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米帖》，又名《宋高宗刻米元章帖》《御府米帖》，绍兴十一年辛酉（1141），南宋高宗赵构又出御府所藏米芾墨迹，馆臣奉旨摹勒上石，厘为十卷，立于禁中。

▲《绍兴米帖》（局部）

作为南宋开国皇帝的宋高宗赵构，身膺“中兴”之使命，在位时间长达36年，虽在内政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重用秦桧，杀害岳飞，向金称臣、割地、纳贡，向为后世治史者所诟詈，以“恬堕猥懦，坐失事机……偷安忍耻，匿怨忘亲”讥讽之，但在艺术方面堪比肩其治国无方的老子宋徽宗赵佶，尤于书法一艺，倾心有加，其在《翰墨志》等中所云：“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观书写字之外，并无嗜好。”即使在建炎、绍兴初期戎马倥偬、颠沛流离之际亦临帖不止，书写不辍。绍兴年间，内廷就刻勒过《御临法帖》十卷，专收高宗皇帝临晋唐诸人之帖，有秦桧跋，可惜久佚。

根据高宗所留存的书法字迹和相关史籍资料，考察高宗书法学习历程，可知其早年一直勤习黄庭坚书法，绍兴初年开始改学米芾体，对此情况，南宋楼钥《攻媿集》有着专门的详细记载：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为黄庭坚书，今《戒石铭》之类是也。伪齐尚存，故臣郑亿年辈密奏，豫方使人习庭坚体，恐缓急与御笔相乱，遂改米芾字，皆夺其真。

可见高宗放弃习黄，转改师米，主要原因还是受政治因素影响，目的在于防止刘豫于建炎四年（1130）建立的金国傀儡政权伪齐，以黄庭坚字体相乱。

许是深受宋太宗以来皇室刻帖传统的影响，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和议初成，在南宋朝廷刚刚稳定下来之际，高宗便下诏摹刻法帖，几乎与前述绍兴国子监本《淳化阁帖》刊刻同时，令出御府所藏米芾墨迹摹刻了《绍兴米帖》，可见其对米芾书法之喜欢。米芾（1051—1107），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祖籍山西，其父徙家襄阳，人称“米襄阳”。中年定居丹徒（今江苏镇江），故《宋史·本传》记曰“吴人”。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世称“米南宫”。（唐宋时对在礼部管文翰的官又称作“南宫舍人”）。又因其行止违世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人称“米颠”。米芾是个早熟的怪才，能书能画，才情超群。就书法而言，他是“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一，长期浸淫古法帖，具乱真之能，并有“集古字”之讥，为“宋四家”笔墨传统功力最强者。同时，米芾又极善于变法，曾下大力规摹王献之，把王献之的“破体”发挥到极致，破茧而出，得以优游于自己的自由王国，形成了沉着痛快、如风樯阵马般的独家风貌，无论用笔、结字，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动感，欹正相杂，动静相依，方圆并举，笔画爽利，使观者得到极大的震撼。米芾对此有着清醒的自知，他不无得意地对宋徽宗说：“臣书刷字。”一个“刷”，简洁而生动地概括了自己的书风。宋人孙觌《鸿庆集·跋向太后挽词》谓：“米南宫踬弛不羁之士，喜为崖异卓鸷，惊世骇俗之行，故书亦类其人，超轶绝尘，不践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畦径之外，真一代之奇迹也。”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亦云：“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米芾是宋尚意趣的书风的杰出代表。宋高宗在其著《翰墨志》中说：“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高宗深谙书道，于“二王”之外，垂青米家。我们可以想见高宗以南宫为“二王”流亚，眼光之高，不能不令人赞叹。

就书法普及与发展而言，宋高宗无论是早年学习黄庭坚，还是后来改师米芾，都客观上带动了士大夫学书者对宋人书法名家法书的普遍重视，而诏令刊刻《绍兴米帖》，则将这种重视与同样受其带动的南宋刻帖风气合流，由此进一步极大地提升了以米芾为代表的宋人尚意书法的影响，在书法取法上掀起了一股舍远择近的风气。

就刻帖成就与地位而言，《绍兴米帖》历来被认为是最早的个人专集，也是极接近米芾真迹的一部从帖。传世米帖伪迹不少，而《绍兴米帖》却不然。此帖摹刻之年仅距米氏去世30余年，当时米芾的儿子、南宋著名书画家、鉴定家米友仁犹健在，加之赵构又对米芾有极深的研究，故《绍兴米帖》中伪帖不大可能存在。而该帖的摹刻也极其严谨精妙，清代著名书家王文治对此高度赞赏：

绍兴所刻米书神采焕发，与真迹几乎无别，米书为有宋一代之冠，今观此册，笔势直似右军，洵可宝也。

《绍兴米帖》荟萃了米书剧迹，惜清时已无完帙。清陆心源跋《绍兴米帖》残本云：

米帖全本固不可见，残本亦如星凤。其可考见者六卷：篆隶一卷，擘窠书一卷，临二王二卷，行书二卷。四卷不可考。

今容庚《从帖目》录残本四卷：计行书二卷凡四十种；草书一卷，凡十九种；篆隶一卷，计篆七种、隶八种。已知公家收藏有二处：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都藏有宋拓残本（有专家以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是明拓）。上海图书馆藏本题为“米芾篆隶第九”，为清初冯铨快雪堂故物，后归著名金石家、鉴赏家张廷济。此帖在冯铨处题为64幅；据首页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张氏题记，张廷济收入时己失去6幅，仅剩58幅，可见历来善本流传不易。这58幅中，篆书23幅，隶书35幅，这两体在其他帖本中几乎难以得见。史载米芾书法篆、隶、楷、行、草俱擅，诚不虚也，米芾转益之博借此可窥一斑。尽管《绍兴米帖》所勒米芾的篆隶作品，在今天看来并不高明，这是时代学术视野限制所造成的，但从保存书迹史料角度看，还是很有价值的，它为后人全面研究米芾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全面的资料。国家图书馆藏本所题“米芾行书第二”，共33幅，全系尺牍。米芾书法以行书成就为最高，这些作品用笔纾缓，结字端庄，迹近楷书，一派雍容气象。这也为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米芾书法的渊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自南宋高宗御刻《绍兴米帖》以来，凡著名汇帖中多刻米芾法书，其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实非他人所能及，此实始自《绍兴米帖》推广之巨功。

宋高宗之前的几位北宋皇帝，颁诏汇刻丛帖，大多标有主持人，而《绍兴米帖》却无，也许他想独揽此功。《绍兴米帖》具体摹勒操作者，则为蔡济忠或蔡济。南宋著名状元书法家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就载有《题蔡济所摹御府米帖》七古诗，赞叹“整整十卷字尤湿，光彩激射海为立”。但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四、《纪事》、《典录》均题作“题蔡济忠所摹”。蔡济忠、蔡济当为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