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传统的陆防和海防而言，空防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成为中国的新国防领域。国民政府防空体系的建设，始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犯上海。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军方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针对可能来自日本的空中威胁，制定了中国空军发展和对日防空计划，将全国分散的空军力量加以整合，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对日空战打下了初步基础。

实力悬殊但绝不放弃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将其陆军航空兵（包括关东军的空中力量）部署于华北，重点配合陆军地面作战。虽然日本海军航空兵也抽出部分力量在华北担任掩护和支援任务，但其主要力量直指京沪杭等东南沿海地区，妄图消灭中国空军，同时也配合日军地面作战。全面抗战爆发以前，中国空军主要布防于江、浙、赣、皖等省。卢沟桥事变后，虽然中国空军曾有前赴平津地区参战的计划，但苦于华北缺乏空军基地，该计划最终未能实施。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海军航空兵过低估计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妄图于数日内一举消灭中国空军。但是，中国空军主动出击，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与日本侵略军全面展开空战。尽管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日军耗时一个多月才获得上海一带的制空权。当然，在此过程中，中国空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损失惨重。在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中，得益于苏联的援助，中国空军仍取得若干空战胜利。

武汉沦陷后，日军获得了进犯中国西南和西北的航空基地，其对华航空作战由战争初期的“战略轰炸”转为“政略轰炸”，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及其他地域遭受日军持续空袭。在这一时期，中国空军基本不成规模，只得处于修整状态，难以应对日本进攻。由于战线延长、武器短缺等原因，地面防空部队难以得到充分配置，中国防空陷于窘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于抵抗日本侵略的共同需要，美国一方面直接派空军来华对日作战，另一方面逐步加大对华军事援助和对中国空军人员的培训。由于日本将在华部分航空兵力转移到西南太平洋战场，对中国的空袭由“政略轰炸”再度转为“战略轰炸”。中美空军主动出击，重点打击日军在华航空基地，逐步获得了制空权。与此同时，中国为美军提供空袭日本本土的飞行基地，并在防空情报和机场修筑与维护方面确保了美军的空袭行动，对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防空制约日军空袭

抗战时期，中日空战是在双方实力严重不对称的条件下展开的。尽管如此，中国空军仍然以弱对强，取得了较好的战绩。据统计，中国空军共出动飞机18509架次，作战4027次，在空中击毁日机568架，在地面击毁日机599架。日本陆海军航空兵被击毙、俘虏及失踪者，共计2764人，其中不少是日本航空部队的重要军官。当然，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中国空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官兵伤亡14037人，损失飞机1813架。

除空军外，地面防空部队也是对日空战的一支重要力量。1934年，中国地面防空部队才开始组建。在防空武器与装备严重缺乏的条件下，积极配合空军作战，布置于各战略要地，承担起对空防御的重任。在作战中，他们共击落日机171架（一说162架），击伤日机三四百架。

无论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实施的主动进攻还是防御性作战，都对日军的空袭起到了制约作用，有助于减少中国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据国民政府军事部门统计，全面抗战八年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空袭12144次，出动飞机24948架次，投弹213565枚，中国民众因日军空袭死亡335934人，受伤426249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共计伤亡3500万人，民众因空袭所致的伤亡人数显然不是其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对日军空袭的制约作用。

历史教训值得借鉴

国民政府对日防空作战虽有成效，但更有许多深刻教训。

第一，国防工业落后，防空武器全靠进口。军事变革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战争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当时，中国国防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不掌握飞机制造技术，地面防空武器也无法自主生产，飞机和防空武器只能依赖进口。由于向中国提供作战飞机的国家自身也有巨大的战机需求，因此，其提供时间与数量都不是中国所能决定的，这极大地加剧了对日空战的困难。

第二，中国空军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缺乏在战略纵深地区全面布局的充分准备。虽然国民政府军方曾考虑以洛阳为中心构建防空体系，然而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空军仍主要部署于江、浙、赣、皖等省。这固然是因空军兵力有限，难以兼顾多个区域，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战前不少地方势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愿意让国民政府在其地盘建设空军基地。空军兵力过分集中于东南地区，开战不久几乎消耗殆尽。华北战场因严重缺乏飞行基地，空军无法参战，仅在山西局部有一些象征性的参与。至于西部地区防空设施建设，直到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才得以开始。

第三，防空专门人才缺乏，组织民众防空的措施落实不够到位。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才创办航空和防空学校，人才培养起步较晚，无法满足实际需要，抗战爆发时仅培养620名飞行员，其中能参与实战的飞行员不足300人。抗战爆发时，各类防空专业人员不足万人，专门从事防空设施建设的人才更是奇缺，很难满足需要。防护团是地面防空的基本组织，但不少地区的防护团组织松散，防护人员临时招募，未经严格培训，在日机空袭时，往往因组织不力出现混乱。此外，由于战前与战时国民政府面向民众的防空宣传和教育极其有限，很多民众对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危害没有深刻认识，常有在空袭时不躲避或空袭刚刚过去就重返住所的情形，这就加剧了日军反复轰炸给中国民众造成的伤亡。

国民政府在对日空战中存在的上述教训，既有客观上无奈的一面，也有决策和执行中的不力，这些教训在现代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仍值得借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