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颖人，1930年生，江苏常熟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潘天寿基金会常务理事，吴茀之艺术研究会副会长，西泠印社社员。朱颖人年幼受常熟画家蔡卓群先生启蒙，先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后转考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名中国美术学院），留校任教至退休。

▲访谈现场。右一为朱颖人先生，左一为作者

01

从苏州到杭州

王犁（以下简称“王”）：先生是常熟人吧？我们从小聊起，什么都可以聊，可以慢慢聊，您聊累了我们就停下来。

朱颖人（以下简称“朱”）：我小时候基本上是在逃难中度过的。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七八岁了，因为战乱没有系统地读过小学。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可惜。

逃难基本在常熟附近，太湖、阳澄湖一带，生活不安定，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常熟地处长江以南，我们想逃到长江以北去。有个船家来江南卖完花生准备回去，说可以载我们到江北去。等到要出发了，我的父亲觉得不妥，若是船家在途中将我们抛到水里，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所以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去。之后，我们在无锡、昆山附近逃来逃去，等回到常熟，我也十来岁了，读小学的阶段，只学习了几句日语。

父亲在常熟开了一家中型的服装店，想要在后代里面找个继承衣钵的人。为了留住我，父亲想了一个法子，让我在店里有生意的时候，招待来的客人，没有生意的时候，可以在帐台上画画。当时我15岁，还没有想好以后要做什么。那时候，父亲带着我去苏州陈摩先生家学画，因为苏州、常熟之间往来还不方便，陈摩先生给我介绍了常熟的画家蔡卓群先生。蔡先生教得很用心，但我年纪小不太理解老师讲的道理，没有很好地入门。等我17岁的时候，要考虑往后的生活问题，因为不喜欢跟父亲做生意，就打算报考苏州美专去读书。

▲1947年摄于苏州美专教室前

王：那个时候您在常熟，且年纪还这么小，是如何知道苏州美专这所学校的？

朱：多少有点消息，常熟和苏州很近，相差八九十里路而已。考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别人画素描、画石膏像，我从未见过，只好一边看一边照着画，就这样考取了，当然也很高兴。

▲1949年1月底，在苏州美专完成的雕塑习作《饥饿》，台座上签刻有“颖”字

苏州美专是私立的，我学的西洋画，学费、生活费都很贵，学了两年后，感觉继续待下去也没有什么花头。我听说还有另外两所美专，上海美专和国立杭州艺专，上海美专与苏州美专一样都是私立的，杭州这所学校是国立的，花费比较少，就想办法来杭州读书。当时，正值1949年解放前夕，初夏时刻，连我在内一共四位同学结伴来杭州考试。我19岁，其他两位男同学年纪跟我差不多，还有一位女同学，年纪较大一些。我们全部都考上了。

之后大家回家拿被褥铺盖，准备去杭州学习。开始说好用马车运送行李，但马车当天没有来接我们，第二天接上我们四个人和行李后，来到了轮船码头。那里只有苏州到嘉兴的船，我们要从嘉兴再乘坐火车到杭州。船开到离嘉兴还有20公里的样子，在一个叫王江泾的地方，碰到了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船上那些老太吓得要命。因为我们是去读书的，没有什么钱财，心里倒很稳定，就想看看土匪想怎么样？

他们叫我们停船，我们的船没有停下，还是径直往前开，没多久，几条船追上来，还开了两枪，轮船只好停下来，调头回到小河旁。土匪把我们都叫上岸。那些老太手上有金银首饰的想偷偷藏起来，被土匪看在眼里，拿着枪逼她们取下。

我们四个只有铺盖和一些画具，并不是太贵重，以为问题不大，但土匪把所有东西都搬到了他们船上去，连被褥铺盖也不能幸免。我们几人在杭州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到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要跟他们理论去，另外三个同学担心惹怒土匪，我就跟他们讲，土匪也不缺这些棉被，但我们到杭州后的生活就麻烦了。“我们是到杭州去读书的学生，什么都没有，只有被褥铺盖，你们至少将被褥铺盖还给我们！”那个小土匪听后道，你跟我们大队长讲讲。那我就跟他去给大队长说，我们需要这些被褥，强盗发善心，问需要几个铺盖。就这样我要回了我们四个人的被褥铺盖。同学都问我：“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我管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都说看那情形慌得要命。

到了嘉兴以后，我们就在火车站边上睡了一晚，第二天火车来了，就赶往杭州了。

到杭州后，我跟学校讲我们在路途碰到土匪，一些证件和其他东西都没有了，接待新生报到的朱金楼老师让我们先报名再说，就这样进了学校。学校读书只要交伙食费，大概每月8块钱，其他费用都不要，材料费也无须太多，所以我心里很高兴。教我们的是林风眠、关良、倪贻德、张漾兮。倪贻德和张漾兮是进步教师，特别是张漾兮较靠拢延安方面，用当时的话讲，上课比较正规。学校已经开始批判林风眠是过时的“形式主义”，林讲课有些小心翼翼了。所以我们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向我们诉苦：“我画的东西很写实嘛，为什么还要批评我？”他1951年就离开学校到上海去了。

02

美院岁月

王：看中国美术学院的历届名录，您1949年上国立艺专绘画（三年制），马玉如先生、方增先先生他们上预科一年级，算是要高一届吧？

朱：是的，我是1949年上的，那时还叫国立艺专，1950年就改名叫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了。

林风眠自己画的是比较表现的风格，学校里教的还是比较写实的风格。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能被录取，可能是因为在苏州美专学习的是比较写实的风格，有了一定的基础。

1952年毕业以后，我们毕业的几位同学，都进了黎冰鸿先生的研究生班，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上了研究生。

▲1952年，朱颖人的毕业创作——

与邵念慈合作油画《刘志丹在陕北》

王：您是（中国美院）附中1949年后恢复招生的前辈了，吴山明老师等都是您招生进来的，他曾提到，当年从城里走到孤山，挑着担子来学校考试，肚子饿了，您还买了一个烧饼给他吃，让他吃饱后再参加考试。您具体说说附中的情况？

朱：1953年，学校派我和姚巧云老师出来办附中，我们办得很认真。当时我们的心情很兴奋，觉得这是为党为国家培养人才。招生的时候其实很辛苦，我们再三审查后，才把觉得优秀的人招进来。

很多学生上附中时年纪有些小，还是在学校玩抓蛐蛐的年龄，看上去很天真可爱。我们很认真地教他们画画，他们也很认真地学画。我们常常白天上课，课间看着他们活动玩耍，晚上还要充当生活老师去各个寝室看看，看他们有没有睡好，被子有没有盖好，不要感冒了。当时，确实很辛苦，我和姚巧云老师各教一组，每次上素描课、水彩课的时候，我们都要自己先认真画一遍，让学生照着示范作品去学习。

附中的桌椅板凳，都是我们几个老师向上级申请来的。购置桌椅板凳时，都要考虑到个子高的、中等身高、年纪小的，所以就有三种规格，低中高，模特台、静物台也要有三个尺寸，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总之要让学生写生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方便。我们还考虑了教室的采光，甚至厕所的建造。当时附中在朱公祠，没有厕所，还要单独造个厕所。山上厕所没有下水道，只有一个化粪池，但很奇怪，这样就没有臭味了。

第一届附中毕业生培养得十分辛苦，却被定性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班人”。辛辛苦苦办学，都是很好的学生，却一个都没能上大学，我们也受了批评，有委屈讲不出来。不过当时，大家的想法很单纯，党培养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好好工作。1955年上半年，我被评为杭州市的劳动模范。

▲朱颖人早年作品（人物画）

王：当时附中老师除了您和姚巧云老师，还有谁？

朱：第一届就我们两个人，主要的课程就是素描、色彩、速写，其他是文化课。我们也管文化课，经常叮嘱学生千万不要放弃文化课，不学好文化课会吃亏的，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他们听。

王：您原来是附中的老师，后来因为画国庆献礼画，领导找您谈话，让您拜吴茀之先生为师。这个时候您就作为青年教师转到国画系去了吗？

朱：领导之间怎样协调，我不太清楚。以我的性格，领导不来找我谈话，我是不会主动找过去的。

1955年，我参加完杭州市劳动模范大会以后，学校给附中派来一位支部书记。我不太跟他接近，他就把我调出附中，到了工农专修班，工农专修班由附中管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对知识分子另外看待了，教师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只好夹着尾巴做人。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我被从工农专修班抽去创作国庆10周年献礼画。让我同两个女老师合作画一张大画《万宝山》，主要表现农场秋收的果子，大丰收的景象。我原本想独立画一张，但计划暂时落空了，只好服从安排，赶紧先画完这张秋收的画，然后自己再画一幅，当时我画的是《好管家》，是公社食堂的一个女管理员。这幅作品被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拿到斯里兰卡去展览。后来，对外文委要收购这幅画，要我写200块钱收条同画作一起寄过去，但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也不知道他们画收到了没有。总之后来没了下文，画也没有了，钱款也没有收到。类似这种曲曲折折的事情还有很多。

▲朱颖人1961年创作的国画《好管家》

画完献礼画之后，领导就找我谈话，让我给吴茀之先生作徒弟。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分别被安排拜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三位先生为老师。现在看这是多么好的事情，不过当时我是想不通的。我是画西洋画的，而且是画人物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拜画国画的先生为师，但当时的说法是“人物画是革命的，山水花卉是不革命的”。

王：找您谈话的领导具体是谁？

朱：不是国画系领导。当时为了创作国庆10周年献礼画，成立了一个支部，是负责献礼画的支部书记通知我的。当时这是命令，一切听党话，让你去学习就得去，不去肯定是不行的，思来想去我还是去跟三位老先生学习了。现在来看，这条道路是对的。

拜师的时候，潘天寿先生给我们讲，我们这次拜师，不光是他们教我们学，还要把中国画传统传承下去。我听了以后，感觉到身上的责任重了一些，不能像以前那样马马虎虎，决计不能有表面上学着花鸟，私底下偷偷画人物的想法，应该一心一意地学花鸟画。

我到吴茀之先生那里去学习时，跟他坦言自己不懂国画，基础不好，恐怕画不好。吴茀之先生说不要紧，只要努力学习，笨鸟可以先飞。每次到老先生家里去上课，老先生都很认真地示范给我看，画完之后，还将画借给我，让我临摹之后再还。吴茀之先生强调要脱掉“画谱气”，潘天寿先生则提醒我们“不要落到‘套子’里去”。所谓“画谱气”“套子”就是样式、习气。

▲朱颖人1960年作品《一片生机》。吴茀之先生看后，盖了一方“茀之欢喜”章

老先生授课的过程中，我记录了很多笔记。当时的想法很单纯，自己暂时听不懂，先记录下来便于复读，现在看来记录下来的文字也很重要！便于课后思考和探索画画的方法和思想。

除了跟着老先生们学画，作为青年教师还要认真帮老先生们上好课。上课前要把课件准备好，在吴茀之先生走了之后，留在教室里替他管理学生。吴茀之先生上课的时候，我也会仔细听老师怎么讲、怎么画，并做好记录。因为老师走了之后，我还要再教导学生，若是和老师之前讲的有出入，那就麻烦了。记得我教毕业班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我：“老师，鸡的眼皮是下面画上去还是上面画下来？”幸亏我上课的时候留意了，就答道，“是下面画上去”，这个学生听了就不吭声了。当然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也觉察到老先生对我有一些期许。从1960年拜师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跟着老先生学习了六年，“文革”开始后就没有办法跟老先生继续学习了。

当年的学习笔记记录了好几本，“文革”期间遗失了一些，但大部分还在。秉承着表达对老师的敬意，给以后的学生留下一些东西这样的信念，退休后我花了两年时间把这些笔记整理成《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课徒画稿笔记》，老同学何子堪先生帮助我查找资料，配了其中很多图片。为了感谢他的协助，出版时一起署了名。后来，重新排版时，责编小郭替换了更清晰的彩图，就没有署上老同学的名字，还给社会带来一些误解。

王：方便聊聊“文革”期间的情况吗？

朱：“文化大革命”期间，老先生被关牛棚，被批斗得一塌糊涂。他们把我说成是一个“铁杆保守派”，说潘天寿先生是“特务”，我没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也不表态。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要把潘天寿先生定性为“特务”。突然之间让我参加专案组写定案材料，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作为“保守派”不去不行，所以只好去了。既然是参与写定案材料，就应该先看材料，假使材料能将他定性为“特务”，那也没有办法；假使材料不能将他定性为“特务”，我就不会同意。我去教室看材料，所谓证明潘先生是“特务”的材料，根本证明不了，我就和调查人员讲“材料不能证明潘先生是特务”。“怎么定不了？”调查人员凶得很，我还是坚持“就我看到的（材料），是确定不了的”。第二天他们就不让我继续参加这个专案组了。不让我去，我反而很高兴，因为不用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了。

这个专案组的人也是潘先生的学生，后来也对那个年代自己所做的事情表示后悔。

王：再聊聊1978年给陆抑非先生当助教招研究生的事情吧。“文革”结束后，美院恢复研究生招生，陆维钊、沙孟海先生招了王冬龄、朱关田等，陆抑非先生招了马其宽、闵学林、何水法、陈正贤（穆之）、徐家昌，招研究生的工作是怎么个情况？

朱：当时学校领导跟陆抑非先生讲，你们年纪大了，再不招继承人，传统的传承就断了，所以陆抑非先生就招了5个研究生。

那时候他在学校边马路上看到我，就叫我过去，“学校领导要我招研究生，我需要一个助教，我想还是你吧！”我跟陆抑非先生说：“我身体不好，假如有其他人合适，我不会有什么意见的，您再找其他人也没关系的。”陆抑非先生说：“你会画色彩，对花鸟也比较熟悉，我看还是你来做这个助教。”我听罢接道，“您跟领导提一下”。这样就确定下来我担任助教了，具体落实教学的事情都交给我来做。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很多事情有方方面面的原因。

03

艺术传承

王：您再聊聊自己的学术、艺术创作上面的思想好不好？从学画到现在、跟老师的关系、艺术追求等。

朱：自从我拜师之后，认识到了传统绘画真正的道路，潘先生、诸先生、吴先生在这方面给我影响很深。不要从名利上去看，要从画的好坏看。我有一个鉴别绘画的标准，要以传承发展的眼光看，不要看一般的画、不佳的画。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当下大众欢迎的作品，不一定能传承下去。

和诸位老师学习的时候，没有走错路，这一点我感觉到有些安慰。老先生怎么作画，怎么考虑谋篇布局？什么叫笔墨，什么叫意境，什么叫情趣？我在研究的时候，主要从这些标准出发。从花鸟画来讲，社会不光是赞誉的声音，评价有好有坏，我没有因此“摔跤”，就是这点原因。因为我靠工资足以生活，那么研究绘画，就可以走自己的路，受外界影响要小些。还有就是靠自己勤奋吧！“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能画画，我就练书法，当时写字被当作为写大字报服务，是允许的。

王：您在杭州也不是很活跃的老一辈画家，您跟社会始终保持着一点距离。

朱：陆维钊先生跟我说，一个人的书画，应该在这个人死了50年以后，才会有正确的评论，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确实是这样的。艺术家还在世的时候，因为方方面面的关系，可能被追捧上去，但也可能跌落（神坛），最近几年跌下来的人也不少。

王：朱老师您曾经在常熟办了展览，又在江苏省美术馆办了大型的画展，社会反响很好。您是不是把有些画捐给了常熟老家，您是怎么想的？

朱：我很早就想了这件事。老家常熟这个地方，传统艺术历史很长，但相较于浙江艺坛，总感觉发展不快。我想把浙江艺坛这种有变化、有发展的影响，扩展到老家去。我自己提也不妥当，感觉“老三老四”（多管闲事）的样子，于是，就把自己的一些画捐给老家，让他们自己去体味。

我不太愿意主动让美术馆收藏我的画，当时老家有一家美术馆很想收藏我的画，但我感觉美术馆保存靠不牢，我怕有“领导”观展的时候看中了，手底下的人就双手奉上。

王：近些年中国各地美术馆的典藏制度已经博物馆化，之前确实有些不健全的地方。

朱：陆抑非先生的作品也是交给常熟博物馆的，我到常熟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就谈到收藏我的画的事情，我正好也有这个想法。常熟博物馆的同志就到我这里来看画，我先挑选了60张小尺幅给他们，反响还不错，美术馆也想问博物馆“要”一些作品，博物馆没同意。我看到交给博物馆的作品入库后，编写了册子，有了档案，就比较放心了。捐赠完最后一批，他们在江苏省美术馆给我开办了一个展览。

▲朱颖人1988年作品《松鼠图》

王：您在杭州，跟上海国画院这一代的这些老画家有什么交往吗？

朱：我参与的活动少，少与人交往。

王：能说下您跟齐白石先生合影的事情吗？

朱：1953年下半年，我去北京，向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取经如何办学。中央美院有一个民族美术研究所，我跟于非闇先生学习了两三个月。后来文化部组织永乐宫壁画临摹，我就报名去永乐宫临摹了。1954年，我在北京的时候，跟着油画家王德威去了齐白石先生家里，就是在那时拍了合影。

▲1955年夏，朱颖人在北京参加文化部永乐宫壁画临摹项目的临摹稿

王：您的绘画用颜色比较多，您对中国画用色有什么看法？

朱：我觉得中国画用色和西洋画在观念上很不同：西洋画画的是真正的色彩；中国画是黑白，黑白是对比颜色。中国画用色只有深浅的变化，在色系之间相对纯粹，而西洋画的颜色可以画得复杂一些。两者好像有点对立的样子，我是吸收了它们各自的特点。

▲朱颖人2012年作品《大竹海》

王：我们晚辈对先生用色很感兴趣，觉得您这么大年纪了用颜色还那么清新。除了林风眠先生是另外一个系统，在中国画家里论用颜色，像您这么胆子大的很少，您是中国画的用色，而且风格雅致。

朱：我之前画过水彩，知道西洋画怎么调颜色，色彩方面我是受西洋画的影响，就看自己怎么理解和消化。

后记：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研究生贾毓秀对此访谈亦有贡献，石建邦先生参与了此次访谈，周秋英女士亦对此访谈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