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之江畔富阳市新桐乡,有两座相去不甚远的古墓,其一在新桐乡包家淇村,为清代名臣董邦达之墓,另一在新桐乡蛇浦村,为董邦达之子董诰之墓,正对龙门山。 董氏父子在乾隆、嘉庆年间,可谓是接踵而相,荣耀无比。数百年后,他们的书画作品在各大拍卖行成为炙手可热的收藏品。2002年,董邦达的一本《田盘胜概图》在拍卖中拍出了572万元的天价;2005年,在嘉德行秋拍中,董邦达的《雪后悦心殿诗意图》以498万元成交。董诰的作品更是青出于蓝,2006年秋季,在拍卖中,董诰的《春景山水花卉册页》以1650万元高价成交。 董邦达(1699-1769),字孚存,浙江富阳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少时家贫,随为医生的祖父读书识字,17岁时就考中秀才。雍正元年(1723),年仅24岁的董邦达被选拔为贡生,在京师获得了时任户部尚书励廷的赏识。在励廷的推荐下,董邦达踏入仕途而成为一名七品的小京官。然而,这样一名年幼时便一鸣惊人的才子却大器晚成,雍正十一年(1733),董邦达考中进士,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而此时的他已经年近不惑了。 ▲董邦达 在清代,中进士入翰林往往意味着飞黄腾达。乾隆三年(1738),董邦达被委以江西乡试考官,因处措得当,回京后又被授于翰林院侍读学士。乾隆十二年(1747),命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南书房为皇帝之秘书机构,清代为架空内阁,前有南书房,后有军机处,皆为典掌机要之重职。董邦达得入南书房,足见乾隆皇帝对其的赏识和信任。未几,以母忧归。按惯例,官员丁忧,守孝3年。但一年之后,董邦达就被召回京师入直。乾隆十五年(1750),补原官,迁侍郎,历户、工、吏诸部。乾隆二十七年(1762),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乾隆二十九年(1764),调礼部。乾隆三十一年(1766),调还工部。乾隆三十二年(1767),仍调还礼部。 可以说,在成为进士以后,董邦达一路官运亨通,从一个七品小京官一路直升为御史尚书,这恐怕与他的才学有着莫大的关系。 董邦达能诗善文,且工书善画,乾隆皇帝经常委以修书重任。乾隆九年(1744),董邦达奉命与梁诗正、庄有恭、陈邦彦、张照等人同修《石渠宝笈》。《石渠宝笈》是一本书画著录书,首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共44卷,后又续出二编、三编。书中所录皆为清朝宫廷所藏字画,这本书价值非常高,以至于现代诸多书画收藏家都将这本书的记录作为鉴定藏品的依据。 董邦达不是一个专业的画家,但他的画却达到了专业的水平。康熙皇帝最喜欢明朝华亭派画家董其昌的画,乾隆皇帝事事以乃祖康熙为榜样,对于书画一道,品位也与康熙颇有相似,亦好收藏董其昌等人的名作。董邦达沿袭了宋元以来文人山水画的风格,远师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元四家”,近学董其昌与“清初四王”。恰恰与乾隆皇帝的喜好口味相投。今人所藏的董邦达画作中,多为“臣字款”的画,在清朝,这些画是为“进上”所作,董邦达仕途的一帆风顺恐怕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董邦达喜用枯笔、干笔,墨色淡雅,笔法沉稳而不失流动,构图缜密繁复而无刻露之弊,因此受到乾隆皇帝极高的赞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邦达还是绘西湖十景最多的画家。在《石渠续编》和《石渠三编》中,至今仍保存有董邦达所绘《西湖十景图册》。乾隆皇帝为图题诗赞扬说:“岂如即景写西湖,图绘真形匪近似。”这些图册成为研究清代杭州西湖宝贵的原始材料。 乾隆皇帝给予董邦达的画以极高的评价,他将董邦达与南派的两位前辈大师董源和董其昌相提并论,他说: 吾于达也无间然,丰不觉繁俭不欠。 前称北苑后香光,艺林都被卿家占。 乾隆三十四年(1769),董邦达因为年老乞致仕,但乾隆皇帝仍然下旨挽留: 邦达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唯邦达移家京师,不能即还里。礼部事不繁,给假安心调治,不必解任。 保留官职,给予假期调理,这样的殊荣足见乾隆皇帝对董邦达的宠遇程度。不久,董邦达去世,乾隆皇帝赐祭葬,谥“文恪”。 董邦达在乾隆五年(1740)45岁之时,得子董诰。中年得子的董邦达对此子寄予厚望,因此亲延名师教导,董诰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成长,打下了他成为乾嘉之交名臣的基础。 乾隆二十八年,23岁的董诰参加科举,一举而得一甲第三探花。乾隆皇帝因为其为大臣之子,改为二甲第一。在乾隆年间,父子迭为朝廷重臣的,除了军功卓著的外戚傅恒与福康安父子、两代大学士的刘统勋与刘墉父子以外,就数董氏父子。董诰在中进士后,旋即被选为庶吉士,预修国史、三通、皇朝礼器图,未几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三十六年(1771)入直南书房,“尤以奉职恪勤为上所眷注”,累迁内阁学士。乾隆四十年(1775),擢工部侍郎,调户部,历署吏、刑两部侍郎,兼管兵部,充四库馆副总裁,接办全书荟要,命辑《满洲源流考》。乾隆四十四年(1779),董诰被任命为军机大臣,从而进入了清朝的权力中枢。乾隆五十二年(1787),加太子少保,擢户部尚书。 ▲董诰 乾隆五十三年(1788),台湾林爽文起义被平定。乾隆五十八年,廓尔喀也被平定,乾隆朝的“十全武功”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了表彰在这两次战争中“殚精竭虑”的功臣,乾隆皇帝特赐福康安等人“图形紫光阁”。这是清朝仿效唐太宗凌烟阁功臣图的举措,而董诰作为军机大臣,也获得了这一项殊荣。 董诰家学渊源,于书画一道也有颇高的造诣。乾隆三十二年(1767),董诰被特别招入懋勤殿写金字经为皇太后祝嘏,足见其书法水平已经为乾隆所赞许。今浙江博物馆藏有董诰所绘《西湖十景图》,保存完整,品相较好,笔法浑厚精微,与其父一脉相承而颇有创新。 但是,董诰的书画才华却被他的政治才能所掩盖,后人更记得的是他与和珅的斗争经历。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清史稿》记载他:“少贫无藉,为文生员”。可见是一个失意落魄的旗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承袭了祖先的三等轻车都尉爵位,入宫当了三等侍卫。和珅的升迁,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才干有关系。他仪表堂堂,为人机灵敏捷,又略有文采,精通蒙满藏语言,所以就尤其为乾隆所喜爱。在乾隆朝后期,和珅的升迁速度就像火箭一样,职务最多的时候,担任军机大臣,主管财政经济、人事、外交民族事务,北京崇文门税务,皇家内部事务,四库全书编撰,正白旗侍卫等等,可以说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控制了朝廷的各大重要部门。 乾隆曾经阐述他的用人原则:“论人之道,才品兼长固属甚善,但二者不可得兼。才胜于品,一时涂饰可观而心志不诚,根本不固,将来必难以驾驭;品胜于才,虽一时肆应不足而心术端方,操守廉洁,将来扩充历练,必能不愧循良。”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乾隆在用人上注重德才,但也要注意,乾隆话中有话,他更注重的是容易“驾驭”。所以乾隆晚年,就提拔了和珅这样背景不厚、根基不深的代理人作为他的亲信重臣,以达到他“乾纲独断”的目的。所以,乾隆与和珅事实上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乾隆需要和珅来帮助他控制中枢朝政,为他搜罗钱财,为他操办国事;而和珅则需要乾隆为靠山来保住他的荣华富贵,所以乾隆对身边这只硕鼠睁一眼闭一眼,大加恩宠,而和珅也确实在竭尽所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孝敬乾隆。 乾隆晚年,乾隆日益认识到雍正的“秘密立储制度”的有效作用,对立储的事情讳莫如深,即使是和珅这样的近臣,也摸不透乾隆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思。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进行秘密立储,而和珅负责考察各皇子,他并不知道永琰是内定的皇子。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宣布传位前夕,和珅才知道,原来皇帝心目中的太子是永琰,他立刻向十五阿哥送了一柄如意,提前泄露消息。嘉庆即位后,和珅却没有去巴结新皇帝,反而觉得新政权中军机处内阁不依附自己的人太多,他觉得很孤立,于是他继续依靠太上皇乾隆来压嘉庆。嘉庆的师傅朱珪担任两广总督,乾隆有意招入北京担任大学士。嘉庆听说后,就写了首诗给师傅表示祝贺。这首诗被和珅拿到后,立刻报告给太上皇乾隆。乾隆一听,就以为嘉庆是在私自树恩。 乾隆在退位以后,仍然抓住权力不肯放。这件事对乾隆来说是很犯忌讳的事情,对此,他特别问董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董诰为嘉庆皇帝辩白:“圣主无过言。”乾隆默然,良久后告诫:“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于是,超拜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兼管户部。当时和珅权势熏天,朝廷上下,只有王杰、董诰、刘墉等人不与之合流同污。 嘉庆四年(1799),乾隆皇帝去世。嘉庆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对和珅的处置,而董诰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再次入直军机,晋太子太保,寻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如故。董诰在嘉庆初年登上了仕途的巅峰,成为嘉庆皇帝的亲信大臣之一。 嘉庆十八年(1813),北京发生了天理教起义,以林清为首的起义军攻进了紫禁城。当时还是皇子的道光皇帝仓促抵抗,而嘉庆皇帝此时正在从承德避暑山庄回京的路上。朝廷扈从大臣听说此消息以后纷纷提议出兵围剿,而董诰却临危不乱。他镇定自若地表示:“叛乱很快就将平定。”果然,不久就传来起义被镇压的消息。 嘉庆二十年(1815),董诰请求致仕,不许,改管兵部,未几,复命管刑部。二十三年(1816),再疏乞休,许致仕食全俸。是年,董诰去世,赠太傅,谥文恭。嘉庆皇帝亲临祭奠,赐金治丧。见董诰父子两代“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御笔写下了“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的诗,高度表彰了董氏父子的高风亮节。 富阳作为董氏父子的家乡,建有董公祠,纪念其父子。如今,这祠堂已经修复为二董纪念馆。门前的一联云:
天地有情长若春日,水月无事自见清流。 无论是“雍容揄扬,润色鸿业”的董邦达,还是“摅其忠诚,启沃新主,殄寇息民,苞桑永固”的董诰,以其书画成就和政治功业而言,都值得后人所追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