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概况

先秦时期的陶瓷窑址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南地区，如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省，其中绝大多数窑址集中发现于浙江省，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有近180处，窑址分布密集，生产规模庞大。而且浙江地区发现的陶瓷器出现时间早，印纹陶从距今8000多年的杭州萧山跨湖桥文化开始，历经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钱山漾文化，发展到广富林文化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几何形印纹硬陶，直至进入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印纹硬陶发展到了成熟时期，而在印纹硬陶制作工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原始瓷也从夏商时期开始，历经西周、春秋至战国，持续不断发展。如此庞大的陶瓷生产规模，如此连续且完整的陶瓷手工业发展序列，是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与此同时，浙江省各个地区的窑址产品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根据各地区的文化面貌和产品类型，浙江省发现的先秦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窑址大致可分为两个区域：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和以萧山为中心的浦阳江流域，其中又以东苕溪流域为主体。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东苕溪流域先秦时期窑址群主要集中在德清与湖州市区南部，有瓢山窑址、北家山窑址、南山窑址、水洞坞窑址、尼姑山窑址、火烧山窑址、亭子桥窑址、长山窑址等，窑址出现时间早，至少在夏商时期就开始出现，序列相对较为完整。而浦阳江流域窑址群主要集中在浦阳江中下游地区，以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一带为核心，包括绍兴、诸暨等相邻县市，主要有萧山前山窑址、安山窑址、绍兴富盛窑址群、诸暨柁山坞窑址群等，产品基本为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合烧，时代主要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该窑址群是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先秦时期窑址群之外最重要的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烧造区。

02

杭州发现的夏商原始瓷

起源时期的重要窑址

杭州恰好位于东苕溪流域和浦阳江流域的交界地带，在早期窑业发展与瓷器起源上、两流域的窑业技术交流上，均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地区虽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瓷窑址考古调查，但仅就目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而言，其在早期瓷器发展、瓷器起源研究上的重要性已初露端倪，杭州地区夏商时期的窑址至少有两处：一处是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位于拱墅区半山镇的小岭坞窑址，另一处是经过考古调查的位于萧山区浦阳镇的仙桃山窑址。

1. 小岭坞窑址

小岭坞窑址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半山镇，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展开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在遗址第六层地层下发现2条窑炉，伴随出土大量的印纹硬陶和少量的原始瓷片。

2条窑炉皆为长条形龙窑，窑身狭长，窑头（火膛）遭严重破坏，现存窑床和窑尾。Y1残长5.8米、宽1.3米—1.6米。窑底倾斜度约为5°。南部窑壁烧结面保存较好，长1.4米、厚0.04米—0.1米，在其周围有一圈红烧土堆积，厚约0.1米。西南角为烟囱。Y2东壁长4.9米，西壁长5.9米，宽约0.9米—1.1米。西南角窑壁略向外凸出，结合Y1西南角的烟囱，推测其可能也为烟囱，但形状不明确。两个窑室底部烧结面的北部均被破坏，为生土，中南部保存较好呈红褐色，不甚平整，略有起伏。

窑内遗物主要是一些红烧土、窑汗和少量陶瓷片，陶瓷片包括印纹硬陶、印纹软陶和原始青瓷。以印纹陶为主，印纹陶中多数为印纹硬陶，部分因生烧而成的土红色印纹软陶，以及少量的原始瓷碎片。

印纹硬陶多为灰胎，部分紫褐色胎和夹心胎，夹心胎有外青灰内紫褐色、外浅灰内深灰色等，胎色多不均匀。少数硬陶出现过烧的情况，腹部或底部存在起泡现象。印纹软陶多为土红色胎，少量夹心胎，夹心胎有外红内夹灰色层等。胎质差异较大，主要有两种：一种胎质疏松，含有大量大小不一的气孔以及黑色杂质，吸水率较高；另一种胎质相对致密，气孔和杂质较少，整体而言前者所占比重更大。原始瓷胎与硬陶的基本一致，表面釉层不清晰，多数釉层较薄，仅在局部小范围内较厚，多为点状或小面积块状釉，玻化程度较高，玻璃质感强，但胎釉结合较差，剥釉现象严重，釉色呈黄绿色或较深的黑褐色。

出土器物多为碎片，可辨器形较少，包括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罐两种类型，以翻沿长颈罐占绝大多数，有少量的束颈罐、盘、钵、鼎等。翻折沿长颈罐，宽沿外翻，侈口，长颈，圆肩，长颈内壁常见有数道粗弦纹，外颈素面无纹，一般肩腹部拍印有纹饰。

小岭坞窑址出土的印纹硬陶罐图

拍印纹饰主要为曲折纹，少量云雷纹，均较为粗放。

在制作工艺方面，不同器形的制作痕迹不同。大型器物如罐等，口颈部多为轮制，有明显的拉胚痕迹，腹部则多为手制，内腹不平，有密集的凹窝痕迹；小件器物如钵等，内外腹均十分光洁，内腹常有不明显的轮旋痕迹，当为轮制成型。

在装烧方式上，部分器物底部粘结有烧结块，且窑址内未发现有支烧具和间隔具，应是从窑炉底部粘结上来的，因此推定器物为直接置于窑床上烧造。同时，也见有部分器物粘连残片，存在着叠烧的可能性，见有器物外底和内底均较为干净，其叠烧方式可能为两件相同的器物口部相对叠烧。

将小岭坞窑址与同样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目前最早的东苕溪中游地区瓢山Ⅱ区窑址相比，两处窑址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窑炉都是狭窄的长条形龙窑，不过瓢山窑址的窑炉较宽，为2.2米—2.9米，约为小岭坞窑址的窑炉两倍宽，窑炉整体都较短，残长不过五六米，坡度亦较缓，底部不铺砂且较为不平，这些特征都呈现出一定的原始性；两处窑址皆是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合烧，产品以印纹硬陶为主，原始瓷数量较少；在产品面貌上，有器形相似的翻折沿长颈罐，纹饰上也拍印有相似的曲折纹和云雷纹，尤其是较为粗放的曲折纹；在制作工艺方面，大型器物的口沿部分都可见较为规则的弦纹，应该是拉坯而成或是经过慢轮修整，内腹部也都有密集的凹窝痕迹，小件器物外腹均光洁，内腹都可见不明显的轮旋痕迹；在印纹硬陶器的装烧方式上，小岭坞窑址也采用了瓢山窑址典型的对口叠烧。

瓢山窑址出土的原始瓷罐

由此可见，小岭坞窑址和瓢山窑址可以视作同一类型，集中代表了东苕溪流域夏代陶瓷手工业的文化面貌，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瓷器起源阶段的基本特征。

2. 仙桃山窑址

仙桃山窑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该窑址最早由萧山倪柏钦提供线索，2018年郑建明、倪柏钦以及萧山博物馆的同仁一起对仙桃山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窑址因村民建房遭到严重破坏，仅采集到了部分印纹硬陶标本，从标本的胎、器型、纹饰特征来看，时代应在商代，不排除进入夏代或夏商之际的可能。

仙桃山窑址采集的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

该窑产品胎色呈青灰色或土黄色，胎质较为细腻，气孔和杂质较少，但过烧现象较为严重，许多硬陶标本密集起泡。部分器物外表多呈黑褐色或棕褐色衣，内腹则不施，此类陶衣极薄，近似于良渚文化时期黑皮陶上的陶衣，光洁但未玻化，不具有玻璃质感，应该是人工有意施加的。这种工艺可能与原始瓷关系密切，部分原始瓷器带有此种外衣，有的是在黑衣的基础上呈现出棕褐色的斑点状薄釉，有的是除了带釉部位以外均被黑褐色或棕褐色衣所覆盖。

出土器物多为碎片，可辨器形较少，主要是长颈罐，肩部多贴塑较宽的桥型系。器表一般通体拍印纹饰，见有席纹、直条纹、曲折纹、方格纹与叶脉纹等。在制作工艺方面，硬陶罐的口颈部可见较为规则的弦纹，应该是拉坯而成或是经过慢轮修整，腹部多为手制，内腹不平，见有密集的凹窝痕迹。

仙桃山窑址位于浦阳江流域的下游地区，在该窑址发现之前，浦阳江流域发现的窑址时代均比较晚，主要为春秋战国时期，仙桃山窑址的发现为研究夏商时期浦阳江流域的陶瓷窑址的分布范围以及陶瓷手工业的产品面貌补充了新资料，窑址的发现以及出土的大量原始瓷与印纹硬陶标本为研究夏商时期原始瓷的起源和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资料，填补了浦阳江流域早期陶瓷生产的空白，使得浦阳江流域的陶瓷手工业发展序列得以完整。

03

杭州地区在印纹硬陶

与瓷器起源上的重要地位

纵观整个杭州地区早期窑址的考古，小岭坞和仙桃山两处夏商时期窑址的发现只是一条线索，其周边地区还未经过详细的考古调查，特别是小岭坞窑址及其所在的东苕溪流域的上游地区，极有可能还会有新的窑址发现。

在整个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编年序列中，西周早期至战国晚期的划分及年代判定相对成熟完善，但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这一时段中，存在着巨大的分期研究空间，特别是环太湖地区的广富林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东南地区许多窑址的时代判定相当宽泛，以湖州的瓢山窑址为例，其产品技术原始、面貌新颖，由于缺乏可对比的遗址材料以及明确的碳十四测年证据，只能是通过与其他窑址的产品面貌对比，划分出瓢山窑址—北家山窑址—南山窑址的技术发展序列，时代大致确定在夏代晚期，且不排除更早的可能性，但是绝对年代并不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只能是依靠更多的遗址考古发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年代序列。

杭州地区这两处夏商时期陶瓷窑址的发现，恰恰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宝贵的遗址材料。通过窑址对比，不难发现位于东苕溪上游的小岭坞窑址和位于东苕溪中游的瓢山窑址生产面貌基本一致，两者的原始瓷产品都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如瓷釉分布范围极小，一般仅在罐类器物的肩部与口沿局部；釉呈色不佳，极少见青色；在胎质、胎色、器形上，都未与印纹硬陶分化，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就先秦时期的原始瓷生产而言，其主体窑址从商代开始便与印纹硬陶分开烧造，小岭坞和瓢山两处窑址都是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合烧，且后者比例较高，也可说明两处窑址原始瓷生产的原始性。之前普遍认为瓷器起源的核心区域为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中游地区，而小岭坞窑址作为在东苕溪上游地区发现的窑址，构成了东苕溪中上游地区较为完整的窑业发展画卷。

仙桃山窑址的发现，则填补了浦阳江流域夏商时期以烧造印纹硬陶为主的窑业类型的空白，将杭州南部地区印纹硬陶与原始瓷的烧造时间大大提前。不过，该窑址只经过了简单的考古调查，若想对浦阳江流域夏商时期的窑业面貌进行深入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这两处陶瓷窑址的时代最早可上溯至夏代或夏商之际，无论是产品胎釉、制作技术，还是装烧工艺，都为探究印纹硬陶起源、瓷器起源和中国瓷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揭示了在瓷器起源研究上杭州地区具有重要地位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关于环太湖地区的印纹硬陶，存在着起源于本土浙北文化和起源于浙西文化的分歧。认为起源于浙西文化的一派，提出早在钱山漾文化的外来文化因素中，就已可见“一些来自南方的早期印纹陶文化因素”，发展至广富林文化时期，几何印纹陶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几何形印纹硬陶，直至马桥文化阶段，迎来了印纹硬陶发展史上纹饰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由此可见，自钱山漾文化开始，浙西地区的印纹陶文化影响在不断加大，这似乎说明浙西文化是印纹硬陶的起源。

但是环太湖地区作为一个生态优越、资源丰富、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区域文化特征十分清晰的区域，在进入马桥文化阶段被浙西地区的印纹陶文化所取代，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在好川墓地早期的陶器中，可以看到明显的良渚文化因素，可见至少从良渚文化开始，一直是浙北的本土传统文化持续影响着浙中西地区的文化。从目前的年代序列上看，浙西与浙北地区的印纹硬陶出现时间也几乎是同时的。从纹饰上看，作为印纹硬陶主体纹饰之一的云雷纹与回字纹，在浙北地区有着非常清晰的演变轨迹，而这种轨迹在浙西地区则没有发现，浙西地区在夏商时期则更为流行席纹，但是这种纹饰却在西周早期迅速为回字纹所取代。由此可见，印纹硬陶的起源更趋向于本土的文化传统。

杭州北部小岭坞窑址的印纹硬陶面貌，从属于广富林、马桥以来一脉相承的浙北文化，而南部仙桃山窑址的印纹硬陶面貌更接近金衢盆地一带的浙西文化，这两处窑址的发现或许可为研究印纹硬陶的文化来源问题以及浙北文化与浙西文化的交互关系提供新的材料基础。同时，两个不同体系的浙北文化和浙西文化都在杭州交汇，也可见杭州自古便是一个文化交融的区域，其窑业发展面貌从早到晚都呈现出交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