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作为一个对历史怀有浓厚兴趣的政治学者，本人对此颇具挑战性的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最好的历史学就是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历史学。然而，事实是书写这样的历史绝非易事。因为这既要对当代的发展和争论有充分理解，又要具备坚定不移的信心，通过对文献、档案及口述材料进行艰辛而严谨的史学研究来探寻这些发展和争论的根源（以及其他的可能性）。杰出的历史学家在重新构建过去的事件时，不仅做到史实准确无误，还能捕捉到历史角色的情境和事件对他们的意义，并将那些早期模式与后来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历史研究应对“未走之路”保持敏感——换言之，应注意过去事件的偶然性和历史原本会（而且或许仍然会）朝另一方向演进的可能性。我认为，最好的历史学能解释各种文化、机构和行为从何而来——并通过对人类共同的过去中那些经常被遗忘或隐藏了的元素认知，为将来如何改善这些文化、机构和行为提供启迪。我相信，最好的历史学还可令学者陶醉在自己的研究和撰述过程中，并使阅读者兴趣盎然，因为它提供一种扣人心弦且令人信服的叙述，告诉我们何以成为现在，并藉由言外之意和扩展引申，使我们知晓何以在未来前进的路上走得更好。

当然，其他的历史学者与读者可能，其实也应该，有不同于本人的爱好和期待。编辑此文集的目的，正是为使读者能广泛接触有关历史学目标和方法的不同观点，以打开我们的思维。

本文集是一个气氛活跃的历史学论坛的产物，参加者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新加坡、韩国、美国、加拿大）的历史学者。虽然他们之前皆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但他们代表了多种不同的背景和观点。与大多数的会议文集不同，本文集不仅收录了知名学者的正式论文，还包括了与会者非正式的讨论以及由列席学者们撰写的关于工作坊主题的简述。我们希望，此种更开放与无束缚的记述，更切合论坛之主旨。

诚如陈红民教授在欢迎致辞中所说，当他提出在杭州召集来自不同年代、国度和治学路径的哈佛燕京校友共同探讨历史研究根本性问题的想法时，我即表赞同。他在西湖的一艘游船上举办论坛的提议，更激发了我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其美不胜收的景致，抑或甚至是多年前在浙江南湖的一艘小船上曾举行过一次重要会议的遐想，最重要的是，与大多数学术集会相比，这种异乎寻常的形式能使与会者得以更放松、更坦诚也更深入地交换彼此的观点。

不出所料，西湖工作坊是一次极愉快且启发思考的学术聚会，与会者相互之间的非正式讨论和他们质量很高的论文一样思想缜密、让人受益。陈红民教授和他在浙江大学的同事、学生们组织了这次很有意义、令人难忘的工作坊，之后又专业而高效地引导了本文集的编辑出版过程，我对他们深表谢意。

陈红民教授提请大家共同思考“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的问题，得到了论文作者们迥然不同的回应，并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对一些学者而言，史学研究与教育的社会关切度和公众影响力是首要的，最好的历史学应通过易于理解且有影响力的方式就当下迫切问题建言献策。循此思路，历史的书写和传授必须唤起读者和听众的设身处地之理解与批判性介入。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杰出历史研究的标志并非社会影响，而在于治学方法。这里所强调的是参阅资料的可信度和多样性，以及在解读史料时独特的批判眼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语境和约束对史学研究影响甚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内容和质量。从这一视角看，最好的历史学是成功地让当权者了解历史真相。论坛参加者在强调主观或客观的评价标准，应该采用人文的还是社会的科学方法，应该侧重地方的、国家的抑或全球的视角，聚焦个别事件和案例还是总体趋势和过程，以及在当今“后现代”学术世界中评估价值和真实之地位等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上，均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见解。

出版本文集并非要表明支持这些争论中的哪一方。实则，其目的与哈佛燕京学社本身的使命相一致：通过向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引介多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来推进亚洲的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我们的目标是学术性的而非政治性的：促进第一流的学术研究。然而，如本书所展现的，学者们对于究竟何为“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并无共识。因而，我们并非对任何独特视角情有独钟，而是欢迎在不同治学路径启发下得出的彼此辩诘，甚至对立的见解。

为了鼓励这种多样性，再次向陈红民教授和浙江大学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感谢所有参与论坛的报告人和参加者，他们均为此一努力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魏兵兵译，来源：浙江大学蒋介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