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瓶，一种流行于南宋时期的陶制器物。外形粗拙修长、小口鼓腹、通体弦纹、平底有系。瓶高35—45厘米左右，腹径10—15厘米左右，口径4.5厘米左右，底径6厘米左右，是南宋时期常用的酒器。通过研究韩瓶，对还原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其历史价值。

一、韩瓶名称的由来

据明代笔记记载，韩瓶是南宋名将韩世忠麾下士兵广泛使用的汲水器，故通称“韩瓶”。民国著名史学家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二“韩瓶”条载：康熙丁亥（1707），有渔人“掘得瓷罂数百……或谓此韩瓶也，韩蕲王所遗，得者遂珍之”。这里记载的“韩蕲王”便是公元1168年被宋孝宗追封为蕲王的韩世忠。

▲韩世忠像

韩世忠在北宋徽宗时期，曾驻军山东、河北等地；到了南宋高宗时期，多次在今天的杭州、上海、江苏盐城以及江苏镇江、江阴等地驻军，到了近代，这些地方都有韩瓶出土。据《江阴县志》及《常昭合志》载，1129年，金兀术南侵，刘光世、韩世忠驻军今江阴至常熟福山一带，后在庆安、鹿苑、港口一线，即当年的沿江一带的古河道及古井中，时有韩瓶出土，其分布与韩世忠驻军线路基本一致。

上海市西郊的封浜镇也是史载韩世忠曾驻军的地方，1977年经考古发掘，也出土了一批韩瓶。除此之外，考古工作人员在原上海青浦县青龙镇一个高台地区发掘了大量陶瓶，考古工作人员在当地走访中了解到，当地人称此地为“酒瓶山”或“韩瓶山”，相传是南宋韩世忠曾在此地驻军抗金、犒赏三军后丢弃的酒瓶。

其他韩世忠曾驻军的地方也都有韩瓶的考古发现。1991年春，在江苏镇江环城东路宋代遗存中，发掘出大量韩瓶残片；2009年8月26日，浙江省松阳县裕溪乡潘山村发现一处墓葬，经考古发掘，出土韩瓶若干。2020年7月—11月，盐城市博物馆联合镇江博物馆对“瓢城记忆”地块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5700平方米，发现古墓葬数十座，其中宋代墓葬发掘出韩瓶三件……众多考古发现都直接印证了韩瓶与韩世忠军队的关系。酒是古代军队打仗犒赏将士的必备饮品，韩世忠部队用韩瓶来装酒也是顺理成章。

韩瓶瓶身还刻有文字，如北宋的“天威军官瓶”。1915年夏，河北井陉县一所小学在整治操场掘开一个土埠时，发现一处古屋遗址，在其中破碎的瓷片之下发现10余个瓷瓶，瓶高35—45厘米，形状细长，瓷釉烧得很粗拙，瓶肩上划刻着铭文“天威军官瓶”。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当时北宋河北郡的地理格局是府四、州九、军六等。而河北郡西部有天威军等六军，天威军属井陉县辖。当时属“军”的地名可能与军队在那儿驻扎较多有关。北宋宣和七年（1125），韩世忠的军队恰好在河北、山东等地歼灭水贼。

而刻有“天威军官瓶”字样的陶制器物在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将“天威军官瓶”与韩瓶对比，二者在器形、高宽、腹径、纹路、釉面等特征上高度接近。若将韩瓶的演化再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宋朝的另一种盛酒用具“经瓶”。经瓶被广泛用于宫廷，它的出现跟皇家的经筵文化有关。“经筵”是在中国古代，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始于汉代，在宋代正式制度化，讲经活动的最后一项是酒宴，当时所用的酒，就是盛放在如此器形的酒瓶里，“经瓶”之名由此而得。上海博物馆所藏两件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经瓶，一瓶腹部书写“清洁美酒”，另一瓶腹部书写“醉乡酒海”，均表明了经瓶的贮酒功用。

二、韩瓶与宋代的酒税

在很多宋代壁画和宋代绘画作品中，都能看到韩瓶的身影。而在今天考古发掘出的韩瓶中也有一些器形相对特殊的锥形尖底韩瓶，对比这些壁画和绘画作品，很容易看出这一类韩瓶大多搭配设孔酒案使用，在饮酒时放于桌下或一侧，作为储酒备用。很多北宋中小型墓葬中的壁画中，都有出现以“开芳宴”为题材的图案，开芳宴流行于宋代，形式较为固定，夫妻二人分别坐在桌子的两侧宴饮，观赏散乐杂剧演出，常于桌下设一带座酒瓶储酒备用。

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在浙江省海宁县东山西中段先后发现宋墓14座，墓中清理出韩瓶10件；2015—2016年间，江苏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在配合皇粮浜湿地公园建设过程中，于钟楼区西林街道朱夏墅社区下坝村周边调查发现了多处土墩遗存，除位于公园范围内的进行原址保护外，清理发掘的其中一座土墩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18米，南北宽9—11米，残高0.5—2.4米，在其中发现春秋时期器物坑3处、火烧坑1处、墓葬1处，出土灰陶盆、原始瓷碗、印纹硬陶豆、等各类遗物18件，在土墩顶部发现4座宋代土坑墓以及晚期灰坑，出土了韩瓶、青瓷碗等遗物；2013年4月，南京市博物馆于大报恩寺遗址北区的北侧发现一座砖砌水井，该井分为上下两段，下段建于宋朝，上段为明代加建而成，下段保存完整，砌造精良，其规模在该遗址所有已发现宋井中是最大的。从井下6.1米至底，共出土陶、瓷、石、银、铁、铜、木等各种质地遗物共211件，其中有韩瓶125件；位于绍兴的南宋六陵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据《绍兴宋六陵地下遥感考古研究报告》记载，宋六陵遗物中，陶瓷器主要以韩瓶和碗为主，其中韩瓶数量较多；2018年，在杭州瓶窑窑山为期4个月的考古挖掘工作中，发掘出窑址12处、龙窑窑炉3条，砖砌挡墙一道，现场发掘出土了包括瓷片和窑具在内的大量遗物，瓷器的品种类型丰富，其中发掘器类以韩瓶为主。

通过这些考古发掘，可以看出韩瓶在宋代使用规模之大、烧造数量之多。韩瓶之所以成为宋代流行的酒器，主要与宋代酒业生产管理制度有关。

第一，韩瓶作为盛酒器被大规模使用，得益于宋朝的“榷酒制”。

两次为官杭州的苏轼曾说：“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宋代自始至终实行榷酒制，据《宋史》记载：“太宗即位，以赦复授旧官。时初榷酒，以承恭监西京酒曲，岁增课六千万。”宋代的财政政策催生了榷酒制，官府对酒业的重视使得宋代的酒业走向规范化，同时又鼓励人们酿酒、售酒、消费酒，这都为宋代酒文化的兴盛提供了有力保障。

宋代，官府实行榷酒制，一方面是酒被大量需要这一客观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会不断推动酒业市场走向规范化。《宋史·食货志》中记载：“五代汉初，犯私曲者并弃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降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人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余论罪有差；私市酒、曲者，减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曲之禁。”北宋天禧三年（1019）“诏自今犯酒、曲、铜等有死刑者去之……请令所在杖脊、黥面，配五百里外牢城。”这些都是很好的印证。官酒官营也会推动宋代酒器在制式和工艺上走向规范化，这也就催生了韩瓶的诞生。到了南宋时期，南宋都城及周边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为这种酒器大规模烧制创造了客观基础。在宋代有一句俚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发达的酒业需要数量庞大的酒器。据宋赵令時《侯鲭录》记载：“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器。”这种“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的瓦壶，即是韩瓶。

据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进士李日华所著《紫桃轩杂缀》载：“宋时吾郡立酒务于州治后，罂罍之属，陶以给用，所退破，隐起成冈陇所谓瓶山者也”。清嘉庆年间吴骞的《尖阳丛笔》也记载：“瓶山在嘉兴县治西。宋时设酒务于此，贮酒陶瓶，散积日久，穹然如小山，土人因目之为‘瓶山’，竹坨诗所谓‘一瓶山古木秋’者也。瓶今尚有掘得者，高尺余，腹径三四寸，上下直相等。而口微窄，色淡绿，外涂以釉，间有未遍者，制甚朴古。”这些史料中所说的瓶，从形制上看便是韩瓶。2000年浙江宁波月湖考古发掘，清理宋代明州“都酒务”作坊遗址时，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韩瓶，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些记载。

第二，南宋时期有不少军队直接参与了酒的生产和销售。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写道：“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嵬，就是酒壶；传说韩世忠的酒瓶都是亲随背负，所以他的精锐亲军就号“背嵬军”。

为了补充军费，南宋初年的名将所部多有酒库，用于制酒、售酒，如淮东韩世忠所部有酒库15所。在韩世忠曾经驻军的镇江，南时有十余种名酒，比如锦波、清心、供军、爱山、京口、第一江山等，这些名酒的得名或以地名，如京口、第一江山，或以厅堂为名，且“锦波”取自镇江府衙的锦堂，“供军”是得名自府衙的供军堂，“爱山”则是以府衙的爱山堂为名，这些以官衙厅堂命名的酒，皆是出自镇江的官营酒务或者公使库。

第三，发达的陶瓷业是韩瓶流行的基础。

宋代有发达的陶瓷业，各地有数量众多的陶瓷制造窑口，比如南宋湖州长兴县有一座和平瓶密，也就是专制韩瓶的密场，附近就是长兴县的和平酒库。宁波都酒务的韩瓶，据研究多系东钱湖、上林湖窑口烧制。在大型的官酒务附近或交通便捷的地方，一定会有专为酒务烧制装酒韩瓶的窑场地。

三、南宋韩瓶烧造的中心

——瓶窑

依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韩瓶在临平、嘉兴、德清以及安徽的很多地方都有烧造，而杭州地区的韩瓶大规模、成体系烧造是在瓶窑。

靖康之变后，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南迁，给杭州带来了大量人口加上南北方文化的融合，造就了南宋杭州的繁荣，这也促使陶瓷器物的大规模烧制向城区的外围转移，距离政治中心不到15公里的亭市村（今杭州瓶窑），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条件，成为南宋制陶烧陶的核心区域。“窑山有木柴，溪滩有淤泥。”这些都是烧制陶瓷器皿的核心材料，前文中提到了2018年瓶窑窑山考古中发现南宋窑址，大量韩瓶的发掘出现，也证实了韩瓶与瓶窑深厚的历史渊源。清嘉庆《余杭县志》卷三记载，瓶窑镇居民“自农桑外，多以埏埴为业，故市廛与陶穴相望栉比”，这反映了自南宋开始，烧陶制陶的炉火在瓶窑这片土地上从未熄灭。民间小曲《三十六码头》中“瓶窑出的好乌甏”，这样的唱词也在当地民众口中世代相传。

▲杭州环城北路出土韩瓶

韩瓶在瓶窑大规模烧制好，再运往南宋的临安城区及其他地区，需要便捷的运输条件。在当时，运输主要依赖水运航道和陆运驿道。在水运方面，苕溪发挥了主要作用。唐天授三年（692），开辟了东溪航道，连接江南运河。北宋时期钱塘县分段筑塘，间以陡门，名为“十塘五闸”，连通东苕溪与杭州城内河支流。水运使沿途乡镇兴旺繁荣成为杭州水乡文化的延展地。

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六“山川”有相关记载说，在於潜、临安两县界，东流百五十里，经本县，又东流二十七里而至钱塘界，又东流六十二里二百步，人安吉州德清县。这里所说的便是溪流域，而瓶窑恰好位于苕溪流域当中。苕溪密集的河网为韩瓶运往临安主城区创造了条件。在南宋时，苕溪就已经连通当时的跨城主航道“京杭大运河”，韩瓶经苕溪至京杭大运河，再到其他地区便成为现实。

纵观瓶密地区整个陶窑文化发展史，瓶窑能够成为南宋韩瓶烧造的中心，也并非偶然。在距今7000年前环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瓶窑就在其辐射范围之内，马家浜文化的代表器物夹砂陶在瓶窑就有烧制；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瓶窑正是其腹地，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黑陶也正是在这里烧制：再往后，公元前1600年一公元前256年的彭公遗址中，发掘出瓶密烧制的原始青瓷；春秋战国及两汉时期的毛元岭遗址中发掘出代表器物印纹硬陶，瓶窑也有烧制；公元220年—589年间的长命石山下遗址、康门水库遗址、西安寺窑厂头遗址、鸽宝山遗址、大陆遗址中，出土代表器物青瓷和黑釉瓷，瓶窑在其影响范围内。隋唐时期，瓶窑窑山、南山烧制黑釉瓷器，如今也有发掘。由此可见，在南宋之前，瓶密烧陶制陶已经有了深厚的历史沉淀，因此才能在南宋时承接大量的韩瓶烧制需求。

四、稀见韩瓶介绍

位于瓶窑窑山龙窑遗址的杭州亭市古陶瓷艺术馆，馆藏陶瓷器物2000余件，其中以韩瓶数量为最。在众多馆藏韩瓶中，以下五件最具代表性：

两件“官”字款韩瓶。其中一件通高24厘米，腹径14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9厘米；瓶身施半釉，瓶口四系，瓶身所刻“官”字款识类，是北宋定窑的官字款风格。另一件通高23厘米，腹径13厘米，底径7厘米，口径8厘米；瓶身施满釉，瓶口无系，瓶身所刻“官”字款识，类徽宗“瘦金体”，在目前考古发现的韩瓶当中极为稀缺，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一件为“韩瓶之王”。瓶身通高48厘米，腹径38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15厘米，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宋代韩瓶中体量最大的一件。

一件为“月影梅韩瓶”。瓶身通高18厘米，腹径14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5厘米；瓶身满窑变釉，并且通过剪纸贴花的烧造工艺印有一枝高10厘米的梅花，用这种珍贵的工艺方式烧造韩瓶，可见这只韩瓶的珍贵程度，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韩瓶当中，相对独特的一件。

一件为“朱雀玄武韩瓶”。瓶身通高24厘米，腹径14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8厘米；瓶口下方3个方向上分别塑刻着一只朱雀，瓶盖保存完好，其造型被塑刻为玄武。在古代，朱雀是南方七星宿的总称，玄武是北方七星宿的总称，把朱雀玄武放在一起是形容阵列整齐。说明这只韩瓶在当时是具有极为特殊的象征性意义的，以这样的制式来象征军队的强大，更加说明在南宋时韩瓶与军队之间的密切关系。

除此之外，馆藏中还有一件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网袋”，在宋代这种网袋正是为了装韩瓶所用。大部分韩瓶施半釉，这样烧制的目的是为了增大与网袋的摩擦力，能够防磕碰，便于军队携带，这也就佐证了韩瓶作为军需用品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