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听我的故事，回去想了几天。头一回，把过去的日子摊开来看，细细翻检，突然有了一点感触：日子真长，生命真短！
我是丁家的长孙，家教很严，童年最主要的“游戏”是跟着爸爸练毛笔字。
1999年，我家拆迁，要搬离黄肉巷了，站在巷口，爸爸对我说，“你小时候不是一个好养的伢儿。”
一岁多时我突然得了急病，吃什么拉什么，不会说话只会哭。到后来哭也不会哭了，郎中看了都摇头，我妈妈病急乱投医，向巷头庵里的老尼求了个方子。我祖父懂点医术，拿着方子看了直摇头，说这方子里全是凉药，这么小的伢儿，吃了要死人的。
谁也不敢拿主意，我妈说：“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吃！”药吃下去后我是拉得一塌糊涂，拉出一团带血的锡箔纸，好了。原来不晓得啥辰光，我把祖父香烟壳里的锡箔纸吃到肚皮里去了。
我祖父这个人崇尚新事物，用现在的话说是“时尚”，吃有锡箔纸包的香烟是小意思，杭州城里有了电灯、自来水，我们家都是最早用的。1928年，杭州要造自来水厂，民间集资，我祖父买了180块银元的债券，第二年巷里就接进来一根自来水管，整条弄堂只有我家装了自来水，龙头一开，水哗哗地流得很急，这根水管一直用到1999年我家老房子拆掉。
我家老房子有年头了，是咸丰八年（1859年）我高曾祖造的。黄肉巷靠近东城墙，三百多米长一条小巷，有水塘，还有很多菜地，巷里人家有的是粉墙黛瓦一门关进的四合院，有的住沿街二层木板房，空地上是江北佬搭的棚儿，住一些闯荡江湖的卖艺人，白天布幔一围开始卖艺，有练气功刀枪不入的；有表演“三上吊”的，一个女孩扎住头发，吊起来，在空中转圈。
我很向往，但是家里大人不让我去，因为我是丁家的长孙，教育很严格，我童年的“游戏”最主要就是写字，从小跟着爸爸练毛笔字。
记得小学五年级时，爸爸买回来一块汉砖，20厘米长，12厘米宽，5厘米厚，上面有四个字“五凤三年”，我后来查朝代对照表，这是汉朝的年号，公元前55年。花了6块钱，那时米一角多一斤，6块钱好买几十斤米嘞。这块汉朝砖放在我们家桌上当砚台，每天用它练字，一直用到现在。我小时候练字，妈妈督牢，要手臂悬空，妈妈说，“男伢儿字一定要写好，字像人，横是横，直是直。”后来我找对象时，福英说，看中我的人品和才气外，字好也是一个方面。
16岁，我自己做了个决定。我想学校里也不读书，还不如进厂去工作算了。
我欢喜读书，现在家里有藏书三四千册，但是我高中只读了一个月零十天。
初中我读的是杭一中，成绩好，毕业时推荐为保送生，但因为我的成分是资本家，不光保送资格取消，连普通高中都难进，最后进了民办青年中学，在闲林埠，住校。
那年是1958年，大跃进，学生也不例外，9月1日报到，一天书都没读，就去工厂学工劳动。我们学校在耐火砖厂劳动，做耐火砖，日里夜里地加班，有天晚上我在一米多高的捣臼上用脚踏泥，瞌目充懵懂，从捣臼上摔了下来，把耳朵骨摔断了。我向老师请假去看病，老师不答应，当天晚上我就逃了出去，拦了部汽车进城回家了，从此没再回去。
我不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伢儿，也不知道当时这件事怎么就这么坚决，我想，学校里也不读书，还不如进厂去工作算了。那时我16岁，自己做出那么大一个决定。
我妈妈是反对我辍学的，但爸爸说：“云川，一个人要学门手艺，掼不死的。”于是我就进厂去学手艺了。不过读书我并没有放弃，我去读夜校高中。那时候总工会开办了夜校，我每周两个晚上读高中课程，两个晚上读英语，后来厂里改成电镀厂，我又读了两年电镀课程。
进了厂里我是什么都学。我们这爿厂原来是电机厂，小厂，61个人，号称“61个阶级兄弟”。我学过造电机，修电机，学过木匠，做木模，学过电工，到四明山帮农民修发动机。后来社会上流行“克罗米”，就是在金属外面镀铬，亮闪闪的还不生锈。杭州只有一家电镀厂，我们手工业局下属厂里还没有，局长说：“电机电镀一样的，都是电。”于是我们电机厂就变身为电镀厂了。
一个普通老百姓，同我有啥关系？但是总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做。
1973年厂里出了件大事。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电镀是有很大污染的，那时不知道啊。从1963年到1973年，那废水源源不断地流了十年，没有一点处理地从春流到秋，从冬流到夏。我们厂就在闹市区，周围是密集的居民区，几十米远就是“白井儿头”，巷里的明代古井“白井”，旁边几十户人家天天吃用这口井。1973年，这口老井里的水变绿了。百把米外七宝寺巷里的井也污染了，巷里人家院子里的井也是如此。
一百多个居民联名写血书告状，把我们厂告到了省委书记谭启龙那里。省委书记批示了。不久，市里环保领导小组来厂里调查，最终的解决办法是迁厂。
可是，迁厂谈何容易，要钱哪。省里推市里，市里推局里，局里推厂里，说了三年，一分钱也没见到。说实在话，我又不是厂领导，一个普通老百姓，厂迁不迁照样拿工资，同我有啥关系？但是我心里那个急啊，想想那份血书，想想周围吃“绿水”的居民，总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做。我跟厂长说：“不如我到北京去找轻工业部试试看，大不了掼两个路费。”那时路费蛮便宜，从杭州坐火车到北京，25块4，一天一夜坐过去，住在王府井旁边的一家小旅馆，每天4块钱，住了3天。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北京，一个人都不认识，两眼一抹黑。我不管，直接找到轻工业部环保处，把居民的血书、厂里的情况、省里市里的意见都讲了，材料一大堆。得到一句话：“适当的时候在道义上给予支持。”
接下去怎么办？好像也没什么办法了。既然到了北京，长城总要去看看的罗。第三天我乘到延庆的车子直奔八达岭，车子不到长城边，又走了有半个钟头，终于到了长城脚下。那时长城荒凉得很，就我一个人，好容易找到一个拍照片的人，花七角钱留了一个影。然后我做了件错事，拿了半块长城砖，我要拿回来给爸爸看看，这是万里长城的砖哪。就这样，我在北京只去了两个地方，轻工业部和长城，长城去过我心安了，立马打道回府。
没想到，第二年事情真的有了转机，轻工业部将我们厂的情况上报国务院，作为需要整改的重大污染企业被列入全国168个项目之一。国务院定的项目，钱马上就有了，迁厂的计划终于开始实施。
我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关注环保的。
我是第一次上电视，还是央视，汗都莫老老。三分钟，拍了三个多钟头。
1986年8月，中央台播放《话说运河》，我看了几集，从杭州一路拍过去，沿途风光，运河历史，洋洋洒洒，蛮好，很有文化。但是，杭州人都晓得，运河有多少脏，运河水有多少黑，当时有句话：假如在运河坐船，“闻到臭气就到杭州了”。这是运河的现状，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不能一味粉饰，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台。
没想到他们极其重视，10月份专程找到杭州来了。这时候摄制组已经一路拍到山东了，又回到杭州来专门拍运河污染的情况，原先30集，后来增加一集，31集。我正好出差，总编导说：“一定要找到丁云川。”一直等到我出差回来。
我是第一次上电视，还是央视哎，心里激动，汗都莫老老，脚骨发软。那天记得是穿了唯一的“出客”衣裳，花100多块做的一套全毛呢中山装，衣裳簇新，但我这人精干巴瘦，不上镜的。拍电视蛮辛苦，就几句话，三分钟，拍了三个多钟头。厂长当然高兴，我们厂上央视了。
1988年起，中央投入好几百个亿，各地都开始治理运河了，但是杭州的水质似乎变化不大。那些年，我一直在关注运河的治理，199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大运河，盼你清清流入新世纪》投到报纸，晚报头版头条登了出来。文章登出，电话莫老老，许多住在运河边的人和我说，“写得好，我们住在运河边窗都不敢开，太臭，希望快点治理。”市政设施管理处一位处长跟我说：“丁云川，你一篇文章，我们做做要做煞。”原来杭州运河有很多支流，他给了我一张运河水系图，让我监督，治好一条，告诉我划掉一条。
福英说“同你分手的话，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定心丸吃落，毛病好了。
最感谢的是我夫人。我和夫人认识有40 年了，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早些年，我欢喜买那些没有用的“旧货”，这些年“旧货”值钱了，我又捐出去，夫人从来不干涉，这几年，我陆续被评为“平民英雄”、“杭州市有突出贡献人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人士”，有她的一半功劳。
找到福英，这是我人生第一件称心如意的事啊。
我跟福英认识是在1969年6月，市总工会和文化系统举办的“业余作者创作会”上，我是工人代表，她是知青代表，梅家坞知青。大会在红星剧院开，所有市郊代表自己带棉被，都住在后台。那天福英上台大会发言，蛮文静的一个姑娘儿，说话有条理，普通话又好，哎呀，我想找的就是这样的姑娘啊。
那天中午吃饭时我就特意坐到他们的桌子上，有话没话地与她搭讪，认识了。吃完饭，蛮自然地到她们房间坐了一会。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首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一定能重逢”，第二天送给她作为临别赠言，又帮她打好行李，送到湖滨车站，就此分手。
分手后的那段日子，我总是在想她。经常给她写信、打电话。电话在村大队部，每次电话接通，就听到那里在喊：“朱福英有电话——”
要说第二次见面，真当巧。10月1日国庆游行，先工业后农业，我们厂在工业队伍的最后，后面就是农业队伍，梅家坞排在最前面，我们两个在游行队伍里碰面了，真当是缘分啦。
也是10月，在西湖电影院开“知青代表大会”，福英是郊区知青的标兵，正在大会发言，我就在电影院门口等她。那天我穿了派力司裤子，白皮鞋，蛮老派的哦，我这个人很注意仪表，服装一贯讲究整洁，裤缝要笔挺。那天我隆重地送她一件礼物——一块手帕，这是我出差上海时特意买的，1角5分钱一块，淡蓝色，很精致的花边。现在年轻人听了要笑煞哦。古代人常常用罗帕做定情物的。
福英是读外语学校的，喜欢英语。我送给她最大的礼物是一套五本《现代英语用法词典》，出差时在上海外文书店排队买来的，60元一套，花了我一个半月的工资。当时工资都很低，我出去都是沃面一碗。
70年，福英抽上来了，到东山弄郊区广播站做播音员。我带她到家里，妈妈一看就喜欢，“这个姑娘儿眼睛刮啦刮拉会说话呢。”但担心更多，“云川你在做梦啦，嘎好的姑娘儿你讨不到的。”
妈妈的担心果然来了。谈了两年，我们想登记结婚，福英去单位开介绍信，领导找她谈话，说广播站是宣传部门，党的喉舌，很重要的，丁云川是资本家的儿子，你如果要和他结婚，就不能在这里待了。福英含泪跟我说，分手吧。
晴天霹雳，我病倒了，三天不吃不喝。我二姑奶奶是中医，她把着脉说，“云川的病是心病，没有药，只有定心。”我妈妈没有招了，买来一颗猪心给我炖了吃，但哪里定得了我这颗受伤的心啊。
三天后，福英来了，跟我说，“同你分手的话，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一句话，我定心丸吃落，毛病好了。半年后我们登记结婚，福英离开广播站，被调到艮山门外的闸弄口小学当老师。福英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她自己刻苦学习，读完大学，后来成了闸弄口中学教导主任、春蕾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英语高级教师。
我这个人欢喜管闲事，杭州话说“要有事体”。很多人不理解，说闲话也有，福英与我的想法很一致，我才能一路走到今天。
丁申后代看到这把扇子都惊呆了，愿出高价，希望我“转让”。我不卖。
有人说闲话也难怪的，连儿子都说我，哪里一桩事情轮得着你管，你样样要管。
这些年西湖建设，我不光是要说话，要提意见，还捐出许多自己多年来的收藏，有朋友给我算账，说我捐出的东西毛估估有上百万。具体价值有多少我弄不灵清，因为我的收藏都是自己喜欢，从来不卖的，所以市场行情我不大清楚。
去年10月，吴山广场搞科普宣传，有社科院、园文局、于谦研究会许多单位，摆了总有一百多个摊位。我们历史学会也有一个摊位。靠中午边，有个陌生人跑到我面前，开口就叫丁老师，说“我有一把你们祖上的扇子”。说得我一个顶头呆。原来，他有一把杭州清朝末年杭州著名商绅丁申的扇子，他误以为我是丁申的后代。
丁申的扇子，这倒要看看。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把小小的折扇，扇面正反两面画着四幅书画，是四个人的作品，其中一组字画署名“丁申”。扇面蛀蚀得比较厉害，有不少破损，从扇骨、墨色和印泥看，应是晚清之物，旁边一位文物专家看了也认为是真的。我吩咐他“一定要好好保管”。
丁申丁丙两兄弟在太平天国战火中抢救了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战后，又一边出资求购散失的书，一边以每千字40文的价格雇了100多个书手，按照《四库全书》的目录补抄散失之书，从1882年到1888年，前后7年，耗资五万余元，抄配891种，补抄2174种，基本恢复了《四库全书》的原貌。丁氏兄弟的义举，是文澜阁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但是嘎许多年，我从没见过丁申的手迹。
我一直放不下这把扇子，四五天后，我打电话给扇子的主人，表示愿意用翻倍价格收买，他却不愿意，说喜欢收藏名人书信，希望用此扇跟我交换其他名人书信，后来我用一件夏承焘晚年的亲笔诗作与他交换。
经浙江博物馆专家考证，认定是丁申亲笔，还连连感叹，浙江博物馆都没有丁氏之物啊。
扇子拿到那天下午，正好西泠印社105周年开会，创办者丁仁（丁申的孙子）的孙子孙女也来杭州，看到这把扇子都惊呆了，他们从没见过丁申的字画，直呼“海内孤品啊！”丁家人激动了一晚上，第二天打电话给我，愿出高价，希望我“转让”。我不卖。
自从见到这把扇子我就一直在想，为这把扇子找一个最合适的地方，这倒让我想到了这把扇子最好的存身之处——文澜阁。我跟博物馆馆长说，等文澜阁这次修缮完毕开馆时，我一定捐出这把扇子，四库全书保护者的遗物放在文澜阁里是最恰当的。
文澜阁门窗是淡绿的，案几是红色的，看到这一段文字，我大喜过望。
说起文澜阁，2006年有一桩大事。
有一天，杭报记者周春燕打来电话，说文澜阁要重修，一切都准备好了，就要开工，就缺颜色。一百多年前的这座皇家藏书楼，门、窗、柱、椽都是什么颜色的？博物馆里专门派了两个人到北京去，到故宫、到国家图书馆去查找资料，查了一个礼拜，没有找到关于文澜阁颜色的史料。文澜阁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大修，又逢西湖要“申遗”，颜色弄错了，要贻笑大方的。
其实我也不懂，我既不懂建筑设计，又不懂美术，外行一个，但是我一听心里就急了。赶快去翻我的藏书，我有四千多本藏书，其中关于杭州的就有数百本。查了一个星期，终于给我找到了。在一本《杭州西湖游览指南》上，有关于文澜阁的描述：“……由东偏门入，见有一阁巍然，曰文澜阁，藏四库全书。梁栋栏棂，皆淡绿色，室中设几椅，作朱色，阁前假山嶙峋，有桥有洞……” 门窗是淡绿的，案几是红色的，看到这一段文字，我大喜过望，赶紧拿去给浙江博物馆的周副馆长。
这本书的作者徐珂是杭州人，书是民国二年的初版本，记录的应该是晚清时文澜阁的真实状况。书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当时定价“每册大洋四角”，我买这本书是2006年，那摊主认识我是丁云川，喜欢买旧书，咬牢牙不肯跌价，我跑了三趟，最后花800块人民币买了回来。
有的摊主识货，也有不识货的。有天我在摊儿上看到一本黄哈哈的旧书，封面上没有字，外面套了一个透明塑料袋。我拿起来看，摊主说：“蛮贵的，没几个字，25块。”摊主估计也没有看过，看它是毛笔字写的，就另外放开一边。我翻了翻，尺白纸，毛笔字，一共7页，统共也就一千多个字。最后落款是清同治七年，有一个“钱忠孝堂”的印章，里面内容是钱氏家族祭祖时的条例规矩。我想，这个钱氏会不会与吴越王钱氏有关？马上摸出25块买了下来。后来有专家跟我说，2500块都值。
后来的事情报纸上已经登过了。钱镠后代确有此人，这本书正是钱氏后裔的祭祖条例。后来杭州成立了“钱镠研究会”，根据这本书的记载，2008年在钱王祠举办了元宵祭祀仪式，这个仪式被列入“杭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以后每年都将举办。
这些年我捐出去的东西大大小小总有几百件，杭州城里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档案馆几乎都有我捐出去的东西，有朋友同我说：“老丁啊，现在是经济社会了，你这些东西应该拿去拍卖。”因为是老朋友了，才这样跟我说。
但是我不卖的，这么多年从未卖过一件。尽管有许多是我实在喜欢的东西，比如那把扇子，夜里困不着时想想，也有点肉疼，但我一直记得启功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文物一件是一件，放在家里不值钱，只有为社会所用，才能显示它的价值。”表面看我这个人很随和，但我内心是很坚持的，不随波逐流，有定力，尤其不会被这个“利”字迷惑。
经常有人对我说：“老丁，你怎么精神那么好。”人活一世，忙忙碌碌是一辈子，无所事事也是一辈子，我的生活非常充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关注运河治理，寻找西湖边的名人墓，杭州西湖的角角落落我都想过走过看过，这么多年没有停过。有人说你这个人嘎悖的，一天到晚忙啥西，又不能吃又不能穿，同你浑身浑脑不搭界。他不晓得，我做这些事情心里欢喜啊。
感谢我的父母，妈妈教会我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爸爸教会我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