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时期，杭州地区“佛僧之盛，盖甲天下”（志磐《佛祖统纪》）， “寺塔之建，倍于九国”（朱彝尊《曝书亭集》），遂有“东南佛国”之誉并延及后世。佛教传入杭州向来认为是在东晋时期，以梵僧慧理入杭建寺为标志。上距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已300多年。汉末三国时，佛教在中国南方已大范围传播。原为安息国太子、后成为高僧的安世高曾至会稽传教，其弟子临淮郡人严佛调成为中国第一位出家僧；会稽地区的陈慧“尊其道”“志道不倦”；丹阳笮融于徐州“大起浮屠祠”“课读佛经”，并“浴佛设斋”，规模很大……这说明汉末之时，佛教在江南地区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三国时，孙权于建业拜居士支谦为博士，支持译经；为僧人康僧会建塔立寺，助其传教。孙吴末帝孙皓更从康僧会受戒。这都是中国佛教史上较有影响的大事件。从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来看，杭州佛教始于东晋，显然稍晚了一些。

 从“钱塘赤乌”说起

赵朴初为冷晓的《杭州佛教史》题词有云：“洛阳白马，钱塘赤乌，慧风始扇，悲华初敷。”中国佛教初传于两汉，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洛阳白马寺的建立，而江南佛教则兴于东吴赤乌年间，题词中将 “洛阳白马”与“钱塘赤乌”并论，是对南北方佛教初传的概括和总结。这里须加注意的是东吴时期的江南佛教是以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而赵朴初的题词则用了“钱塘”一词，“钱塘”（今杭州）是地名，“赤乌”是年号，赤乌年间佛教初传江南，所谓“钱塘赤乌”意指钱塘地区的佛教在赤乌年间初兴。钱塘在秦时始置县，西汉为会稽郡西部都尉治，三国时并为吴郡的都尉治，这一时期钱塘在政治、军事上地位不断显露。其后，钱塘设郡置州，渐渐成为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想必赵朴初使用古地名钱塘一词除奖掖作者撰写这部《杭州佛教史》之外，更多的还是从赤乌所代表的佛教文化传播的意义上来使用。

赵朴初为《杭州佛教史》题词

东吴地处江南，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比较发达，在文化习俗上“信鬼神，好淫祠”（《隋书•地理志》），这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三国东吴时代，浙江各地佛寺相继建立，佛教在浙江已经相当流行了”。特别是孙权赤乌年间，据木田知生统计，早期（后汉、孙吴、西晋）江浙地区共有佛寺68所，孙吴时期有43所，占63.2%，其中赤乌年间建造的佛寺又占全部佛寺数量的55.9%。根据木田知生的统计，浙江地区在赤乌年间佛寺共有16所，笔者又补入3条文献资料，共19所佛寺。

东吴赤乌年间，浙江建寺近20所，这一数量表明浙江的佛教进展比较可观。又据近年的考古出土文物中，属于东吴时期、带有佛像题材的“魂瓶”（带有贴饰佛像和胡僧像）和铜镜有五件，其中魂瓶的出土地是以浙江为中心的，这表明东吴时佛教已渗透到浙江地区的民俗信仰和社会生活中。东吴时江南建寺43所，所以《高僧传•康僧会传》中说，赤乌十年（247），康僧会至吴都建业“设像行道”，孙权为其设立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兴”。“江左”亦称“江东”，即长江下游的南岸地区，辖区包括今苏南、皖南、浙北、浙东广大地区。《浙江通志》卷一云：

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在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结合上表来看，赤乌年间与杭州相毗邻的地区都已有佛教的传入，此时作为会稽郡西部都尉治的杭州，想必也有佛教的传入。孙权比较支持佛教，特为康僧会建立建初寺，康僧会亦借助孙权的支持而于江南创建多座佛寺。据宋濂《太平万寿寺记》云：

当吴之时，佛法虽至中国，大江以南尚无佛寺，赤乌中（238—251）康居沙门僧会为吴大帝祈获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创三寺，一为金陵之保宁，一为太平之万寿，其一即海盐之金粟也。

保宁寺在江苏南京，万寿寺在安徽当涂，金粟寺在浙江海盐，这一方面说明康僧会在江南活动的范围比较广，另一方面说明东吴地区在孙权的影响下对佛教容纳度比较高。在东吴时期，达官贵人舍宅置寺似乎成为一种风尚。孙权是吴郡富春（今杭州富阳）人，“其手下将官浙江人甚多，纷纷效法孙权，兴建佛寺”。孙权有六位夫人，其中徐夫人是吴郡富春人，徐夫人由于妒忌心强，于建安十七年（212）被废，发回吴郡，是否带来佛教信息，不得而知。在中国历史上，好佛的统治者在位时，大多会于其故土建寺请僧，传播佛教，三国时期的富阳作为孙权故里是否有佛教传入，目前还没有文字资料佐证。

总之，赤乌年间有佛教信息传入杭州，仅是笔者的一种推论，谨慎起见，还不能将此视为杭州佛教的初传。

慈严寺的建立

杭州地区佛教的初传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当属慈严寺的建立。据明代的《武林梵志》卷四“北山分脉”记：“慈严寺，在安吉三图云泉山下，晋太平年建。”这就需要来说明一下慈严寺的地理位置和建寺年代。

关于云泉山及慈严寺，据清代张道《定乡小识》卷九云：

云泉山，俗呼西山，在湖步口，近杨村，高耸奇秀，挺入云际，下有风水洞，洞侧为慈严寺。是山从来旧志失载，惟《聂氏志》云：“慈严寺，在安吉三图云泉山下。”而“山川门”乃系风水洞、慈严寺于大湖山下，则又误合大湖、云泉为一矣。《咸淳志》又误以云泉为昙山，遂云昙山在杨村，有慈严院，不知昙山自在云泉东也。而翟氏《湖山便览》引《咸淳志》云，昙山在杨村，一名云泉山，有慈严院。今汪氏仿宋雕本《咸淳志》，无“一名云泉山”五字。盖翟氏亦知《咸淳志》之误，而不敢径标云泉，故臆撰以通其说，然非真耶。山半石壁有宋人篆书“云泉灵洞”四字，则此山之名云泉久矣。

风水洞，古名恩德洞，一名云泉洞，在云泉山。《杭州图经》：洞去钱塘县旧治五十里，在杨村慈严院，旧名恩德院，有洞极大，流水不竭，顶上又一洞，立夏清风自生，立秋则止。《梦粱录》：杨村昙山慈严寺之后，名风水洞……洞在山麓慈严寺右，深广五六丈，嵌空玲珑石乳倒悬，仿佛灵隐飞来峰。

吴越国时，析钱塘县、盐官县各半，以及富春县的长寿乡、安吉乡，设置钱江县（宋称仁和县），与钱塘同城而治。所谓“图”是明清时期地方区划名。顾炎武《日知录》引《萧山县志》云 ：“改乡为都，改里为图。”安吉三图今属杭州西湖区双浦镇。慈严寺即在云泉山风水洞旁。在唐宋时期，白居易、苏东坡、范仲淹等人任职杭州时都曾到过慈严寺和风水洞，并留有诗作。

其次，关于《武林梵志》中“晋太平”年号，这一年号有问题，所以张道《定乡小识》并未采用。笔者认为是三国东吴的年号，非西晋赵廞所建的“太平”年号。《晋书》卷四《惠帝纪》记载 ：

永康元年（300）十二月，益州刺史赵廞与洛阳流人李庠害成都内史耿胜、犍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陈总，据成都反……永宁元年（301）正月，洛阳流人李特杀赵廞，传首京师。

据《通鉴考异》云 ：“《晋春秋》云，建年号太平元年。他书无之。”赵廞所建的“太平”年号在成都地区仅使用了两个月。年号是古代帝王正统的标志，使用该年号被称为“奉正朔”，表示政治认同和屈服之意。在国家分裂时期，地方割据势力所立的年号在正统史观上被视为“伪年号”，所以在正统史观纪年中并不采用。西晋赵廞的“太平”年号在使用时间和地域上非常有限，所以在其他史书中并没有记载。明代吴之鲸在撰《武林梵志》时，不可能采用出现于成都地区的年号，所以“晋太平年”中之“晋”当属有误，应该是三国东吴太平年号。也许因为这段重要的史料出现的时间略晚，并没有引起佛教史学家的注意。

浙江佛教起步比较早，汉时就有建寺、传教的记载，赤乌年间浙江多地均有建寺的记载，而且佛教已经深入到民众的社会生活当中，那么十余年后的孙亮太平年间（256—258），杭州有慈严寺的建立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

初传于三国时期的原因探讨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将王翦灭楚降越后，在杭州灵隐山麓下设置了钱唐县，这是杭州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建置。钱唐县是武林山麓的一个小县，三面环山，东南一面临江滨海，以水为邻。宝石山与吴山形成南北阻挡潮水内侵的岬角。今北山街岳坟—老和山—茅家埠—赤山埠—灵隐一带，是秦汉杭州先民活动的中心地带，灵隐山下是杭州市最早的行政中心。现今的杭州城区其时尚在海中，后来由于钱塘江水流带下和海潮涌上的泥沙不断堆积，逐渐成为陆地。

当时居住在钱唐县东部一带靠山面海的百姓，时常遭受海水侵袭，不得安生，相传东汉末期郡议曹华信从宝石山至万松岭筑防海大塘，西湖与海隔断始成内湖。杭州城区的成陆也自此始。以后，随着钱塘江口泥沙的淤积而不断向东扩展。杭州由湖西山地向东北部平原迁徙发展，钱唐县治也由北山的西端迁至东端，即旧钱塘门一带。先民的主要活动空间扩展至北山—霍山以北—半山一带（即今凤起路以北平原地带）。

两汉以前，黄河流域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包括今杭州地区在内的南方，地广人稀，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远远落后于北方。西汉时，政府经营的重点在西北，对于南方的开拓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杭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自然十分缓慢。从城市形态来看，山阴作为会稽郡东部都尉所在地，是浙江以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其规模和影响都较一般县级城市要大。钱唐地处浙江入海口，扼南北交通咽喉，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又将会稽西部都尉移治于此，统管会稽郡浙江以西诸县军务，并常驻有一定数量的水军，这使得钱唐逐渐朝港口城市的方向发展。到西汉中后期，在钱唐城沿江地带已陆续修建了一批人工港口设施。

东汉时，会稽郡议曹华信征发民工在钱塘江口北岸修筑了长达一公里的海塘和一批新的泊船埠头。这是古代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此，钱唐城由秦时局限于灵隐山地区的“山中小城”开始向港口城市发展。到东汉末，其造船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能制造大型海舶，从而为其水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汉是钱唐走出低谷的开始，这主要是由西汉末年北方战乱（王莽改制失败，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所促成，而江南等地没卷入起义洪流，社会相对安宁。当时大批北方士族避乱江南，随之避乱的还有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颇具规模的北方人口南移，钱唐县是这次北人南移的主要地区之一。

汉末三国时期，隶属于吴郡的钱唐县的人口有所增长。人口的增长，除了自然增长外，就是外来人口的迁入，尤其是北方人口的迁入。钱唐是北方人口南下会稽的中转站，自然有一批人留居钱唐。根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三国时期孙吴天纪四年（280）吴郡领县11，户2.5万，按户均4.40口推算，县均户2273，口1万。钱唐地处钱塘江南北两岸人口流动的要冲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应在吴郡所属 11 县中前列。且实际户数要超过这一统计数。世族豪强的隐占户口，即其所属的部曲、佃客，当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统计在内。此外，僧尼也没有统计在内。

从两汉开始，杭州地区逐渐得以开发，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东汉时期，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从出土的两汉文物来看，两汉杭州的农业生产已经使用牛耕和铁农具。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修筑了大量的堤塘渠堰，改善了农田水利的条件。两汉，今杭州地区的纺织、制陶、冶炼和造纸等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钱唐港口城市初步崛起。

钱唐作为北人南移的主要地区之一，其结果是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这不仅包括大量的北方劳动力人口，也包括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以及中原的人才及学术与思想观念。从历史的进程看，这次文化南移不仅刺激了钱唐文化的开发，并且导致了钱唐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基本同化，完成了从一个落后、偏僻且一直保持自身原始内涵的地方性文化，向先进的文化共同体中同构的区域性文化的根本性转变。钱唐对于儒学、佛教和道教思想大量引进，不断吸收和消化，从而使这一区域文化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结语

汉末，佛教就已传入浙江，三国时佛教已在浙江地区大范围传播，孙吴赤乌年间（238—251），浙江地区虽有佛寺的建立，但这一时期尚未有佛教入杭的明确文字记载，所以谨慎起见，“钱塘赤乌”之说目前尚是一种推论。孙吴太平年间（256—258），杭州建慈严寺，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杭州。

西晋37年间，江南建寺不足20所，而浙江地区多达10余所，其中杭州地区共建寺3所。东晋时，杭州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就建寺情况来说，据《西湖游览志》《武林梵志》等资料记载，先后有灵隐山之灵隐寺、上下永福寺，天竺山之下天竺、荐福寺，北山分脉长寿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