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泉的《木棉花开生悲风——晚宋权相贾似道》（以下简称《贾似道》）一书，相对于传统贾似道的形象而言，显然有所不同。作者无意去做所谓翻案文章，只是强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如同刘子健研究秦桧亲友时所指出的，“历史应该力求全貌，不能因为其人可鄙，其事可略”。从历史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篇公道文章。

《贾似道》一书，是“杭州文史小丛书”第四辑“南宋临安专辑”中的一本，也是我拿到这一专辑后看的第一本。其文字晓畅，议论中肯，一口气读完，因意犹未尽，若有所悟，遂发诸文字。

南宋一朝，在中国诸王朝中，有颇多特异之处。就其宰相而言，以权相始——秦桧，以权相终——贾似道，也算得上是有始有终。在南宋最后一段时间里，贾似道自1260年入朝任相至1275年督军抗元，擅权专政长达16年，而且其地位远比那个在高宗面前毕恭毕敬的秦桧要高。高宗和秦桧之间，表面看是君臣相得、互相依赖，但其实高宗将秦桧拿捏得死死的。而贾似道先以理宗小舅子的外戚身份秉持国钧，后又扶持度宗、恭帝，权焰熏天，几乎无人可及。当时从皇帝到臣民，都纷纷夸他是三朝元老、周公再世，说他是再造赵宋的功德勋臣。度宗即位之初，贾似道提出辞职，皇帝惊慌失措，以至于痛哭流涕，当众拜倒挽留，可谓千古奇闻。

当然，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只手擎天”的贾似道，顺理成章地就要背起南宋亡国这个锅了。何况，找一个“坏人”来承担历史罪责，是一种习见的历史认识观，如果不是“红颜祸水”，那么肯定是“奸臣误国”。不过，在何兆泉笔下，贾似道却并非简单的南宋亡国的“替罪羊”，这一基本认识，就使得我们对南宋灭亡的认知更加深刻，而非仅仅归因于某一个人的道德败坏。

看完《贾似道》，我最大的感受是：贾似道尽管没有能够力挽狂澜，但他的确是个“人物”——虽然算不上是改变历史的人，但绝对要算是一个深度参与历史进程的人。就南宋晚期的历史而言，贾似道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要理解南宋晚期，贾似道是绕不过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宋临安专辑》有这一本《贾似道》，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说贾似道是个“人物”，首先因为他颇具才干。过去人们多强调贾似道与他的姐姐即理宗宠爱的贾贵妃的裙带关系，以为他肯定是以此晋升的，但其实他是进士出身，并非不学无术之徒。而后来他位极人臣，更不能忽视其自身事任才干的实际表现。南宋时人经常说，理财和治兵是国家的两件大事，而贾似道恰恰在这两方面均有较为出色的表现，从而使其在南宋晚期脱颖而出。

贾似道的才能出众，是有现实结果佐证的。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他深谙理财之道。在经理湖广地方时就以理财崭露头角，后来坐镇京湖、增援四川时也都措置有方，及至入秉国钧，又有裕财之说，乃至后来实施公田法，都要从南宋面对内忧外患的财政困局和贾似道对理财重要性的认识层面加以把握。

他的经济改革措施，特别是公田法，既是要应付每年庞大的军饷开支，又是要控制当时因为滥发纸币导致的通货膨胀，避免南宋王朝的内部崩溃。事实上，一个王朝的灭亡，也可以视为是一个超级大公司的“破产”，破产就是财政崩溃。从这个角度来说，贾似道对南宋末年的财政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本意是要挽狂澜于既倒。换一个当下人穿越到南宋末，恐怕也只能这么做了吧？退一步说，贾似道至少比那些“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唯道德主义者恐怕还要务实一些吧？因为贾似道在经济方面的大力改革，甚至有人将贾似道与王安石相提并论，可谓是“北有王安石，南有贾似道”。王安石在今天已赢得了足够的尊重，但贾似道依然只有一副“奸臣”的简单面孔，相去何其远！

人们在评论历史人物的时候，还经常会有第二个误区，那就是“后见之明”，用俗话讲，就是“事后诸葛亮”。它其实也容易导致一种倾向，就是用结果来简单地倒溯评价一切。就拿贾似道的“武功”来说，曾经也是非常耀眼的。无论是任京湖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还是任两淮制置大使兼两淮安抚使，可以说在南宋政局最困难的时期，贾似道曾长期坚守在江淮最前线，担当起北边防御的重要责任——篱笆扎得足够紧。所以抗日名将孙立人之侄孙克宽研究宋元这段历史时，曾批评晚宋时期朝廷多道学议论之迂腐，边境多冒功滥饷之债帅，只有贾似道驰骋长江上下游，而往往奏捷有功，因此理宗特加信任。这就足见贾似道独当一面的军事能力。

当然，贾似道最得意的“武功”是援鄂退军。面对忽必烈的蒙古大军围攻鄂州，他不落下风，颇有点靖哥哥死守襄阳的意思。最后忽必烈北撤，前线转危为安，让本已危在旦夕的南宋社会再次得以苟延残喘。我们知道渡过危机的一大原因在于：蒙哥身亡，忽必烈必须尽早返回，与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许多人又认为，贾似道鄂州解围，曾遣使向忽必烈求和，主动提出纳币、割地、称臣等屈辱条件，此后“贪天之功”，以致于后来囚禁北方来使郝经，以此来掩盖其欺君卖国之罪。但是何兆泉在考察双方文献后指出，所谓鄂州议和一事，很可能是由蒙军方面率先提出，企图先以兵讹诈，迫使南宋接受屈辱条件，然后划江而治，再体面撤兵。只不过，他们没想到贾似道不仅保卫住了鄂州，而且迅速突破至黄州，截断蒙军北归，于是忽必烈最后只能无功而返。至于软禁郝经，只是反映出端平入洛之后双方缺乏外交沟通渠道的基本事实，加上受到当时崇尚空谈、反对和议的朝野舆论左右，南宋扣押来使早已司空见惯，并不能因此过度揣测贾似道此举必有所掩饰，先有所谓“卖国”之盟。这一结论，除了有对史实深入研究后获得的新认知外，如果没有平实中立的态度，恐怕也是不易得出的吧。

还有一方面，也是何兆泉书中着重指出的，那就是贾似道在战场上，确实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他不仅亲自犯险，进入重围中的鄂州城指挥保卫战，而且还冒险从鄂州城中突围，到黄州建立新的防线。以至于忽必烈责备下属时说“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甚至有提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后来的文天祥也感慨贾似道“鄂渚之战何勇也！”敌我双方的这些对贾似道的观感，都证明了——当其彼时，贾似道乃是一个浴血疆场的将领，是一个敢与忽必烈这等人物争锋也几乎不落下风的人物。说他是个英雄，恐怕也不算过分吧？

很遗憾的是，人们评论历史人物的时候，最习惯只以成败论英雄。贾似道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他失败了。十多年后再次卷土重来的蒙古大军，不仅迅速突破了襄阳，而且沿长江全面推进，贾似道再次出征，结果丁家洲一战，一触击溃，全军瓦解。这一战，不仅把南宋打回了原形，也把贾似道打回了原形。

其实，不是宋军太无能，而是蒙军太强大了。而且这次全力出击的忽必烈大军，已经是2.0版本，尤其是他们拥有了新型武器——回回炮。在新型武器的巨大威力下，襄阳城崩塌了，宋军也崩溃了。据说蒙古人居然天才式地将回回炮安装到了战舰上，以至于强大的南宋船舰，也成了愤怒的小鸟游戏下的城堡，不堪一击。南宋的命运早已注定，贾似道的人生，也如过山车一般，瞬间下坠到底谷。

我们不妨假想一下，贾似道要是突然病死在丁家洲之役前，那他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形象呢？很可能后代人们谈起贾似道，会拿周世宗作比较，津津乐道那个说了N遍的假设——为什么不多活几年来挽救历史啊！又不妨假想一下，可以起度宗于地下而问之，贾似道何如人也？对于刚好死在蒙古大军再度来之前的度宗来说，恐怕贾似道依然会是他心目中的完美师相。但是很遗憾，贾似道最终失败了，也因此只能是“替罪羊”。

当然，最终死在木棉庵中，在郑虎臣手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贾似道，恐怕也不完全会觉得自己可以逃过这一劫吧。他给自己的辩解，只是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显得多么地虚弱和心虚。一开始我就提到了，这本书并不是翻案文章，事实上，何兆泉也十分中肯地指出了贾似道的问题所在，贾似道的虚荣、霸道，难以容人，都证明他不是一个当宰相的料，更不要说在品质上，奢侈豪横的贾似道，和“道德”几乎扯不上什么关系。“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贾似道的荒唐无度是被老百姓们看在眼里的。我觉得，对于贾似道的考语，似乎可以给出“有才无德”四个字。有才，并不能挽救铁蹄下南宋王朝的颠覆结局，而无德，显然就更坐实了贾似道亡国之臣的形象。

何兆泉在书中娓娓道来，不仅告诉了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贾似道，还告诉我们读者很多历史认识的道理。我们怎么看历史，是需要智慧的。

很显然，这样的“小书”，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可以轻易写就的，也不是仅仅了解贾似道一个人的履历，就可以写出来的，而是需要宏大的历史观照，需要综合当时的南宋社会、经济、宋蒙对峙等整体现实加以观察。换句话说，这本小书，非如何兆泉这样能深耕宋代历史的学者不能办。这恐怕也是《杭州文史小丛书》偏爱找学者来写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说起来，宋朝研究的“史传传统”，从邓广铭先生开始，就是宋史研究的一大突出特色。我期待何兆泉能够进一步，由贾似道入手，将南宋晚期这一段重要而幽暗的历史，得以光大。到那时，我们回过头来，或许会发现这本《贾似道》小书，恰是一个起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