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设的菜市场是城市化的产物，也是社会近代化的产物。也即是说，菜市场是在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聚集到一定规模，并且有相应的政治体制配合的条件下的产物。民国初期，杭州并没有专门的菜市场，买菜、卖菜在露天的集市里进行，这与江南传统的集市没什么两样。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杭州才开始兴建专门的菜市场。

民国初期及以前，杭州居民购买食材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发形成的露天集市，卖菜的多是附近的农民，尤其是江干的农民，因位居杭州城和钱塘江之间的郊外，传统上多种植蔬菜，以供城市之需。他们半夜收获蔬菜，清晨拿到集市上出售，一般一过中午就买不到蔬菜了。还有一个途径是附近的农民把收获的农产品走街串巷的叫卖。民国时期的杭州城里，内河贯通，也有把蔬菜等装在小船里，沿河叫卖的。这两种买菜的途径，即使是在菜市场设立之后，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尤其是春节之前，附近郊区甚至邻县的农民趁农闲之际，将土特产拿到杭州的街巷叫卖，虽然辛苦一些，但可减少中间环节，多赚些辛苦钱。

郊县农民如不能进城卖菜，会对杭州城内居民的日常饮食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党人要给进城卖菜的农民强行剪辫子，“后来农民索性不进城了，市场上买不到蔬菜，于是强迫剪辫的办法才告停止”。当年12岁的夏衍听说城里警察强行给进城的农民剪辫子，还专门跑到庆春门观看。

1927年7月25日，《申报》有“建茅廊巷小菜场”的消息：“茅廊巷小菜场圈地已久，未曾建筑，现杭州市工务局决于该地先行兴建两层菜场一所。”称菜场为“小菜场”，是杭州人的习惯，说的是下饭的“小菜”，有精致的意思。当时还有“大菜”的说法，指的是西餐。

▲80年代的龙翔桥菜市场

龙翔桥菜场的规模在民国时期可以排入杭州菜场的前三位。1934年8月3日的《申报》有“杭小菜场倒塌惨剧”的新闻，说的即是龙翔桥菜场：“杭市小菜场，二日晨突告倒塌，压毙小妇沈赵氏一名，受伤十余人。”能压得死人的棚屋菜场，规模应该不算太小。至少，棚顶的塌落，也是压得死人的。可见，即使是现代意义上的菜场，其安全性也令人担忧。

截至1937年，杭州已建有一些近代化规模的菜市场。完全由政府建设的，称为“市立菜场”；有“公私合营”的，称为“市商合办”；有私人投资经营的，被称为“官督商办”。下方表格展现的是1937年杭州的菜市场：营业种类主要为猪肉、牛肉、羊肉、鲜鱼、水族（包括虾、蟹、甲鱼等）、海味、盐腌、鸡鸭、已宰鸭肉、鲜蛋、野味等动物性食材，蔬菜、笋、藕、茭、豆芽、水果等植物性食材，及豆腐、香干、调味料、点心等加工食材等19种。

小菜场内按照所卖物品，分类划部。市立菜场，按月由市府财政科收取租金，租金标准，以货品身份与摊位地点及购货力量于每年抽签编定摊位时订定，各菜场按月收取租金，自三角起，至二元八角止。下菩萨菜场因在城外，规模在市立菜场里最小，生意也清淡些，因此租金免费。

小菜场内卖菜的菜贩有近郊的农民，也有城市贫民。菜场受到一些黑道的控制，一些欺行霸市的菜贩实际上得到了黑道的支持。虽然菜场有固定摊位，但仍有一些游贩强行在别人的店铺门前摆菜摊卖菜，其他人也不敢与其理论，杭州人称“坐山老虎”。这些人卖菜价格贵且不说，还经常强买强卖，习惯于欺生客。

抗战八年，杭州沦陷。日军占领杭州期间，城市管理混乱，菜场几乎废止。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1月间，恢复189个摊位的茅廊巷小菜场和112个摊位的龙翔桥小菜场，1946年1月间恢复72个摊位的所巷口小菜场，6月间恢复107个摊位的柏枝巷小菜场，45个摊位的章家桥小菜场一所，在湖墅晏公厂和信义巷二处设置露天小菜场各一所。

下半年又恢复了84个摊位的河坊街菜场、60个摊位的竹斋菜场、195个摊位的小学前菜场，在此之前恢复的菜场摊位数也有增加。同时订颁菜场管理规则，将摊位分为肉类、鱼类、腌腊类、鲜蛋类、鸡鸭类、蔬菜类、豆腐类、南货类、味类、点心类等，按类排位，不准杂处。并禁止沿街摆设，务使秩序不紊，各摊分为甲乙丙丁四种，酌收租金。即便这样，菜市场的规模也赶不上城市的无序发展，中山北路小学前与河坊街等处小菜场面积狭小，摊贩众多，容纳不下，以致菜摊延放到马路两旁，经常使附近交通堵塞，市政当局只能强令菜摊不得占道经营，迁放至就近空地摆摊，才使交通秩序好转。

小菜场一年之中除大年初一到初四这几天歇业，挑葱卖菜的摊贩也要回家过年，其他的日子，杭州居民的菜篮子，全要仰仗小菜场这样供应鲜活食材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