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杭高桥历史寻踪》中,笔者认为高桥五百多年历史能够确定,而八百多年有待商榷。后来,笔者发现高桥村相传八百多年历史的说法可能与仓前有关。叶华醒认为“仓前”这个地名因建立临安仓而来,临安仓始建于何时,对仓前历史至关重要,并对临安仓建成时间进行了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清康熙《余杭县志》说建于明正统六年(1441年),嘉庆《余杭县志•仓廒》称:“便民仓,在灵源二三保城西桥之东,明正德六年(1511年)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月知县李鹏徙至部伍桥之东”。其后又有“临安便民仓”条目:“临安便民仓,在县东十里,今名其地曰‘仓前’”。文献考证结论是“临安仓建于绍兴二年(1132年)不大可能,这时战乱未定,朝廷刚从漂泊中回杭,缺少大规模建设的条件。建临安仓应该再晚一些,但不会在南宋之后”。 在《余杭高桥历史寻踪》中,笔者认为高桥五百多年历史能够确定,而八百多年有待商榷。后来,笔者发现高桥村相传八百多年历史的说法可能与仓前有关。叶华醒认为“仓前”这个地名因建立临安仓而来,临安仓始建于何时,对仓前历史至关重要,并对临安仓建成时间进行了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清康熙《余杭县志》说建于明正统六年(1441年),嘉庆《余杭县志•仓廒》称:“便民仓,在灵源二三保城西桥之东,明正德六年(1511年)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月知县李鹏徙至部伍桥之东”。其后又有“临安便民仓”条目:“临安便民仓,在县东十里,今名其地曰‘仓前’”。文献考证结论是“临安仓建于绍兴二年(1132年)不大可能,这时战乱未定,朝廷刚从漂泊中回杭,缺少大规模建设的条件。建临安仓应该再晚一些,但不会在南宋之后”。 以叶华醒的考证为依据,南宋王朝存在时间是1127年至1279年,临安便民仓建立时间段在1132年至1279年之间,若以2000年为时间截点,仓前历史在868年到721年的区间内,所以有了仓前八百多年历史的说法。由此从逻辑上推理,仓前有八百多年历史,相距不远的高桥也应有八百多年。 19世纪中后期仓前逐步发展为市镇,兼具消费性与流通性。与此同时,离仓前不远的长桥也在同一时期发展为市镇。高桥小集镇离仓前、长桥两个市镇均不远,在一定程度上高桥小集镇可算是草市(乡村集市),搭上仓前、长桥两个市镇发展的便车。 民国时期,高桥属杭县瓶窑区双桥乡,与下确桥、八字桥并列为双桥乡三个地图上有所标记的村庄,与余杭县灵源东乡相接。新中国成立后,高桥属灵东乡一村。1961年,高桥村变成高桥生产大队隶属高桥人民公社;1983年12月,仓前、高桥2个公社分别改建仓前乡、高桥乡;1986年2月,仓前、高桥2个乡合并建立仓前镇。2003年,高桥村与石华村、会源桥村合并为高桥行政村,简称高桥村。高桥从自然村名演变成为行政村名。大高桥位于镇政府驻地(老仓前电影院旁)东北三千米,东连西湖区三墩镇双桥村,西接灵源村,南邻永福村,北与良渚大陆村、东莲村接壤。2011年8月,仓前镇撤镇变为仓前街道,高桥村隶属仓前街道。 高桥村虽经历分分合合,内涵与外延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高桥小集镇一直都在,高桥老街也在。在笔者记忆中,2000年左右的高桥老街还是相当热闹,充满着人间烟火气。在交通不发达年代,高桥作为一个传统农耕社会,商品百货、包子铺、茶店以及剃头店等都开在高桥老街上,村民们在老街交换农产品,购买生活物资。见到老街,就见到了村里的烟火气,可以说高桥老街就是高桥小集镇的经贸中心。高桥小集镇辐射西至吴山前,东至管塘桥,北到七贤桥,南至长桥仓前码头。 据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人回忆他们父母传下来的记忆,高桥小集镇非常热闹,有“小上海”之称,影响着附近60多个村庄。小集镇上商贸活动的中心就是高桥老街,根据孙荣宪在《八百年的云与月:旧时的仓前高桥村》一文的表述,笔者整理了高桥老街店铺名称,这些店铺与笔者肯定不是同一时代,具体如下表。 其中一家“周法根棺材店”正是笔者爷爷所开。笔者爷爷名叫周法根,良渚勾庄白洋村人。据父亲回忆,周法根因为与家里兄弟吵架,赌气选择离家来到高桥,以棺材手艺为生,购房置产定居在牌楼里(高桥村地名,以牌楼得名),一生娶了二任老婆。1943年与第一任老婆生育一女儿。第一任老婆去世后,娶了第二任老婆,于1953年生育一儿子,后又陆续生了一个儿子与两个女儿。1979年,他的大孙子出生。20世纪70年代,又恰好碰上丧葬制度改革,由土葬逐渐改为火葬,加上年纪已大,棺材店生意逐渐停滞。因此,这些店铺出现的时间大概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店铺大致可以分为南货店、豆腐店、茶店、水作坊、染坊、药店以及棺材店等,都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 南货店可以说是老百姓舌尖上的南方。以上海浙江北路的竟成南货店(1935年老字号)为例,经营有干果、干菜、调料、海味、茶食等,具体说有金华火腿,南京板鸭,舟山的开洋、干贝,浙江山区的黑木耳、香菇,福建莆田的桂圆、江南的笋干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红枣、黑枣、柿饼、小核桃以及腌腊制品、参燕银耳等。这是上海的南货店,高桥老街上的南货店可能没那么丰富,但基础的南货还是有的。 老街上有林永锡和太和堂两家药店是村民求医问诊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两家药店均是中药店,一方面是西药店当时没有那么普及;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中药铺开设较多。据余杭县档案馆资料记载,1929年杭县中药铺130家,1934年增至185家;余杭县中药铺有37家,1934年达61家,到1949年两县尚有中药店27家。[7]高桥在民国时属杭县瓶窑区双桥乡,或许高桥的太和堂、林永锡正计算在杭县185家中药店中。在百度中以“太和堂”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词条解释:太和堂是浙江省中医药行业著名老字号,创始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距今有近200年历史。毗邻南宋御街和西子湖畔,环境古朴典雅,占地面积达4000平方米。创始人王芷庵(字敬识),曾担任过乾隆、嘉庆两朝皇帝的御医。“太和堂”相传是黄谷乡方田村的“太和堂”祠堂的堂名,是一位官居尚书的汪先洲,以“太虚罗万象,和气致吉祥”这两句话,各取每句第一个字而成。而“太和堂”是遂邑(淳安)名士汪上彩所写。 笔者又翻阅《余杭通志》发现临平北大街也有一家太和堂国药店,建于1936年,店主王光炎,12岁在拱宸桥药店当学徒,药店除经营中草药、中成药外,擅长加工精制“丸、散、膏、丹”。高桥老街上太和堂药店与西湖边的太和堂还是临平的太和堂国药店有关?就目前来说笔者无法确定,但更倾向于西湖边太和堂有关,因为高桥小集镇上航船通到杭州城里,太和堂在乡下开药铺还是比较方便。 高桥老街发展离不开便利的水路体系。村内水网密布,在陆路不发达的年代,水路无疑是最便捷的,河道连余杭塘河,余杭塘河又与大运河连接。据记载,余杭塘河与大运河真正连为一体是在元朝末年,《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一记载:“元至正末,张士诚以旧河窄狭,复自五林港开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二十余丈,遂成大河”。余杭塘河东连杭州城里,西连余杭城里,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余杭塘河在县东南二里,阔三十步深一丈许,连南渠河,自安乐桥四十五里至杭州之运河。通舟楫,水盈可胜三百斛以上之舟,遇旱水涸亦可胜百斛舟。其河自府北武林门外卖鱼桥以西至县而止”。 高桥码头出发的航船能够一直航行到第八区(湖墅、拱宸桥一带),余杭塘河上的观音桥一带,直到卖鱼桥,和县志中记载大致相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启全面侵华的脚步,杭州城里人逃到高桥乡下避难,陈鼎文在回忆中写道:“七七事变后,日酋松井石根在12月21日率寇军,于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分遣土桥沿原京杭国道,经由吴兴直扑杭州。我们从杭州逃避在余杭高桥的,大半是熟人,市商会会长谢虎承的家眷,市商会委员米行业公会主席韩雨文和他的家眷”。逃难人员使村庄变得更加热闹起来,也带来相应的消费需求,刺激当地商贸发展。上面提到的太和堂药铺可能就是逃难到高桥太和堂中医开的。 高桥的航船通过余杭塘河也能通到余杭县城,在坝潭桥河埠码头(南渠街东段)靠岸,既能运送商客也能采购商品百货。旧时的南渠河非常繁荣,河上舟船穿梭往来,河岸车水马龙,从东至西有文昌阁、东门桥、油车桥、邵家桥、坝潭桥、小珠桥等河埠码头,沿岸都是山货土产、布帛百货、粮米油盐、瓷碗杂货等商店、市集,遇农时或过年过节,满载甘蔗、红萝卜、大白菜的东乡农船在南渠河各河埠停船上岸进行货物交易。 由此,笔者发现高桥航船不管是去杭州城区还是余杭县城都需仰仗余杭塘河,在一定程度上余杭塘河是一条连接城乡的要道,一头连着杭州城里的百货,一头连着余杭县城的货物和山里的山货,通过塘河让小村庄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余杭塘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高桥的母亲河。 据历史记载,1953年上半年全国出现了抢购粮食的风潮。同年10月,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又陆续扩大到油料、棉布和棉花,从而实行国家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统销也就是村里上年纪老人谈论年轻往事常说的“交公粮,卖余粮”,过“双抢”。为了方便粮食的收购、储存与运输,仓前粮站就开在余杭塘河边上,即现在“四无粮仓”纪念馆所在位置。最初粮仓是由章氏学堂改装而来,地面砌上地垄铺上木板,四周用木板作挡墙,用来储存仓前当地收购的“公粮”。 ![微信图片_20240527150404.png 微信图片_20240527150404.png](/data/upload/ueditor/20240527/6654305d534cf.png)
据村里老人回忆,农民交公粮由小船运送,从高桥港出发进入余杭塘河到粮站。粮站验收粮食的工作人员非常严格,如果交的公粮不达标,还要求运回去晒干了再送过来,不然是要吃苦头的。20世纪70年代杭长铁路通车,仓前老街西北1公里处设火车站;不久,老街北侧建仓兴街,公路东通杭州、西接余杭镇,老街从水运时代跨入陆运时代。笔者认为这条公路的一部分很可能就是三仓公路,据村里人讲三仓公路80年代初还是黄泥路,在高桥这一段周边还没有什么房屋,都是农田。村民交公粮除了水路,又多了一条走陆路选择,村民会用钢丝车拉到粮站或者让村里会开拖拉机的小伙子装过去。20世纪90年代,余杭塘河停航。 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供销社体制确立,供销社是集体性质,来具体实行统购统销的经济政策,进行城乡物资交换。余杭县于1949年10月24日创建了第一个合作社——永福乡合作社,到1951年岳庙渡、良渚、大陆、双桥、留下、蒋村、泰山7个基层供销合作社相继成立。对高桥来说,1951年3月7日,高桥乡成立高桥基层供销合作社,建社负责人为田子荣(由乡长兼)。到1963年,实行以经济区建供销社的政策,吴山供销社并入仓前供销社,包括仓前、高桥、吴山3个公社,直到1986年高桥供销分社才并入仓前分社。根据1987年底的统计,仓前供销社分仓前、吴山两个供销分社,供销社共计有221人,固定资产原值74万元,自有流动资金50万元,股金4万元,没有见到专业商店设置。 高桥供销分社具体在哪里?其实就在高桥老街上。供销社为老百姓提供从生活用品到生产资料的一切物质需求,如白糖、盐、酱油、散装白酒,或是针头、火柴、煤油,甚至是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等等。供销社明码标价,不存在讨价还价一说,有些商品还是凭票供应的,当时有粮票、油票、肉票、布票、棉花票等五花八门的票种。当时供销社里的工作人员特别神气,因为这批人都是居民,由国家供养。据村里老一辈人回忆,那时去供销社买东西,工作人员会抱着一种爱买不买的心态,态度也不好,因为业绩并不与工资挂钩。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取消商品统购统销政策,个体经营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村民们购买商品不用凭计划、凭票证了。随着供销社体制改革,供销社系统也无法再养活那么多人了,也就有了供销社房子“公转私”。高桥老街上原本属于供销社的房子通过私人出钱购买,将供销社的房产转到个人名下,也就是俗称“公转私”。拿到供销社房产的人摇身一变,自己成了个体经营户,开起了小商店,自负盈亏,村里多了许多小卖部、经销店。供销社房产“公转私”并不是个例,据说良渚七贤桥供销社的房产也是如此处置,来解决供销社工作人员的供养压力。 听老一辈讲,在改革春风下,有许多人开始尝试开小卖部。一般开小卖部的过程是经营者向信用合作社贷短期贷款,拿到货款后去进货,然后到月底结算账目,还完合作社的贷款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经营所赚的钱了。那时候,拿货物一般还是通过水路,摇着小船由高桥港出发,进入余杭塘河行驶到余杭城里,然后回到村里。那时余杭有一啤酒厂,生产的啤酒是非常香,人还在河里摇橹就能闻到啤酒香味了,啤酒的名称好像叫“五星啤酒”,现在网上还能搜到老余杭直街五星啤酒厂倒闭的公告。以上是笔者所知道、了解的老街记忆。那是一个时代,属于一代人的记忆。 新世纪开始,高桥小集镇在,高桥老街也还在,好像一切都没变,又好像一切都变了。2000年左右,让笔者记忆中印象最深是高桥的小学好像突然消失了只剩下幼儿园,高桥的孩子要去仓前镇上读小学;“文家卫”(地方方言中的称呼)区块的田地征迁建高桥工业园区。新建的菜场靠近工业园区,老街日常上早市的功能遭到了弱化,慢慢地变得冷清起来。近几年,随着高桥菜场又搬到老街一带,老街的人气又逐渐变得高起来了,但要恢复到以前“小上海”时期已经不可能了,产业升级后的高桥工业园区(高桥云港),成了现在高桥经济发展的中心。 高桥老街上经常能看到一堆老人扎堆坐在一家小商店里面聊天,而这家店主人以前就是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房子通过公转私,工作人员自己开起了小卖部变成了个体经营户,一开就开到了现在,还是有一堆忠实的顾客。或许老人是习惯了以前的生活模式,习惯性在小卖部里谈天说地。有时候,也会见他们目光呆滞,就静静地那么坐着,回忆着什么。或许,高桥老街将会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点,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中蕴含的乡土气息能给那些找不到“乡愁”的人一丝情感的慰藉。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3年第4期 作者 周建国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