。

图2　拟就旗营空地兴辟市场（示意图）

辛亥革命后，这一“拟就旗营空地兴辟市场”的议决被刚成立的杭县政府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且由阮性宜、褚辅成负责实施。遗憾的是，因缺乏当时新市场计画的公文留存，仅能就报道、广告等零碎信息，大致罗列出计画可能包括的部分内容。一是土地标卖。先有“变卖旗营营产计划”，由“变卖旗营营产局”按上、中、下三等标价进行土地标卖。于是，一则“浙江行政公署招买旧旗营地广告”很快出现在1913年9月15日的《申报》上，且连续刊登了5天。随后，11月7日的《之江日报》刊登了详细的卖地规则，土地按商业价值分特等、一等、二等、三等标价，从12月1日起售卖。终因定价过高，购者寥寥，次年不得不对卖地规则做了调整。二是道路规划。在旗营周围筑路的设想起源于清末的“勘估西路马路工程”，但直到民国二年（1913）才进行土地测量、道路规划，次年的《全浙公报》刊登“旗营市场之近讯”，宣称业已制订道路规划，且进行了现场测绘、地图制作。随着道路陆续竣工，“省会工程局”或按营门、桥梁之称，或按地名、人名，初步拟定了4条干路和24条支路的名称，后又决定将其分为一、二两等，一等路有4条，路面宽19.2米，两侧人行道各宽3.2米，共计长4020米，二等路有23条，与初定支路的数量、名称略有差异，路面宽9.6米，两侧人行道各宽1.92米，共计长11890米。三是新式建筑。在民国三年（1914）初，计画中的青年会（包括公园、公共运动场、学校等）、商场、新剧场集中开工。

土地标卖关乎新市场计画的实施，引人注目。民国四年（1915）7月，“清理杭县官营产事务所”对旗营土地标卖的进展进行了勘查，正是这次勘查，促成了《浙江省会旧满营未标卖地图》（图3）的绘制、印行，同时提供了新市场计画的内容和布局。该图由清理杭县官营产事务所绘制、印行，方位上西下东，比例尺1:2400，无图例，有《清理浙江官产处修正旗营土地召卖规则》8条，31.8厘米×27厘米，石印，浙江图书馆藏。另有由清理浙江官产处印行的同名地图，66厘米×49厘米。图面文字既有自左向右者，也有自右向左者，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见证。

图3　浙江省会旧满营未标卖地图

该图以旧旗营中某一地块是否标卖为主要内容，其中，“标”表示该地块已经标卖，而在一些未标卖的地块上用红字标注“变卖”两字，共计11处，十分醒目，似突出了执政者在旗营土地上“兴辟市场”的决心。具体而言，提供了如下的信息。

第一，土地标卖。对未标卖的地块用“（）”“、”“甲乙丙丁”分别表示“地之等级”“亩之单位”“地之号数”，位置、面积、地界、等级一目了然，对此进行统计，得出未标卖的地块：钱塘路（今庆春路众安桥至东坡路）以南—平海路以北，有86块、239.16亩；平海路以南—迎紫路（今解放路湖滨至青年路）以北，有33块、98.56亩；迎紫路以南—兴武路（今开元路）以北，有26块、76.9亩，共计145块、414.62亩。可以说，及民国四年（1915），整个旗营仍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处在未标卖状态，且集中在营门或临街处，原因主要在于地理位置极佳，属一级或特级土地，每亩700—1000元，相对于四级或三级土地的每亩300—500元，既属高价位又相差悬殊，在新市场初创、尚未成气候时，驻足观望、谨慎投资，也是常理。

第二，道路布局。该图用粗、细两种双实线标注道路。粗者为一等路，有4条：迎紫路、延龄路（今延安路解放路口至庆春路）、湖滨路（今湖滨路六公园至南山路涌金门）、平海路；细者为二等路，有23条：兴武路、仁和路、花市路（今邮电路）、吴山路、泗水坊路（今国货路）、长生路、惠兴路、岳王路、钱塘路、学士路、将军路（今人民路）、柳营路、慈幼路（今人民路）、蕲王路、东坡路、孝女路、白傅路、东浣纱路（今浣纱路）、南浣纱路（今龙翔路）、西浣纱路（今浣纱路）、北浣纱路（今属东坡路）、板桥路、杭县路（今青年路）。总体格局呈棋盘式，实现了初定计画时要将道路修得“笔直得像支箭”、街道整齐如同一张“棋盘”、互成直角的规划理念，对此，孙中山在《道路为建设着手的第一开端》的演讲中如是赞誉道：“兄弟于四年前曾到杭州，今日重来，见道路修治，气象一新。足见浙江之进步。”而为防止风沙飞扬、保持路面清洁，又拟取自来水喷洒，“日需四五十车之辆，按月应加煤油、人工等费约银二百余元”。如此一来，相对于上海的“南市”（狭义者指上海县城外法租界以南至董家渡、后延伸至高昌庙的沿江地区，广义者泛指租界以南的整个华界），“杭州新市场的街道宽得很，上海南市虽是街道也有宽的，但是窄很多；杭州新市场的街道都种了树，上海南市的街道没有一棵树；杭州新市场的街道干净得很，上海南市的街道零碎碎的垃圾多得很；杭州新市场的街道平坦得很，上海南市的街道不平得很；杭州新市场的街道行路的人闻不到臭气，上海南市的街道常有一阵阵的臭气”。

第三，新式建筑。仅就图面标注看，除了小菜场，新市场并无什么相关商业的新式建筑，更多的还是将军署、守备队、杭县监狱、警署等象征执政者权力的景观，甚至连应拆除的旗营住屋都依然存在，且占地广阔，而几乎不见与“兴辟市场”密切相关的各式商业。以商业振兴为主要任务的新市场可谓“有名无实”。事实的确如此，此时新市场最集中的业态不外乎茶饮餐食，多属小本经营，仅在开业时曾吸引来大量游客凑热闹，“茶馆、饮食店栉比鳞列，五色之旗飘扬。街衢每至下午，摩肩接踵，纷沓而至。人力车价值几较平时加倍，戏园闭幕时座客星散，往往有求车不得者”，终因缺乏特色，难聚人气，很快寥落，若遇天气不佳、巡察过严，更是游客稀少，门可罗雀，故在开业之初有设立公娼之要求、运营之中有经营办法之讨论。“兴辟市场”步履蹒跚，一时难以达到新市场计画的目标。

三、新市场演进的多功能化

至迟在民国八年（1919）9月商品陈列馆正式开幕之前，除道路规划外，新市场计画的实施并不尽人意，从商业振兴的角度看，尚在“马路既辟，即有人起建屋宇，开设茶寮酒肆以及旅馆戏园之类”的初级阶段，“瓦砾荒凉、荆榛满目”，恐系夸大之词，惨淡经营、勉强支撑，倒是客观事实。为改变这一人气不旺、市面不盛的窘境，“拟移设商品陈列馆于新市场”之迎紫路与延龄路的交叉口，占地“合计八亩九分二厘”，且“附设劝工场”。“计划两层楼房三列，上下共120间，为国货商场。其后面另建两层楼房一排，陈列浙省土产，并作办公室”。正式开幕之日，人头攒动，嘉宾云集，场面热闹非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名“浙江省国货陈列馆”，又因“市房太少，供不应求，商人因不免有向隅之叹，即游人购物，亦往往以商品欠多，表示不满”，遂增辟房屋，扩大规模，劝工场外则增加了一圈房屋，“外形是半圆形，一楼一底，全部为钢筋水泥”。商品陈列馆本为“兴辟市场”而筹设，但在场馆修筑、商品陈列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风雷激荡，几乎与抵制日货、奖励实业、提倡国货等前呼后应甚至同步进行，且被当做平台组织活动，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根据筹办万国博览会浙江预备会的要求，计划博览会的选址从湖滨路开始、出钱塘门、沿环湖马路至岳坟，商品陈列馆为总馆，另设分馆，分别陈列，此举被视为是西湖博览会的嚆矢。

那么，商品陈列馆的筹设及其正式开幕，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市场的商业发展及其繁荣？除了商业，新市场在功能布局上还有哪些变迁？而商品陈列馆正式开幕10年后的《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之“新市场”做出了较全面的回答。“新市场图”（图4）系《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图5）的第6号，民国十七年（1928）12月开始测量，民国二十二年（1933）9月绘制，反映的应是测量之前和测量过程中新市场的空间形态特征。该图标注“街巷里弄”、（288个）“庙宇祠社”（63个）、“园墅胜迹”（30个）、“官厅局所”（36个）、“学校”（16个）、“医院”（7个）、“工商金融”（9个）、“会所”（25个）、“桥梁”（38个）、（5个）“交通运输”（8个）等地理信息共计526个，“水流堤坝”、占现存12幅图上2491个地理信息的五分之一强。从中可见，新市场的空间形态多样、复杂，本文据此进行分析。

   图4 新市场图

第一，道路修筑。该图用粗、细不等的白色实线标注道路，粗者自然为等级较高的道路，因是时正筹划杭州城市“建筑道路”的新计划，决定把道路分为一、二、三、四等，按此划分，在原来的4条一等路、23条二等路中，除湖滨路、平海路仍保留为一等路外，迎紫路、延龄路、兴武路、钱塘路降为三等路，其余均被调整为四等路，又不见兴武路、蕲王路、泗水坊路的标注，而主要河道浣纱河蜿蜒流淌，在八字桥交叉，上述《驻防营城》图上所标注的桥梁基本存在，仅拆除了数座，自北向南段两侧有东、西浣纱路，自北向东段两侧有南、北浣纱路，新市场的道路修筑似告段落，不被足够重视。事实又怎样呢？一是根据杭州城市“建筑道路”的新计划，如何使新市场道路成为杭州城市道路网的一部分，是其关键性内容之一，如环湖马路设湖滨站、完工清波门至净慈寺段，且有杭余汽车公司、汽车修理厂等，都是为了加强新市场与外界的交通联系，至于原来的道路只进行小规模的改造，如修复破损、加铺柏油等；二是到20世纪20年代，新市场的土地已经全数标卖，在土地价格上涨、最高者达每亩6000元以上，“今日抬高数倍，奇货可居矣”的同时，新式建筑平地而起，道路修筑再难“轻举妄动”，相反应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由此也说明了包括填河拆桥在内的杭州城市大规模的“建筑道路”尚未开始。

图5　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拼接图）

第二，功能分区。一是新市场作为曾经的军事特殊用地，除官署、寺庙、营房等建筑外，多数土地是“闲置”的，或为农田，或系植被，更有荒地，鲜见建筑，即使在土地全数标卖后，对其利用并未紧随其后、迅速跟进，故在图上，用白色加绿色点状符号标注的各类土地大量存在，与“红色”标注的房屋、街区形成鲜明对比。二是若以平海路为界限，新市场的功能区正在逐步形成，大致呈“南商业、北居住”或“南市房、北住房”的格局，商业、市房主要指各类商场、娱乐场所，且密集分布在延龄路与迎紫路构成的十字轴上，这里既有西餐馆，更有各色老字号，数量至少在几百家以上，甚至每月都有新注册登记的商家。但延续原来的业态特征，缺少像银行、报社这类代表经济和文化近代化的业态，新市场仅“中国”“中央”两家银行，没有报社，“吴山”则有“储丰”“储蓄”“道一”“地方”“典业”“惠迪”“交通”“实业”“兴业”“盐业”10家银行，“国民”“民声”两家报社，而银行主要集中在中山路，号称为“杭州的华尔街”。居住、住房主要指石库门、墅园，前者亦称弄堂房，由上海传播到杭州，风靡在长生路、蕲王路、学士路、孝女路、菩提寺路，其中，湖边邨、大庆里业已完工，劝业里、思鑫坊、星远里、天德坊、九星里、萱寿里、承德里等已经或即将开工，还不见于图面，墅园分散其间，西湖东岸尤其是圣塘路濒湖一带最为集中，自北向南计有味莼湖舍、静莲堂、来音小筑、节园、云樵书屋、南阳小庐、友常别墅、秾荫草堂、暮烟别墅。此外，坐落在新市场的旅馆、茶馆等休闲场所，在营销上大打西湖牌，除渲染“房子之清洁，陈设之精美，膳食之讲究，伺应之周到”外，又尽力突出“地占优胜，风景天然，空气充足”的特色。三是新市场作为处理杭州乃至浙江军政事务的中心，驻防营中至少包括都统署、会议府、将军署在内的官署21个，20世纪30年代有26个，分为党部、政府、军警三类，图面上有党部、政府、军警、法院、监狱、反省院、看守所等代表执政者意志的地理信息36个，占杭州119个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居首位；箔、米、茶漆、柴炭等具有行业协会性质的各类会所25个，占杭州70个会所的百分之三十六，居首位；学校、医院23个，占杭州112个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居第二位；其中惠兴女中、弘道女中、杭州青年会等，为杭州教育近代化尤其是女子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四是新市场作为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是执政者表达自身政治意志的载体，而民众则将其作为展演的舞台，其中，公众运动场、湖滨公园是两大活动中心。前者除时常举行爱国演讲、救国教育外，还在夜晚提灯游行、庆贺国民政府迁宁，筑中山纪念台、定期举行纪念总理活动，举办双十节开会礼，公开焚毁充公的鸦片、红丸、赌具等；后者初为集会地、演讲地，如为抗议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各校学生齐集于湖滨公园”，后又在第三公园、第二公园分别立陈英士像、纪念塔。显而易见，新市场是一个以商业为主的大型复合区，但绝不受限于此，土地利用、功能布局越来越多元化，与计画“兴辟市场”的初衷渐行渐远，甚至有些南辕北辙。

新市场作为大型甚至超大型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是商业娱乐的对象，也是社会生活的场所；不仅具有多种功能，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新市场的形成及其发展，反映了近代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空间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