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建德有过一次会党起义，规模不大，时间很短，加上历时既久（大约在1910年左右），知道的人就不太多了。

起义领导人徐汝根，马目源奇龙山脚人。他身材不高，体格壮实，剃和尚头，留八字须，眼像桂圆，炯炯有光，面孔有点像猫。

▲马目山

原先，我只从先父口中知道他在辛亥年因聚众抗粮在马目造过反，一两天就失败了，逃走后又被抓进城来坐班房；幸亏武昌起义成功，否则会被清朝“大辟”（杀头）。我家迁往横坑以后，我问一些老一辈的人，没有得到更多内容，只有一个跟他造过反的人名叫“老羊头”的说过：“汝根百屁（这是人们给他取的绰号）说两天打进城，后来不到两天就被官兵打败了。”后来，我到徐汝根家作客，他才滔滔不绝地谈起当年造反的经过来。以下是徐汝根的谈话：

“事情是远在光绪丙午（1906），马目源向来就有从东阳、义乌、金华一带翻山过来的手艺人，还有一大批赌博鬼。那时横坑有个油坊，打油工也都是金华那边来的，有个名叫老毛头的打油老把作，年纪五十出头，家在金华靠义乌附近，每年大部分时间在横坑。这年冬天他回家前，说是要娶媳妇，希望我帮忙凑个会（按：“会”原是浙东民间在经济上互相帮助的储蓄形式），我帮他凑合了12个人的小会，每份大约合半担谷，参加的多是种田的和长年工。开春后，老毛头从金华回横坑，大家知道他在手艺人中和一批赌博鬼中又凑了两脚会，怕他在五六月间拿不出小会的这份会钱。我去问他，他说这点钱不在乎。我觉得奇怪，问他是不是春节回家赌博赢了钱，发了什么横财？起初他不说，后来他偷偷告诉我，他这次回金华，在自己村里又凑了一个会，每脚（份）是30块龙洋（银元），他还不要坐头会，我大吃一惊，问他这么多钱是哪里来的？毛头师傅说：金华那边有个很有名的人，大约是赌博鬼出身，赢了大笔钱以后就洗手了，他专门喜欢凑会，没钱凑会的，只要向他去借，没有不答应的，而且还不收利息。我这次回家，就向他的徒弟一次借了200块龙洋。这人头发有点金黄色，大家叫他‘黄毛’，名字就叫‘黄金发’（当时在金华农村里就暗暗流传着有关光复会王金发的传说）。后来，毛头师傅暗中又告诉我：‘黄金发是黄龙投胎的，将来要做真命天子，他散钱给穷人凑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准备造朝廷的反。’当时，我家因打败官司，一肚皮怨气无处可出，就要求毛头师傅带我去见黄金发，我也要参加造反。毛头师傅说：‘要见黄金发本人很难，但只要我们这里联络很多人，将来总有机会见到他。’他又说：‘我在马目又凑了两个会，其实，我早已为黄金发做联络人了。因为我是外路人，明年还要请你出面凑会。有了会，大家容易齐心。’毛头师傅还希望我让小会的人分头去联络更多的穷人，特别是山棚佬，不一定要凑钱摇会，大家结拜‘兄弟会’也可以。反正大家都是会里的兄弟。”

“丁未（1907）端午节后，正是油坊打菜油的大忙时节，毛头师傅接到口信，突然回金华去了，对人家说是因老婆病重回家。临走前的晚上，到我家和我谈了半夜的话，他说：事情恐怕快要来了，他把马目会里的事全部交托给我，并说：如果他一时不回马目，将来怎样做法，会派人带口信给我。可是这一别，毛头师傅从此不来，而且音讯毫无。一直等到这年初冬，才从一个挑‘鸡毛换糖’担子的东阳人口中，知道毛头师傅于五月下半月在金华被抓去杀了头。‘黄毛’也不知逃避何方去了（按：王金发原和秋瑾约定这年五月二十六日在金华一带起义。但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会党案’发，致未成功。可能徐汝根和毛头师傅一直不知道王金发和秋瑾的关系）。在会的人知道事情不妙了，心里都很闷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后几年也没有什么动静，大家仍旧各做各的生计。”

“辛亥前一年，春天多雨，夏收不到二三成，县衙门逼夏收钱粮逼得很紧，横坑进去几个村，公推我为首，向衙门递送‘禀帖’要求蠲免附加税和缓征正税。我进衙门，就挨了知县二十板屁股，说我是‘不法刁徒’，想想实在气人，但也没有法子。夏天又旱，收成只五六成，大家都愁交不起钱粮。那时钱粮正税每亩不过一二钱银子，但有各种带征银两，省里有附加，县里更有许多附加，正税连同各种花样的附加，一亩总共要交一担几斗米，收成不好的田，慢说钱粮，连稻种也收不回来。”

“七月半后的一天晚上，忽然有个背卖东阳布的来找我，说是从兰溪马涧翻岭过来的，原是金华人，姓章，和老毛头是好朋友。从他的谈话中，了解他确实和老毛头十分熟悉，而且他也知道马目会里的事，如人数、一些人的姓名等等。问他‘黄毛’的下落，他也说不知道。但告诉我‘黄毛’原先的‘军师’（他不肯说出姓名）现在兰溪马涧，这次是‘军师’派他来和我联络的，说‘军师’重新联络各路人马，要学朱（元璋）皇帝杀‘鞑子’，‘恢复中华’。要我备好兵器，等待通知动手。还说除了会里的人以外，还要联络交不起钱粮的人。他和我谈了整个上半夜，第二天一清早就翻新岭走了。——这是一个瘦瘦的中年人，要我以后叫他‘卖布佬’。”

“到了八月初头上，又有一个后生在夜里来我家，说是‘卖布佬’叫他来通知，‘军师’决定在八月十五杀‘鞑子’，要我赶紧准备好攻城，交给我一块黄色松江布，说是用来做黄旗，将来会里的人胸前都要挂黄布条，以此为号。这个后生也是打扮成卖布的，没有留下姓名，第二天天不亮就匆忙翻岭走了。”

“我和几个头儿商量，觉得真要造反攻城，可不那么容易。城里协台（按：绿营兵的副将）衙门有五六百兵，我们人数不及他们，手里又没有兵器。后来大家都说：只要传出‘不交皇粮’，就会有许多人跟我们，中秋晚上官府一定饮酒赏月，官兵也得到犒赏，我们在晚饭后动身，半夜杀进城去，准保成功。不料八月十二日县衙门来了两个讨钱粮的差役，在余家（村名）打了人，要把人带进城去，犯了众怒，打了差役。这一来事情闹大了，第二天，县里果然派了十来个兵，背着两根‘洋炮’（老式步枪）来抓人，抓去了打差役的农民，还抓去了两个会里的兄弟，他们朝天开了几下空枪，耀武扬威地把人带走了。”

“会里的兄弟被抓，会不会供出真情？心里有点担忧，当天晚上我和几个头儿计议，认为等不到中秋，也等不得马涧的通知了，决定在十四日就动手，先发制人。第二天中午时，大家在横坑庙里聚集，焚香点烛拜菩萨后，磝出黄旗，每人胸前挂上黄布条，正式造反，宣布不交皇粮。当时我的失策是，已经派人封了路，又估计城里要过中秋，因此似等马涧方面的来人，想在中秋晚上攻城，所以竖起黄旗造反，又犹豫不决地采取守势。我们一共有三四百人，除原来三个会里的人以外，多半是附近种山的山棚佬和打零工、做长年以及交不起钱粮的农民，也有赌博鬼。住在村上境遇稍好又有家眷的参加的不多，但都是支持我们的。我决定分兵三线，把主要力量近200人放在马目埠头，我自己带了百把人驻在和村庙里，作为接应。还有几十个分别留在横坑、余家。”

“我的第二个失策是，把埠头的队伍布置错了。我们没有一根洋炮，只有二三十根打猎的枪，还有十几把大刀和一些自制弓箭，以及‘柴冲’、扁担和削尖的毛竹枪，此外，主要就是靠四尊松树炮。我估计官兵未必会在明天赶来，即使赶来，无论从水路或大路，必定在埠头大码头上停船，于是我把三尊松树炮都集中放在大码头西边山神庙前，这里居高临下，官兵一停船，我们三炮齐发，冲下山来，同时埠头的人赶出夹攻，定可获得全胜。我只派二三十人带一尊松树炮，埋伏在皇山庵边山上，监视小码头。我想，官兵爱走大路，不大会在小码头过渡，如果从水路赶去支援，再调山神庙的人也去支援，这也来得及。再如果官兵从施家埠或钟潭岭过渡抄小路来，那就由皇山庵和埠头的队伍两路夹住他。”

“不料官兵竟在十四日半夜出动，更未料到他们分两路而来，协台自己坐着船又带领两船洋炮兵从水路来，另一路抄小路来的也有洋炮，主要在大刀兵，总共有二三百人。他们约定东方发白时在皇山庵边会兵。我们的人没有打仗经验，头一日闹了一日，夜里又未睡，天亮边都打瞌盹了，及至发现官兵在小码头停船上岸，急忙去点松树炮时，火药线又被露水打湿了，点不着，大家心一慌，乱了阵脚，四散逃走。埠头的人赶去，被炮火逼回来，人也就逃散了。后来才知道，官兵在皇山庵一带先打死了我们两个人。守在这里的，有个打油工带着一‘伍’（五名）人，很齐心。他们打算靠高山这边翻过山去向源里撤退，被上岸的官兵炮火逼住，只得向朱家那边走。朱家岭上去有小村，村里有造纸槽，那里有我们的人。不料在朱家附近又被小路来的官兵包围。六个人只有两根猎枪，四把大刀，绿营兵有十多个人，也都是拿大刀的；我们的人少，又没学过刀法，打了半天，四个人都被杀了。两根猎枪在旁助战，打死打伤了三个绿营兵。后来因为枪筒发烫，打不出子弹，一个被抓，当场杀了头；另一个就是打油工，他站在高岗上，两手高高横举着枪，像是投降的样子，等到绿营兵走到岗下，他忽然拎起枪托，狠狠砸下去，他打惯油车，力大眼准，把个绿营兵砸得脑浆直流，他自己当然也被杀了。”

“我在和村听见枪声后，原已召集队伍去接应，但走到洪塘边，只见大队绿营兵沿大路进源里来，正在追赶四散奔逃的人。我知道事情坏了，只得下令大家回身向后撤。这一来，军心大乱，溃不成队了。我料定官兵一定要先抓我，在源里难以存身。因此我在横坑过桥翻过新岭，转到兰堰住了一夜。原想从那里去马涧的，走到中途，听说马涧也出了事，只得转回。这时进退两难，后来经过白下叶村到河山附近山里，在一座人迹罕到的大石佛寺里住了几天。”

“消息不通，身边亦只有一两块银洋，既不敢回家，又无处可去。后来想起卖布佬说过寿昌也有我们的人，于是决定到寿昌去找找线索看。在寿昌乡下打听了几天，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是听说‘徐汝根聚众抗粮，已被官兵杀死’。于是我放心了，官兵不会来抓我了，决定还是回马目。”

“我从白沙搭便船下来，一路上我头戴大箬帽，没有人发现我，上船后，我说头疼，用围身布包头，船上人也没有发现我。船到了下涯埠停靠时，自己一时疏忽，上岸解溲时忘戴大箬帽，旁边正好泊着县里‘二爷’（按：同知）的官船，差役见我回舱转身，脑后没有辫子，跳过船来，一把将我扭住送到官船上，捆绑进城，这是辛亥年九月初的事（按：农历八月十九日夜，武昌已经起义了）。”

“到了县里，县官升堂审问，他问我姓名，我想反正是死定了，倒不愿吃刑罚，就说：我就是你们‘杀死’的徐汝根！他问我有多少人，我说有好几万。又问我手下有哪些头领，我报了一大串的假名字，说冲散了，他们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反正山坞里全是我们的人。——后来大家叫我‘百屁’（意思是说大话），就是从这里出名的。县官说是案情重大，也没对我动刑，将我钉上40斤重的镣铐，打入死牢，待申报巡抚大人转奏朝廷再行‘大辟’。那时浙江的巡抚叫‘蒸瘟板’（按：增韫），原说要把我提解到省城去审问。不知怎的，几天后他们先开了我的镣铐，到九月二十九日，把我放了。”

“我出牢后，从你家门前走过，碰到你的爷爷，才听你爷爷说省城早已光复了（按：杭州光复是九月十五日凌晨）。”

“事后想想，我当时又一个失策，是不该到马涧去，应当进源里到余家村。因为绿营兵追到和村就停兵不进了，午饭以后，连在埠头的协台，也都匆匆忙忙回城了，只是在埠头留下二三十个洋炮兵，但驻不了几天也都回城了（按：对照历史记载，武昌起义前后，浙江巡抚增韫急调各路营兵去防守省城），所以他们也没敢进源里来搜村搜山。要是我不离源里，把大家再聚集拢来，先占领府城，要比杭州早举义旗，因为后来知道府城里已没有什么兵了。我们只要吆喝一声‘不交皇粮’，哪怕大家不跟我们走？”

“民国3年，又遭大旱，钱粮仍旧很重，村里的人又推我进城递送‘禀帖’，要求减免钱粮，我见到了县知事，这次可没有打我屁股，县知事对我笑笑说：‘你在前清当过土匪，造过反，还是本分一些吧。回去！’我们当年造反，原想‘恢复中华’，哪知中华民国成立后，仍然落了一个‘土匪’的名声，心里真是无限懊丧！再看看光复以后的世界，照旧乱糟糟，仔细想想，还不如身背弯刀柴冲，终我的天年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