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

1946年6月11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抵杭，筹备复校。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十二点十分（车误点廿分）到杭站，即有杨其泳偕车夫长生来，接至校中。晤季讷、邦华、鲁珍诸人，谈半小时。吃面一碗后，阅压积信件多种。三点偕馥初至工学院及文理院一走，鲁珍同往。见大礼堂、大办公室及单人宿舍与工学院之北大楼、图书馆、工院礼堂、化工、电机诸室大致修竣，但工院方面水电未装，且仁斋已毁而信斋未修好，因白蚁已将房屋蛀坏也。西一、西二均住家眷，养鸡、洗衣，杂乱不堪。子弹库尚未悉数移出，而本校空地荆棘满地，不像一大学也。

走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不仅浙江大学面临“重谱青春之歌”的困境，国立艺专、之江大学等杭州高校都走过一番曲折之路。

从西迁到返杭，当时当日，在杭高校曾面临怎样的抉择？广大师生是如何克服困难？这不应是只有关心教育的人才去回溯的历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艰难西迁 弦歌不断 

全面抗战前夕，中国有108所高等学校，主要集聚在北平、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有91所高校遭到日军轰炸和破坏。为了保存国家文脉，教育部决定，华北和东南沿海高校西迁至大后方。

浙江大学西迁被誉为“文军长征”，一方面是歌颂浙大的西迁精神，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西迁的时间长、路线长。从1937年到1940年，浙大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等省，行程2600公里。之后，浙大在贵州办学7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被誉为“东方剑桥”。

▲浙大西迁路线图

国立杭州艺专的西迁也颇为曲折。国立杭州艺专的前身是蔡元培等人筹建的国立艺术院。1937年11月底，杭州艺专师生开始西迁，经过长沙、贵阳、昆明，最后落脚四川璧山县。1938年1月，教育部指令，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成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抗战时期，国立艺专是国内教授美术的唯一专业院校，潘天寿、林风眠、丰子恺等中国艺坛名家大师均汇聚于此。

▲国立艺术院

之江大学的西迁过程更加曲折，最初计划迁至安徽办学，之后迁到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控制，之江大学被迫迁往福建邵武、贵阳，最后迁至重庆。

战时杭州高校的西迁，时间长，路程远，过程艰辛，损失严重，有些师生甚至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另一方面，在外敌严重侵扰之下仍然弦歌不断，广大师生以苦为乐，艰苦奋斗，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人才，谱写了我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战后复员 高校回迁

抗战期间，浙大师生一直期盼能早日回到杭州。浙江大学的根基在浙江，抗战前，浙大毕业生大部分为江浙人。1945年11月，竺可桢在复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培养的毕业生“江浙人约共占百分之五十，较之战前比例虽少，人数却并不减，是虽在贵州，不啻仍为江浙人教育。”因此，浙江大学回迁杭州是必然的选择。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消息来得有点突然。8月11日凌晨，竺可桢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后，立即着手安排接收杭州校区各项事宜。他一方面嘱托龙泉分校主任路季讷就近安排负责接收校产的工作人员；一面电告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浙大近期在杭行动计划。

相比西迁，浙江大学的复校更为顺利，且非常迅速。浙江大学的复校采取了一个非常灵活的办法，即当年一年级新生直接在杭州报到开学，龙泉分校先行回杭，贵州本部随后回迁。1945年11月8日，浙江大学在杭州举行新生开学典礼，竺可桢校长发表讲话，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亲自参加并致辞：“从后方移回前方开学的大学，当以浙大为第一所，因此这次开学典礼意义更是重大。”到1946年1月，龙泉分校二年级以上学生全部在杭州复课。其中，师范学院在罗苑，其余在大学路校本部。

▲1945年11月8日，浙江大学在杭州举行开学典礼

与此同时，贵州校区积极准备复员杭州。根据教育部迁校会议的安排，以水路返校，浙江大学被排在第47位。考虑到这个安排太慢，浙江大学决定改变计划，将贵州校区所有人员集中在遵义，由遵义沿公路经贵阳到长沙，再转汉口，然后乘船沿长江西下。1946年5月，经过周密筹备，浙大师生员工踏上了回迁旅程。至1946年10月，浙大贵州校区全部完成了回迁。

抗战的胜利，让人们对战后国家建设抱有极大的热忱与期望，复员不仅仅是国家从战时状态恢复到平时状态，更重要的是开启民族复兴的起点。

1946年，根据教育部的决定，国立艺专整体迁设杭州，接收原国立杭州艺专校舍校产。1946年暑假，国立艺专师生300多人，从重庆磐溪分三路，北路经西安、南路经贵阳、中路沿长江，陆续返回杭州。水路有100多人乘坐美国登陆艇“绥远”号，三天就抵达南京，然后再由南京乘车返杭。1946年10月10日，国立艺专在西子湖畔正式复学上课。

▲1945年教育部令国立艺专全体复员杭州文件，

并设杭州为该校永久校址

1946年9月24日，之江大学在杭州校区举行复校典礼。新学期中，之江大学注册学生有974人，其中182人为女生。迁回杭州的之江大学得到了快速发展，1948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之江文理学院得以再次改称为之江大学。

克服困难 重新出发

高校返回杭州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屋问题。据统计，浙江大学校舍毁损严重，损失面积占比超过一半。国立杭州艺专校园位于杭州西子湖畔孤山南麓，校舍包括罗苑、照胆台、三贤祠、苏白二公祠、朱文公祠、启贤祠、莲池庵、陆宣公祠等建筑，战争使校园“景物荒凉，校舍残破”。之江大学“地面被壕沟、狐狸洞和飞机炸弹所破坏。花园、操场和草坪杂草丛生……大部分家具和设备都不见了，包括马尔济先生收藏的价值很高的植物标本。最糟糕的是丢了一些书，这是远东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然而，这些有远大抱负的教育家从不放弃希望，用知识的力量鼓舞学生。

竺可桢校长不仅身先士卒，带领浙大艰苦跋涉，也抓紧一切时间搞科研做学问。

1947年8月30日，他以《科学与世界和平》为题，发表演讲，竺校长讲到：“有人说物理科学是基本科学，基本科学解决了，其余的科学可随以进步。这是不错，但是人生最值得研究的还是人。若人类本身不改进，还是贪多无厌的争权夺利，物质的条件无论如何优越，仍然不会有和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重读这段演讲，依然给人启示与思考。这一程在杭高校的复员之路，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坚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永不褪色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