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浙江大学历史学科具有优良的学风和深厚的学术传承，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名家张其昀、钱穆、张荫麟、刘节、陈乐素、谭其骧、向达、方豪、夏鼐、贺昌群等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构筑了近代“新史学”的重要典范。改革开放之后，沈炼之、徐规、胡玉堂、陈桥驿、黄时鉴、梁太济、仓修良、金普森、杨树标、丁建弘、楼均信等学者弘扬求是创新精神，在史学领域继往开来，奠定了浙江大学历史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

新时代、新征程。秉持着做好新时代历史研究的目标，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推出“史学人生”栏目，邀请名师校友，讲述他们的史苑故事。回望名家生涯，开启璀璨明日。

本期推送的是张其昀教授。

张其昀教授简介

张其昀(1901—1985)，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家，字晓峰，浙江鄞县(今宁波)人。

1923年，张其昀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中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同年张其昀在《史地学报》上发表了《历史地理学》一文，一举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牢不可摧的学术地位，同时也标志着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的诞生。1927年，张其昀受聘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任教，主讲中国地理，前后达10年之久。1935年，张其昀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中央评议会聘任评议员。1936年，张其昀应浙江同乡竺可桢先生之邀，受聘出任浙江大学新开设的地学系(后改名为史地学系)主任，后又兼任史地教育研究室主任。张其昀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职14年，不遗余力，多方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来系执教，并大量购置图书设备，整治学风，从而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仅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达5人之多。1941年，张其昀当选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并兼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1943年，张其昀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及讲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其昀回国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

张其昀先生擅长文史和人文地理，著作甚丰，认为地理学的中心任务是区域研究，所著高中教本《本国地理》(1926)，是他突破按行政区划分区的传统，而按自然和人文综合特点分区的开拓性代表作。早年的主要著作还有《中国民族志》(1928)、《中国经济地理》(1929)等。抗日战争后侧重于国防地理和政治地理的研究。在台湾发表的著述有《中国地理学研究》(1955)《政治地理学》(1955)等。晚年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研究和发扬，代表作有《中华五千年史》(已出版10分册)，是一部融合大量地理资料的历史地理巨著。

1937年4月，竺可桢（前排右七）与张其昀（前排右五）等人的合影

我与浙大史地系

张其昀

民国二十五年夏季，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成立，作者被聘为系主任，于是从第二故乡的南京到了杭州，一直到民国三十八年，渡海来台，我在浙大服务凡十四年之久。

浙大史地系，实际包含了四个单位，即文学院的史地系、师范学院的史地系、史地研究所和史地教育研究室，都是奉部令陆续成立的，而我兼任各单位的主任，可以说是一个很兴旺的家庭。

回想当年的情景，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了，散居于海内外的史地系毕业生都写了一些纪念性的文字，合起来看，可说是一首悲喜交集、甘苦与共的史诗。

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Jean Brunhes)曾说：“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盖一为时间的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综合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本系不但史地分为两组，与他校独立成系者课程相仿，到了研究所则分析更细，例如地学门，又分为地形、气候和人文地理三组。但是我们认为史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野外习察的方法，地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整理文献的方法，都是终身受用不尽的。当然，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演变原则与分布原则，也是任何其他学问所不容忽视的。大学之所以为大，就在于网罗百家，囊括大典，发生了交光互影，沾溉无穷的作用；又从不同学术的边际上，发生了异军突起，创造发明的功效。

任何学府的成就，都含有学生、教师、设备、环境、传统五个因素，现在想就此五点，把浙大史地系的概况，叙述一下：

(一)学生

民国二十五年夏，黄膺白先生家属捐助了三个奖学金，其中一个指定给新设的浙大史地系，这使我感到无上光荣。当年教务长已故张绍忠先生曾对我说，这是最好的鼓励，希望能多收到优秀的学子。果然，第二年浙大在江西泰和举行入学考试，全校成绩第一名是投考本系的同学——东阳赵生松乔。他后来在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两年之后，又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回校担任副教授。可知奖学金是何等有价值的投资，这不过举一个例子罢了。黄夫人沈女士现寓居美国，我们对于她设立膺白奖学金的美意，还是时时怀念不忘呀!

(二)教师

因为本系实际上包含四个单位，经费较为充裕，教授人数亦较多。先后在本系任教的，史学组有钱穆、张荫麟、陈乐素、方豪、俞大纲、贺昌群、陶元珍、李源澄、顾谷宜、李絜非诸先生，地学组有叶良辅、沙学浚、李春芬、谭其骧、任美锷、卢添、李海晨、黄秉维、严德一、严钦尚、刘之远、赵松乔诸先生，切磋讲论，一时称盛。师生之间，晨夕与共，扶持长育，情谊至为深厚。张荫麟先生在遵义逝世时，年仅三十有七，为史学界莫大的损失。陈寅恪先生以诗悼之云：“纵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诚深惜之也。

(三)设备

本系设备有几个特色，张荫麟先生去世后，其夫人伦女士将其在北平藏书全部捐赠本系，成立一个专门图书室，尤于近代史的文献收集最多。我平素注重收集地图和图书照片，游美回来，征集益富，以收藏地图而论，可称为国内少数中心之一。胜利以后，南浔嘉业堂刘氏和瑞安玉海楼孙氏的藏书，都归于浙大，益以西湖孤山省立图书馆的《四库全书》,就学术研究的观点，可说是具有规模。

(四)环境

我在浙大凡十四年，中间几年是在抗战期间，浙大循铁路、公路线而逐步西迁，由浙江建德(严州),而江西吉安与泰和，而广西宜山，少的住一月，多的住一年，最后定居于贵州遵义，在附近湄潭和永兴场设分部，又在浙江龙泉设分校，以战时物力的限制，艰苦备尝，可以想见。可是我校图书仪器保存得很完整，研究工作得以照常进行，虽曰流离，而未失所。尤其在广西宜山，日本飞机轰炸， 校舍四周落弹百余枚，但因防空得法，并未有一人受伤，诚属万幸。建德为严子陵隐居处，吉安有白鹭洲书院，在赣江中流，为文天祥读书处，泰和有巨富萧氏所建雅趣楼等建筑，宜山为黄山谷服官处，诸地均有山水之胜，校舍亦勉可应用。遵义则为黔北名城，乡间水田漠漠，殷富甲于全省。东乡之沙滩，为郑子尹黎庶昌之故乡，岚影波光，怡悦性情，将来铁道开通，可望成为西南文化区之一。杭州校址不必多说，胜利归来，我们计划在杭城凤凰山南宋故宫另建校舍，左江右湖，气象万千，诚如唐人诗所云：“楼观沧海田，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雄奇秀丽，兼擅其胜，诚为一最理想之校址，每念及此，梦寐萦心。

(五)传统

每一学校都有其学风，每一学系都有其传统，浙大史地系历史虽短，未尝不有其理想，在胜利复员时，我校为文理学院添建两所大楼，连原有校本部大楼，分别称为阳明馆、梨洲馆、舜水馆，以纪念明代浙东王阳明、黄梨洲、朱舜水三大哲人，这显然含有鼓励后进的意义。阳明学说，注重笃行。他以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应以笃行贯通之，是即知行合一之学说。凡以为是善，不问如何困难，当断断乎行之，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精神何等痛快!梨洲、舜水都欲阐扬民族、民权、民生之大义，梨洲著《明夷待访录》尚在法国卢梭《民约论》之前一世纪。舜水则为中外文化交流最伟大的先导，明治维新后的新日本，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舜水讲学江户 (今之东京)之明效大验。浙大并非一地方性的学府，它的师生来自全中国各省市，浙东学术的影响所及，亦不仅限于全民族，而且具有世界的意义，浙东学者“言性命者必衷于史”,其意以为科学与哲学必须互为表里。我们要有极笃实的科学功夫，日新又新，又要有极超旷的哲学修养，以为安心立命之地。古人所谓“学者必先讲仁”,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即是此意。我们之胸襟要坦坦荡荡，上下与天地同流；判然于生死之分，泊然于生死之外；更有何于小利小害得失之说。必如是，方能鼓励我们这一代青年顶天立地，继往开来，毕生勤勤恳恳，为着工作、服务、贡献而努力不懈的勇气。

本文原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天涯赤子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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