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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的南宋史丨中兴之主,难雪北伐耻
来源:浙大文史出版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3-07-12

宋孝宗赵昚是南宋历史上比较有为的君主,历史上有“孝宗中兴”之说法。隆兴和议之后,金朝仍要求按绍兴和议的约定,由宋朝皇帝在殿上起立亲自从金国使者手中接受国书,这令赵昚深感耻辱,要求更改受书仪,并归还河南宋帝陵寝之地,遭到金朝断然拒绝。赵昚对恢复中原念念不忘,张浚去世后,将北伐事业托付于虞允文。到乾道五年(1169)八月,虞允文已升为右相,并积极备战。乾道八年(1172),虞允文出为四川宣抚使,赵昚与他相约北伐。淳熙元年(1174)二月,虞允文去世,赵构又处处牵制,赵昚北伐意志逐渐消沉,终于无所作为。赵昚统治时期,南宋社会政治还算清明,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一度活跃,赵昚也频繁更换宰相以防权臣专政。

龙山阅兵

孝宗即位第二个月,他就正式为岳飞冤案彻底平反,并抚恤其他受秦桧构陷的臣子,还将主战派代表张浚召入京中,共商大计。他默默地看了那位老者良久,改变容色道:我很早便听闻你的名声,现在,朝廷所能仰赖的只有您了。言罢,孝宗赐座,走下御阶,张浚亦从容而对。这就是孝宗与张浚的初见。隆兴元年(1163)正月,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向全朝宣布说:“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四月,孝宗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命张浚与诸将北伐,史称隆兴北伐。其间,之前助孝宗良多的老师史浩作为坚定的主和派,在辩驳不成后,愤而辞相。然而,孝宗的用人失误使他遭受了严重打击:前线大将李显忠和邵宏渊失和,后者拒援前者,致使宋军在宿州大败,经年所积军资兵马一旦丧尽,勉强保住淮河,史称“符离之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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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像

孝宗所主持的隆兴北伐,本身就是强顶满朝压力的勉力之举,其中,又以高宗的阻挠最坚决。在禅让之时,高宗便难得几分真心道:“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宋孝宗这个继承人是为他接摊子的,而不是捅娄子的。因此,他对孝宗嘱咐说,大哥(指孝宗),等我百年之后,你再北伐吧。见张浚被起用,他又说:“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便把主和派汤思退调作左相,压过张浚一头。高宗这话虽有几分对,但并不能掩盖他的反战立场。再后来,孝宗出兵,太上皇事后得知,大怒之下把他叫进德寿宫令其撤回,孝宗只有沉默以对而已。如今兵败,高宗气势大涨,孝宗也心生动摇。六月,汤思退复出,开始了议和的日程。十一月,卢仲贤带来条件:金帝与宋帝改为叔侄关系,宋朝归还被占的海、泗、唐、邓四州,归还降宋的金人,补纳绍兴末年以来的岁币。高宗主议和,孝宗本欲拒绝,备军再决雌雄,但终于屈服,在隆兴二年(1164)四月召回张浚,罢免相位。是时张浚正在招揽山东淮北义士,增进淮北力量,他没有接受任命,而是直接请辞,最后被授予了醴泉观使的闲职,“朝廷遂决弃地求和之议”。四个月后,张浚病逝,死前手书其子说:“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他或许曾想起淮西兵变,那时他也刚来主持枢密院。难道这竟是天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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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宁乡张浚墓

十月金派仆散忠义再度挥师南下,都督江淮军马汤思退无能对抗,最终退往长江一线,失陷楚州、濠州和滁州。孝宗惊怒,汤思退流放永州,然而事势终究无可挽回。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宋金达成和议:金宋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为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双方交换战俘,但叛逃者不在其内。宋虽不再称臣,亦减免了岁币,但代价是交出了在采石之战中收复的海、泗等六州。隆兴北伐,隆兴和议,竟是一场徒劳无功。同样值得唏嘘的是,被孝宗痛骂“秦桧之不如”的汤思退在流放途中听闻太学生仍上书请斩,遂忧悸而死,只留下一首《西江月》,耐人寻味:

四十九年如梦,八千里路为家。思量骨肉在天涯,暗觉盈盈泪洒。玉殿两朝拜相,金旨七度宣麻。番思世事总如华,枉做一场话靶。

在南宋官家战和不定的生死拉锯中,朝廷主战派与主和派的血肉一同消磨。

隆兴北伐失利后,孝宗改元乾道,将重心转向内政。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比如孝宗下诏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孝宗时期“民力少宽”。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所以孝宗朝“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孝宗朝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然而复仇与恢复的火焰仍在他心中熊熊燃烧,在无力北伐的情况下,孝宗只好反复地举行大型阅兵仪式,坚定南宋军民恢复的决心,宣泄对金兵及投降派的仇恨。史籍记载,孝宗乾道年间一共有五次大阅,“寿皇留意武事,在位凡五大阅。或幸白石,或幸茅滩,或幸龙山。一时仪文士马、戈甲旌旗之盛,虽各不同”。宋朝文弱,大型的阅兵不多,北宋仅有9次,且在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就达到了顶峰,后面不过是小型的观练比武。南宋初年屡遭兵乱,因而阅兵整武,早有提议。建炎三年(1129),胡寅就上万言书说:“一曰选将;二曰搜练;三曰教阅”,“三事者,军旅之急务。”绍兴五年(1135),李邴又上奏说:“宜因秋冬之交,辟广场,会诸将,取士卒才艺绝特者,而爵赏之。”宋高宗本来也“怦然心动”,对众臣说“朕欲亲阅武”,得到了吕颐浩、张浚等人的大力支持,然而先是受限于宋金战事,后缘于高宗有意“自废武功”以示退让,阅兵之礼终究没有复兴,直到孝宗之时。

后续内容,请见《南宋都城三部曲》之《杭州城的南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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