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杭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应邀来杭，以“千古悠扬杭州赋”为题，赏析柳永作品《望海潮》。其间，廖可斌教授接受《杭州文史》专访，就其求学历程、研究方向、治学精神等方面，分享自己的体会和观点。现将访谈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廖可斌

问：廖老师好！202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组织出版“问学丛书”，您接受书稿邀约时，刹那间想到《梦绕云水间》这一书名，能谈谈这背后的故事么？回首来时路，您又是怎样走上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的？

廖：我是1977级的本科生，上了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是一所很好的大学，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现今，在各地工作的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友都很受尊重，他们都受到母校“精勤”精神的影响。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到的三闾大学，原型是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是以湖南大学的文、理学院和国立师范学院为基础建立的。

我高考时不满16岁，在班上年纪最小。上大学时，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读书，因为每周要在图书馆借阅很多书，把书搬回宿舍时都要抱着书，有同学叫我“一抱书”。

我本科的学位论文是《论形象思维的逻辑性》，指导教师是杨安崙教授。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兴起了一次美学热，在学术界、文艺界，美学与艺术问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李泽厚先生凭借美学、哲学著作，影响了不少人。当时，在全国年青人心目中，他是个偶像。李泽厚先生也是湖南人，他是北大哲学系1954级毕业的。杨安崙先生和李泽厚先生是北大哲学系的同学，他把李泽厚先生请来讲学，当时的盛况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读大学的时候，对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和美学这些学科都比较感兴趣。本科毕业时，我20岁，留校任助教，老师们可能是看我记忆力比较好，在古代文学方面有一定基础，把我安排在古代文学教研室。后来，我又考上马积高先生的研究生，马积高先生主要研究古代文学，我的专业方向也就转到古代文学。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这套“问学丛书”，不收专题论文，只收向前辈问学、与同辈和后辈论学的随笔类文字。我的这一本题为“梦绕云水间”，是接受约稿时刹那间就想到的书名。

“云”指湖南长沙岳麓山，更准确地讲是指山顶的云麓宫。清代黄道让《重登岳麓》诗云：“万壑风来雨乍晴，登高一览最忪惺。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我发实从近年白，此山犹似旧时青。读书老友今何在，古木秋深爱晚亭。”我在湖南师范大学读书和工作的9年里，多次与师友登临其地，俯瞰湘江，远眺星城，逸兴遄飞。后来几十年间，我曾多次到达岳麓山下，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重到云麓宫。岳麓山头的云卷霞飞，始终在我脑海中盘旋不去，我知道那里面包含着对母校和故乡的不尽思念。

“水”指的是杭州西湖。清代萧鸿吉《西湖杂兴》诗中有句云：“愿托湖上居，几生修得到。”我在湖畔的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求学、工作23年，实在三生有幸。如今离别又已15年，身处北国，母校师友的深情厚谊和人间天堂的美景，同样令我魂绕梦牵。

问：您在一些访谈中表达过对学术研究时间紧迫的感受，也曾谈起对这一代学者的学术成就总体上不如自己老师辈的遗憾。能否展开谈谈不同阶段的老师对您治学精神的影响？

廖：这是我真实的感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学者，几乎每一个比较优秀的六七十岁左右的学者，都有一个特别出色的老师。这很有意思。葛剑雄的老师是谭其骧；陈尚君的导师是朱东润；吴承学的老师是王水照；刘跃进的老师是曹道衡……现在六七十岁的这一代学者，除了个别人青出于蓝外，就学术工作的开创性、整体成就和历史地位而言，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超越自己的老师。

我和我的老师马积高先生、徐朔方先生相比，差距就更大，这让我感到很惭愧。至今，我也一直在努力弥补，但要缩短这种差距，希望不大。

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大多出生在20世纪初，他们经历过太多时代的动荡，真正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读书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出那么好的成果？

我最近还在读徐朔方先生的书，他的书是明代文学研究、古代戏曲小说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是相关研究者永远也不能忽视的。这些先生真正下了功夫，能够发现问题，有真见识。

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安静地读书的时间，是比老一辈要多的。我想我们无法超越老师辈，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古今中西”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前一辈学者已经掌握并运用。若古今沟通、中西汇通的思路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学术研究的方法没有新的变化，就很难有新的突破。

其二，老师们的功底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好。他们可能几岁时就开始读中国古代的书。我们这一代人，读中国古代的书太少。虽然上大学后可以弥补一下自己基础的不足，但是基本功仍有欠缺。

另外，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相比从前受到很多的干扰。王力先生，他是大师级的学者，他跟他的学生们讲：“你们都不可能超过我，不是说你们的智慧不如我，而是你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我每天就是看书、写作。”他指的是他不必为生计、家务、孩子、考核之类的事操心。

还有，人生的追求也不同了。比如，有人想当行政干部，想追求社会名利，要申报评奖评课题……从前的专家不会花精力于此。我的老师徐朔方先生，他觉得根本就不需要申报什么项目，要发多少论文，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安安静静地做，持之以恒地做。如果总是想着考核要发几篇文章，明年要搞什么项目，结果做了很多你并不想做的事情，但又不得不做，这样就把人的心思搞散了。弄出了一些短平快的东西，数量可能不少，但都零零碎碎，没有多大价值。

我年轻的时候订下计划要做的事情，如今还有好多没做，因此我现在特别有紧迫感。甲辰春节，我几乎一天都没有休息。只有靠春节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才能做一点事情。

湖南师范大学的第一个特点，是学风比较扎实，非常注重打基础。你说这个学校的师生视野多么开阔，有多大的创造性，倒也未必。但是，这里的师生都肯下苦功，勤谨踏实。我那时背了很多的诗词文，有时没有电，夜里10点关灯后，我们会到走廊，或者到马路路灯下面去背一两首诗再回去睡觉。虽然现在我不能够一一背下来了，但当时背了至少1000篇以上的诗，100篇以上的文，背诵经典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培养了对古代作品的语感。

湖南师范大学的第二个传统，就是深厚的家国情怀。湖湘文化追求道义，注重追求人生价值、实现人生理想。这是湖南的学风。魏源、曾国藩……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蔡锷，再到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他们都是湖南人。这种湖南人的精神，在我的老师马积高先生身上也得到非常集中的体现。他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与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社会的进步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我自己也是湖南人，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可以说，这已经是深入骨髓的一种意识。学术不能过分地和现实挂钩，应该保持相对独立，客观理性，但学术是要有温度的，学术里面应该是有人文关怀，有社会关怀的。学术应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隐或现地与社会、人生有一定的联系。

我也很庆幸我能够到浙江来读书、工作。吴越的学风和湖南的学风很不一样。吴越的学风精细优雅，文献考据扎实，继而阐发其中的义理。吴越的学者重文献，重实证，重细节，重辞章。徐朔方先生是吴越学者的一个典范，他的学术研究工作非常严谨，实事求是，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一定要尽可能地把它弄清楚，这是很不容易的。比方说，某篇作品写于哪一年哪一月，某本书是什么时候刊刻的……这些东西都要考证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才叫实事求是。

现在不少人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理解有点偏差，说“实事”就是客观现象，“求是”就是探索其中的规律，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实事求是”出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是两个动宾结构，第一个“实”是动词，“实事”，就是首先要把那个事情落实了，要把它考证清楚，这是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求是”，即探求其中的真相、本质和规律。否则，没有弄清基本事实，就高谈本质和规律，往往只是空论。而且，历史的真相往往就藏在细节中。

问：从古代文学到古代文献，如何贯通兼顾？它们的侧重点有何不同？目前，您正在做哪方面的研究？

廖：我实际上算是研究古代文学的，早些年的研究重点是明代文学、戏曲小说等。到北大中文系后，落在了古典文献专业。这种专业、教研室的划分，也是几十年来中国大学的一个特色吧。其实，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学没有绝对的界限。研究古代文学，必须注意古代文献。如果不注意文献，包括文献的目录、版本等，很多地方就会说空话，甚至说错话。而研究古代文献的人，如果不注意总的历史背景，不关注历史、思想和文学，看不到文献背后的历史、思想和文学等方面的问题，就很可惜，而且对文献本身的分析也不可能准确深入。

傅璇琮先生、罗宗强先生、程千帆先生，这些改革开放以来很著名的学者，都曾倡导把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学打通。他们曾经发起召开过好几次全国古代文献、古代文学论坛，就是想把这两个方面打通。对每位学者而言，这两个方面当然可以有所侧重，有些人可能根据自己的爱好，更多地去研究、整理古代的文献；有的人在摸清了一些古代文献以后，可能侧重于去分析其中的义理、文学之美。

北大中文系的古文献专业，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古文献专业，于1959年设立，一直有一套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法。我到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以后，也学习了一点古典文献方面的知识，等于“补课”，发现这些知识非常重要。再研究什么文学、思想方面的问题，就会比较注意搜集文献，注意文献的目录、版本等等。同时，我也做了一点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主持编纂《稀见明代戏曲丛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目录》，整理《陆深全集》，选注《玉茗堂尺牍》等，花了一些功夫，也很有收获。

问：您一直比较关注理学与文学的关系，能否谈谈由文学观念看社会思想观念演变的当代意义？如何从文学角度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

廖：现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里面，我可能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的。这与我的老师马积高先生有关。

马积高先生一直关注理学、学术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他的著作《宋明理学与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都在考察理学思想为什么会出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有何种历史意义，对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最初受到马先生的影响，为他的《宋明理学与文学》写书评，发表在《读书》上，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而后，我到香港浸会大学、哈佛大学去做访问学者，看了不少钱穆、杜维明等人的著作，他们都比较关注理学。理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学术演进的必然产物，代表唐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然、社会、国家、人等方面的深入思考和探索，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比较关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代命运的人，不能不关注理学。

我们过去研究文学，往往就文学研究文学。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影响，比较关注经济基础对整个社会包括文学的决定作用。这当然是对的。但又出现了一种简单化、机械化、教条化、模式化的倾向，研究任何社会历史问题，包括文学问题，都从经济基础讲起，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意识形态。相对来讲，对意识形态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学术、宗教、艺术与文学的关系，重视不够。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时，曾反复强调，就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而言，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毫无疑问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下，任何其他因素也可能起决定性作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平行四边形原理”，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我们考察文学发展变化的外部社会历史条件时，不必遵循一种固定的模式，按照某种固定的顺序，始终将经济因素放在首要位置，然后面面俱到。因为这样做不仅使我们所撰写的文学发展史千篇一律，而且真正最重要的因素往往遭到遮蔽。我们应该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哪种因素起了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就把哪种因素放在首要位置加以考察和陈述。我们必须根据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选择最有利的观察角度，设置合理的叙述策略。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比较多。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我当时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过去我们不懂马克思主义，结果被误导，迷信一些教条；现在也不能在不懂的情况下，又轻率地不相信。因此从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开始，然后读各种单行本，后来开始读全集。还没读完，就大学毕业了。另外还读过一些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书，做了不少笔记。在这个方面，我不能说有特别的自信，至少心里比较踏实，也觉得很受益。

马克思认为，不要把一个现象当作一个孤立的现象，更不要当作一个静止的现象，而要把任何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包括文学现象，放在一个总的历史环境里面去看，要注意它的发展变化。任何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往往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只有一个因素在影响它，而是多重因素在影响它。多重因素的影响也不是1+1+1，而是一种综合作用，即各种影响因素之间还相互作用。这就好像打台球，桌子上有很多的球，一击出母球，各个球相撞，形成连锁反应，最后造成一种格局，形成一种结果。所以，考察任何历史现象，第一要考虑总体框架，第二要考虑多种因素，第三要考虑综合作用，第四要考虑发展演变。我们的研究，必须揭示总体历史框架下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机制，抓住其内在逻辑联系，对此进行总结提炼，最好能构建成一种模型。

思考理学的基本特征、历史作用和当代意义时，我曾提出一个“思想的三种形态”的说法。以往研究理学的人，要么对它彻底否定，要么说它好得不得了。为什么看法如此对立，我想这肯定是研究方法出了问题。其实每种思想都可能存在多种形态。其一，当人们因应现实的需要，根据思想发展的逻辑，构建一种思想时，必定有相对明确的基本宗旨和理论体系，这是思想的基本形态。其二，思想与现实之间是一种互塑的关系，思想一旦进入特定的现实环境，就会发生变化，产生实际作用，这是它的历史形态。其三，重要思想体系往往触及自然和人类社会某种根本性问题，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能不断被阐释和重塑。当现实环境中发生改变后，这种思想体系就可能会被重塑成新的面貌，发挥新的作用，这就是思想的可能形态。我们过去往往将思想看成一种一成不变的形态，没有考虑到思想形态的复杂性，对它做出比较简单的评判。比如说，对理学，否定者主要只关注它的历史形态，而相对忽视它的基本形态和可能形态。赞美理学者，则主要只关注它的基本形态或可能形态，而相对忽视或有意回避其历史形态。这样都不能对它做出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两种意见看似对立，在将思想的形态简单化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理学的基本形态，体现了唐宋以后知识分子对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探索。理学家们探索天地究竟如何生成，人如何生成，人应该怎样，怎么样的人生才有价值，社会应该怎样，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伦理道德观，构建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理学家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提出一套理论。这种理论既具有保守性，也具有革命性。在唐宋到近代特定的现实环境里，它更多的变成了一种保守性的东西，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和集权专制政治体制没有变，整个中国的社会框架没有变，理学不得不被这种环境所塑造，适应这种环境，并为这种环境服务，其间的机理比较复杂。但从孔子到朱熹到王阳明，从孔孟儒学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有一个基本宗旨，就是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这是儒学包括理学最根本的东西，当然它也是不断发展的。这一特征具有巨大的革命性，也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儒学特别是理学、心学强调，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够反省。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有自己的意志，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人应该由自己主宰，按照自己的意志活着，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有独立的观察、分析、判断、选择、表达、坚持的能力。朱熹提出万物皆有理，人应该格物致知，明白这个理，然后按照这个理活着，这就是相信人的力量，是对主体的地位的尊重，也对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王阳明强调，理不是外在的，而是你的良知，只要按自己的本心去做就行了。这就进一步强调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朱熹、王阳明的主观目的，是希望大家更加自觉地、主动地遵守当时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以缓解社会矛盾。但他们的学说客观上反映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的地位在提高，个人能力在增强。比方说，在明代，经济发展了，每个人拥有的财富也越来越多了，每个人的私心也越来越重了，每个人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等也越来越强了。加上明代教育越来越普及，读书的人越来越多，另外商业发展，市镇繁荣，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机会也增多了，这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越来越多，阳明心学就反映了社会历史的这种变化。它进一步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每个人都更有自我意识，更有分析能力、判断能力，这就会汇成巨大的思想力量，最终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这就是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内在的巨大的革命性。

直到现在，中国人的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还很不够。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君权专制，民众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寄希望于救世主。大家都浑浑噩噩，人云亦云，没有自我。首先是不思考，没有想法；其次是有了想法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们现在提出，要重新挖掘阐发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特别是包括其中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价值，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本有的东西，与我们的生活和精神比较容易契合，能够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精神发展的宝贵思想资源。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何在呢？绝不在于《弟子规》、“二十四孝”之类东西之中。孔子、朱熹、王阳明思想的精髓，就是主体理性精神独立自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血脉、真精神，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现在应该重点挖掘和倡导这一点，这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然我们也要吸收外来文化中强调主体理性精神独立自觉等方面的思想。如果我们中华民族每个人都能实现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观察、分析、判断、选择、表达、坚持的能力，都能开动脑筋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么，将会汇成多么巨大的创造性力量。科技的发展，文化艺术的繁荣，社会的变革，将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动力，又将会取得多大的进步！

我们现在讲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比较偏重物质和技术的因素，而相对忽视人的发展。其实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的成果也最终体现为人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精神的发展。如果每个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每个人就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个体。每个人都不盲从别人，都能独立思考。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个体在一起，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马克思讲过，我要用自己的大脑将人类所有的知识再检验一遍，我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明白我就相信，我不明白我就不相信。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思想，与中国的孔子、朱熹、王阳明的思想是相通的。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能不关注中国古代思想。研究唐宋以后的文学，不能不关注理学。我们现在根据西方现代的学术分类体系，把中国古代的理学说成是哲学，把文学说成是文学，完全分开。其实中国古代文化有自身的传统。因为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权专制制度，相应地造就了士大夫这样一个群体，这是长期实行封建制的西方所没有的。士大夫的角色、功能，决定了他们的身份是文人、学者、官员三位一体。作为一个士大夫，就既要懂儒学、理学，也要懂文学，还必须关心政治、参与政治。他们的文学活动，与学术思考、政治实践是紧密联系的。他们的脑子里，既在考虑文学问题，也在考虑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的思想是很难完全分开的。例如，古代士大夫都要参加科举，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的科举考试，主要考“四书五经”，“四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教材，“五经”也主要根据理学家们所做的注解，所以每个人都从小深受理学的影响，理学思想几乎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学和文学的关系，几乎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这种关系，所以，要研究宋元明清的文学，怎么可能不懂理学？

马积高先生为什么特别重视研究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一方面是理学与文学关系确实特别密切，不可分割，要了解唐宋以后的文学，不能不了解理学。第二，理学实际上体现了中华民族近1000年的心路历程，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发展，然后又影响到我们民族的发展命运。

问：在您写的回忆文章里，不只一次谈到徐老师的文章写得漂亮。在您的眼里，什么样的文章算得上写得极其漂亮。抛开文学研究的学术性，仅就文学而言，它在您生命里又是怎样的存在？

廖：徐先生的文章写得漂亮，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是许多学界同道的共识。学者所写的学术论文，属于所谓论说文，一般都力求考证细密、逻辑清晰、表述准确，而不太注意文采等。很多都写得比较枯燥，有些甚至故作艰深，难以卒读。当然也有写得比较有文采的，可读性较强的，比如顾颉刚先生、程千帆先生的学术文章就写得很好，但是这样的学者很少。

徐朔方先生的文章特别讲究遣词造句，字词的选择、句法的安排、句子的节奏都很用心。他说，文学论文虽然不是文学创作，但毕竟也是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的论文也属于文学。即使不必写得像诗词那么漂亮，但至少写的还是文学的论文，要让人看得下去。也只有写成这样，才能贴近作品，贴近文学的本能面貌，把文章写得优美漂亮一点，才能传达文学之美。

徐先生的文章写得漂亮，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从不人云亦云，不说套话、空话，更不说假话。言必有据，表达的都是自己独立思考后得出的见解。另外，在表达上，也特别注意准确性，掌握恰当的分寸感。有些表达夸张的学术论文，其实是没有征服力的。真正高水平学者写的文章，都是用最扎实的论据、最严密的逻辑、最准确的表达来征服你。这好像武功，真正的高手武功是靠内力的，而不会张牙舞爪。

徐先生文章写得好，可能与他爱写诗、懂音乐有关。音乐节奏感很强，诗歌的语言有跳跃性。徐先生又是学英文出身的，英语的节奏感和汉语又不一样。徐先生在写作中借鉴了英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句式特别灵活。我们现在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到一个流行的套路里面去，不由自主地用流行的语言说话，写出来的东西就缺乏个性。徐先生他不会这样，他用自己的感觉和思考，去弄清楚、想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选择用恰当词汇、精巧的句式去表达。总之，徐先生的文章的语言之美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外在的修辞之美，一个是内在的考证思辨之美。

我回到杭州，会怀念很多人、很多事，最怀念的就是徐先生。

问：您曾说一辈子都没有像读金庸小说一样，熬通宵读书。早在1999年，您就呼吁人们正视金庸小说的深刻价值，此后也不断思考金庸小说于时代的意义。您曾评价金庸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思考者、讲解者。在浙大人文学院和金庸的交集，除了感佩之外，还有哪些往事让您难忘。

廖：与金庸先生相处的日子，都过去这么久了，金庸先生也不在了，我依然深感自己这一辈子能够与金庸先生有这样的缘分，真的很幸运。我极其敬佩他。他确实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的人生简直是一个传奇。

金庸先生有非凡的才华，他的武侠小说包含广博的知识，无与伦比的想象，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让人回味无穷，这特别令人佩服。胡思乱想不是真正的想象力。

最重要的是，金庸先生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他写的是武侠，关注的是人性、社会、历史，对很多问题有深刻的思考。他对男女关系、民族关系、家国关系、个人崇拜、伦理道德、人生的意义等，都提出了很深刻的见解，很多思想都是超前的。他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的武侠小说生动展示了他的思想的这种发展过程。

金庸先生办《明报》，每天写一篇社论、一篇武侠小说。他一般是每天夜里写作，直到早上五六点钟开始睡觉， 睡到中午起来，开始看各种报纸，了解国内外各种信息，到晚上开始写作，写到凌晨，然后用传真机把稿子发给报社。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报上连载，很吸引读者。但是对于当时很多香港和东南亚的读者，特别是知识程度较高的读者来讲，他的社论也同样受到高度关注。他每天都要对香港本地及台湾、澳门地区和中国大陆发生的热点事件进行评论，有时也要对全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评论，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他要告诉读者，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内在的实质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将来它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社论，辨疑解惑，可以说是当时香港人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的指路明灯。金庸先生继承了中华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有浓厚的爱国精神，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对香港回归、大陆改革开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文学、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贡献，将永远为世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