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杭州的所谓慈善机构，较大较早的有两个：一个是浙江省立贫儿院，一个是浙江省立救济院。浙江省立救济院是继承清末同善堂加以扩大而成的，有不少地产，以经营义冢为其主要救济方式(抗战前由沈尔乔任院长)。所以，由国人创办、以接受贫孤儿童为主要救济方式的，则只有一个浙江省立贫儿院。

浙江省立贫儿院成立于1913年，当时接收的对象主要是辛亥革命后逃亡的原满清贵族、官僚遗留下来的八旗子女，后来才逐渐转为接受杭州各族的贫孤儿童。日军侵华、杭州沦陷前夕，浙江省立贫儿院迁徙到浙南宣平县周村，与当时成立不久的浙江省芝英战区难童教养团所在地深屋村仅隔二三里路。

浙江省芝英战区难童教养团，抗战初期在永康芝英成立，以接收因日军侵华而流离失所的难童为主，团长叫朱景平。金华失陷前夕，由永康辗转到宣平深屋，与浙江省立贫儿院一起，直属在云和的浙江省社会处管辖。

我1941年7岁时由萧山随父母经金华到永康。因为日机狂轰滥炸，家庭失散，进了芝英战区难童教养团。1944年，又由难童教养团转入浙江省立贫儿院。

浙江省立贫儿院因为创立较早，所以无论在规模、制度、教学、图书等方面都较临时创办的难童教养团正规。那时，在教学上按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编班，共4个班，除学习一般小学课程外，还有劳作课。劳作课主要是学做衣服，院里有专门教裁缝的老师，中年级的学缝纽扣洞、绣边，高年级的学裁制、裁剪，以便我们“毕业”后在社会上可以自立谋生。在生活上，除早晨早操外，晚上要集合点名，唱《东北流亡三部曲》等歌后再就寝。待遇上，是一顿两小浅碗饭和一撮空心菜等蔬菜。一个月里偶尔可以吃到一次豆腐，每次只棋子腐乳那么大小的几小块。一年里，逢儿童节、国庆节开一次荤，而所谓荤就是每人分一小块肉。因为这些佳肴难得，所以我们常常把豆腐捞出，加上盐做成腐乳珍藏着吃；吃肉时更把这一小块肉切成肉丁，一颗颗地计日佐餐。跟英国故事片《孤星血泪》中演的一样，“老师”们吃饭，特别加餐时，我们常常远远地瞪着，一旦他们吃毕离席，就蜂拥而上，把他们狼藉的骨头抢在手里啃了又啃。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浙江省立贫儿院从宣平迁回杭州，搬入位于竹斋街(河坊街)三衙前荷花池头的院舍。第二年，大约是国民党嫌“贫儿”这词儿太刺耳吧，把贫儿院更名为浙江省第一育幼院。

浙江省第一育幼院纪念册

当时，物价飞涨，生活困难。联合国联勤救济总署虽曾调拨给我们一些大米、罐头和西方国家人民捐献的救济物资，但由于有关方面层层贪污、克扣，所以我们仍是吃不饱穿不暖，疫病流行，不得医治。为此，1946年底和1947年初，当我在六年级的时候，我们也学着社会上大哥哥、大姐姐们，在“沈崇事件”和“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中举行了罢课，参加了游行，集合到现在开元路新中国剧院东边的当时的浙江省社会处，向社会处长方青儒请愿。但这些活动不久就以几个同学被院长黄克平开除而告终。

记得浙江省立贫儿院的院歌是：“贫儿，贫儿，贫为炼才炉，高梁、文秀、佳士此中无……”从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教育家的眼光来看，“贫”里面确实产生不出国家高贵的栋梁、文坛的佳秀、学界的博士之类的天才来，但是“贫为炼才炉”倒说对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从小想为祖国争一口气，这确实是成才的动力。杭州解放以后，我们这些受过“贫”的洗礼的儿童纷纷参干的参干，入伍的入伍，走上了解放和建设祖国的战斗岗位，为党、为人民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