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规定，1980年9月15日报到。14日，适周日，爸爸、我与弟弟三人，来到杭州大学，结果没人。于是，到舅舅家吃中饭。 第二天，我独自到学校报到。住9号4楼，这是新的宿舍楼。宁波人徐国定已先到，我第二个报到。翁卫军、钱茂伟、姜方忠、叶建华、董郁奎、陆卫良、徐国定、许法根，8人一室。 每月助学金补助13元，要补贴3.8元，才能拿到17.8元的全额生活费。事后回想，当时太傻。报到材料中有一项家庭经济调查表，当时根本不知派什么用的，就随意让大队会计如实填写了，导致拿了四年的三等助学金。 当时开支，父母给每月给零用钱10元。总会想办法节约一些，用于购图书，如《辞海·语词分册》《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为了省钱，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有时不参加班级集体活动，如游西湖三墩。电影也少看。当然，远出的活动肯定是参加的，如绍兴、嘉兴之行。 进校以后，拜访的第一位老师是郑云山老师。因为他是我中学历史老师姚永兴的班主任。当年报考历史系，就是听了姚老师的话，说郑老师负责招生，可以帮我打个招呼，保证录取。既然录取了，自然宜拜访下。那时也不懂礼数，也没有购些水果之类，就是空手看望老师。郑老师第二学期教中国近代史。可惜，那时与老师们交往不多。毕业以后，曾到科研处看望时为副处长的郑老师。 一进学校，就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历史类的图书目录卡片，会不断翻阅，然后不断借阅。四年下来，主要的历史图书，均粗粗翻阅过。基本马列类原著，也会翻阅。当然，不太看得懂。 学习走弯路，第一学期，不做笔记，只管听讲。结果，宋显昌老师的中国古代史只考了六十多分。吓得了一跳。第二学期以后，学会了做课堂笔记，成绩才显有所上升。 毕业前夕，学会了打扑克。当时已考上研究生，不存在分配之事，闲得无事，就开始在寝室打牌。后来读研究生期间，也经常玩这种“拖拉机”升级活动，最后被人称为“钱拖”。 
二 诸师记忆碎片 因为原来的中学老师姚永兴是杭大历史系毕业的，所以入校前，已知道系上六大教授名字，沈炼之、黎子耀、徐规、毛昭晰、胡玉堂、王正平。 我们80年级，有机会听了毛昭晰、王正平的课。毛老师上世界上古史，第一天上课的人就是他。手捧一堆书，一一给我们推荐。他说，认识要学会从整体上把握。譬如一个人，先观全貌，不会直接拿着放大镜看人。他做一个拿放大境看人手势，走到第一排的钱鑫芳同学面说。这个镜头片段，我永远记住了。 王正平教授承担“史学概论”课教学任务。那时没有此类史学概论教材，王先生只好自编讲义，我们则是埋头记录。王先生是一个思想成熟的老教授，口才相当好，字斟句酌，一板一眼。在我看来，每一句话都值得记下来，而且那速度也确实记得下来。王先生的讲义，后来整理成《史学理论与方法》，1990年正式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奠定了我对史学理论的认识基础。 宋显昌的特点是，擅长史料分析。在黑板上抄一段古文，然后进行解读。宋显昌最大的特征是慈祥，谦卑有礼。每天见面，叫宋老师，他总会低首回礼。 与龚师的交往，学习论文写作。这是一年级下学期随龚师学习中国古代史下课程开始的。如何做卡片，就是此时知道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有着燕云十六州问题的文章，曾经上龚延明老师家中请教。他后来又开了选修课职官制度史。他是我的学术启蒙老师。 张兴仪给我们上世界近代史。有一次他说，什么叫英雄？英雄，就是与众不同。这个定义，简明扼要，我永远记住了。 黄时鉴上元史选修课时，留下了在蒙古大草原上骑马的神奇描绘，引诱我到内蒙古草原上也想骑马。可惜，新手骑马根本不是骑马，而是驮马。 楼学礼上甲骨文释读选修课，只记住了他当年读书时购了一本甲骨文字典，一直没有派上用处。后来开选修课，此书派了大用场。楼老师另一个经典印象是，每天会到资料室读报，与宋显昌诸师，边读边议。 李志庭老师讲浙江地方史。我喜欢课后与他探讨。当时萌生做浙江文化史研究，曾拉了几位同学，想分别写相关文章。 何忠礼老师刚上大学讲坛，讲中国科举史。 此外，大学语文上，某位中文系老师讲欧阳修《醉翁亭记》，说欧阳修修订此稿，如何开头，费了无数思考，最后终找到一句“环滁皆山也”，这就把滁州的地理讲透了。 那年代单纯，会直接上老师家门。进校以后，拜访了郑云山老师。又到过徐明德、王正平老师家中，那是为徐老师、王老师做一些私活。最有意思的是，毕业之际，请老师写留言。结果，轮流到各位老师家中，让他们写留言。于是，到黎子耀、徐规诸教授家中也去了。 
三 立志考研 我这个人非常要强，总是向上，无止镜地追求更高目标。考研究生，是在中学复习时知道的。那时，物理老师沈华也准备考研究生，结果没有考上。研究生之神密莫测感，可想而知。八月底接到杭州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后，我便开始盘算着进大学以后要我该怎么办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要在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因此，进大学不久，1980年11月3日，我便在日记中写到：将来能够做个师院老师也好，重要的是要能考上研究生。愿望能否实现，要靠自己，不靠别人。如果考不上，也是好事，因为它能够鼓励我前进，能够多学到真才实学的知识，而不是至于四年的大学生活只学了一点知识。越专对四化，对自己越有好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成正比的，而不是成反比的。前途是美好的，道路是曲折的，它需要我们从毫不气馁地，不怕劳苦地勇于攀登。 像我这样一进大学便立志考研究生的人，并且努力在准备的人，班上是没有的。恐怕全校也屈指可数。有一次，我与同寝室几位同学谈到毕业以后可以考研究生，他们都讥笑我，我发誓以后再不和这些胸无大志的人谈论此事。 毕业之际，有同学给我的题词，人生是多色的。这意思是，我活成了单色。当年读大学期间，没有太多社交，成天就是围绕目标读书与写作。为了实现考研究生之个愿望，我的业余时间学习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转的。每天早晨，朗读外语与古文。什么爱情、电影、电视、玩等，一概拒之门外，可谓集中精力了。大学期间，我是129教室的常客，几乎每天都在129教室攻读，直到晚上十一点半以后，教室里空荡荡的只剩下几个同学，我才背着书包离教室，走向寝室。我悄悄地打开寝室门，传来的是同学们有节奏的呼噜声。听着他们的盰息，我摸黑脱了衣服，洗了脚，然后上床。没几分钟，我也进入了梦乡。直到第二天校园新闻节目开始，才起床。这种集中注意力读书写作的方式，影响了我后面一生。 但是，在决定什么专业上，我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进大学之前，我曾经想过，在确定自己的方向，必须考虑五个要素，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查阅一下资料多少，教授待人态度，平时自己的喜欢，志同道合的多少。进大学以后，我根据历史系有宋史研究室特点，决定以后考本系的宋史研究生。从此，我便开始有目的地学习，专门阅读宋史方向的书籍和文章。假期中，我阅读了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未读完。蔡美彪主编折《中国通史》第五册宋史部分。我有一种看法，要学好宋史，必然先学好辽夏金史，因此，第一个暑假，我从图书馆借来了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等，此书对我的影响甚大，它是我阅读的第一部全面论述少数民族国家的史著，深深地为其中的描写所吸引，为此我抄录了许多。论文的写作，使我进一步 接触了《辽史》《新五代史》《契丹史略》《宋辽金史》等书。从而逐渐地将我的兴趣爱好引向了另一条道路，中国民族关系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我搜集了相关的论文索引与书目，遨游在浩瀚的书海之中。1981年10月14日，我在日记中写到：通过学习中国民族史，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本来我们的通史，站在汉族历史上讲周围民族，使人的感觉是一笔带过，影响不深。所谓站在地图上看周围，然而民族史学习以后，使我站在地图边上纵观整个中国地带，脑子中的中学里带来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一扫而尽。 到了三年级，即 1983 年上半年，仓师再次给我们开中国史学史课。一学期下来，感觉颇有趣，尤其对仓师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体系十分欣赏。仓师的中国史学史课，改变了我的兴趣爱好。那年，仓师刚评上硕士生导师，首次可以招生了。我当时没有出过省，没见过大的世面，怕考外校考不进。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留在系上好。最后，顺利地考取了。 1984年6月，大学即将毕业，同室8位同学得有机会，到楼外楼聚餐。这是我当时借助一台旧相机拍摄的照片。 
40多年以后，再来回顾大学生活，老师的形象与所教的内容所讲的话，记忆少得可怜。由此更证明记录的重要性。大学期间，我一段时间曾有日记，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