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1937 年至 1949 年，由学生、助教到讲师，“我的前半生”主要部分是生活在浙江大学。这正是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8年，也是伟大教育家竺可桢先生任校长的12年，也是我“豆蔻年华”、学习成长的时期。我们追随这所“流亡”大学，辗转搬迁祖国西南山区近3000公里。在《竺可桢日记》里，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述。在浙江大学和史地系培养的成千名学生中，我是幸存者之一。在拙作《地学的探索》6卷文集的序言中，我曾经概括记述史地系对我教养的恩情。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注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则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大学。1937 年我以同等学历考进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任校长，地学方面的教授阵营盛极一时。教授们系统地讲授地学基础知识，严格地给予野外基本功训练，把我们一大批同学引进了地球科学的殿堂。当时，我们就像闯进了广西、贵州的那些喀斯特洞穴，感到光怪陆离，目不暇接。同学们毕业之后，分道扬镳，多有建树；我则被留在学校，当了8年助教和研究生，在老师们的指引和督促下，蹒跚学步，从此开始了探索地学的生涯。 20世纪30至40年代，是我接受地学启蒙教育的时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过着流亡大学的艰苦生活。但是，学术空气却是那么浓郁！教授们执着地讲授他们的经典的地学知识，学生则如饥似渴地接受观察自然的基本功的训练。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叶良辅教授的历史地质和岩石矿物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五彩缤纷，绚丽夺目，从天上到地下，从自然到人文，古往今来，南北东西，向我们展示出地球科学的大千世界，诱导我们专心致志去钻研，忘我地去探索，“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从而树立起地球科学大有可为的信念。 
竺可桢校长（右一）与浙大部分教授合影 本文再就个人的一些切身的经历和体验，联想起那些难以忘怀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琐事，像是醒来的梦境。与今天全面建设小康阶段的大学生活相比，的确是反差强烈，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然而，却是中国近代曾经发生过的发人深省的真实的历史。 顽强的幸存者 1937年，我在湖南省长沙高级中学上二年级。由于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学校搬迁到宁乡花明楼。暑假，我路过长沙去上学的途中，在岳麓山以同等学历报考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已由杭州内迁到泰和，距离井冈山不远，我想，要是能够就近在家门口上大学读书，既省钱，又安全。而且报考师范学院，既“司饭”，又发制服，免交学杂费。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真是双重保险的上策，何乐而不为呢？以同等学历报考，门槛更高，必须进入全国统考中前20%的名次，自知把握不大，报考不过是为明年探路而已，回到学校再读完三年级，毕业联考获第一名。再经过长沙时，长沙已经一片瓦砾灰烬。张贴在教育厅墙上的大学招生榜也早被日晒雨淋，模糊不清。有同学看到过我的名字，但也搞不清该上哪所大学。我自己也没有挂在心上，回老家白竺山村里去教小学。忽然接到江西省教育厅通知，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录取了我，家乡父老为我这个破天荒的大学生送行。我扛上一口柳条箱上火车，千里迢迢，一直追到广西宜山报到。孑然一身，开始在血与火的战争岁月里，闯荡于黔桂“瘴山恶水”之间，去经受生存能力的考验。 在广西宜山，师范学生住在文庙的大殿里。教室在远离城区的东郊，搭起整齐的茅草竹棚，在三个木椿上钉上一块木板，就是课桌。著名的大教授穿着一件白大褂上课，带着我们朗诵着雪莱的十四行爱情诗，洋洋自得，出口成章。每天几乎都有日本飞机来空袭，一看到山上挂起空袭警报的红灯笼。我就躺在水渠边或岩洞里去看红楼梦。老师甚至带我们到小泷江去练习游泳，或者去远郊野外实习，悠哉游哉！有一天，日本飞机果然在东郊教室投下了120多枚炸弹，男生宿舍起火，衣被都烧光了。女同学把五颜六色的衣服都捐赠给男同学御寒，男扮女装，教室里煞是好看！即使是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依然充满着浪漫情趣和乐观精神。 随着学校内迁的，还有大帮浙江同来的难民群，他们为老师和学生包伙食，为学校搬运图书、仪器，他们介绍学生当“黄鱼”，由宜山搭便车去贵阳、遵义和湄潭。彼此如鱼得水，相依为命。老闾高兴的时候，还给我们加菜，吃当地的“豆花饭”，偶尔吃点蛇肉和狗肉，名曰“龙虎斗”。房东和师母们经常端上香喷喷的“粉蒸肉”或北方馒头，为无家可归的学生解馋。这所流亡大学就这样在整个社会的支持和簇拥下，在崇山峻岭间爬行到娄山关下的遵义古城。 仅有的一次，师范学院的学生每人发放了27尺蓝色双面卡“救济布”。矮个子同学就自己设计一种最省布的上装和两条裤子，前后可以替换着穿，减少膝盖被磨损。男同学自力更生，钉制木屐、修补套鞋，互助理发；女同学针织毛衣，缝补修改衣服，这类的“蓝领”服务工作，更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到校外去当家教、做广告，去中学兼课，提供“白领”服务，更是不可多得的美差。甚至个别助教、讲师也一起参加。我在遵义就干过为酱油厂做广告的工作，每星期日工作一天，工资5元，足够支付我和同学晚上的茶馆费和夜宵钱了。 
遵义何家巷校舍 何家巷是一座进深三栋的破院落，也是浙江大学最大的男生宿舍。各院、各系混杂居住在一起，其嘈杂喧闹就可想而知了。中午时分，拉胡琴，唱京剧，似乎“商女不知亡国恨”，而学会学社非常活跃，墙报，画刊五彩缤纷，救国救亡的文艺宣传，纷纷登场。晚上，在黯淡的桐油灯下，何家巷却是鸦雀无声，大家伏在桌子上静静地做功课。费巩教授捐出他的全部工资，为桐油灯加上了玻璃罩，灯光明亮多了，鼻孔不再被熏黑了。但是大宿舍里的自习桌总是不够的，同学们就只好去蹲茶馆，泡上一壶浓茶，占着一角方桌，就着茶馆明亮的煤气灯读书，比宿舍里的桐油灯更亮堂。好在茶馆里贴上了“莫谈国事”的禁令，干预也就不多，茶馆老闾对不谈国事，埋头读书的学生，似乎分外关照和欢迎。竺可桢校长能够在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形势下，在遵义山城、在何家巷宿舍，给学生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局部的自由氛围和宽松环境，是多么难能可贵，对我们学生来说，更是多么幸运呵! 后来当上了助教，在遵义古城西南角的山坡上，租赁了一间民房，每天到山下的食堂去吃仓饭和打开水。过着箪食壶饮的隐士生活。没有吃饱，星期天自己开小灶，却不慎把桐油当菜油，落得个上吐下泻好几天！病了，也并没有医疗保健。1947年夏天，我由于劳累过度，忽然尿血，不得不去医院切除右肾。向亲友们借贷了8两黄金，直到1954年才还清。养病的奶粉之类的营养品全是同学们送来的。史地系老师们非常照顾，让我躺在床上汇编《遵义新志》，不用上班。竺校长还亲自来助教宿舍看望，手里捧着一本名人传记，鼓励我说：德国有位大科学家也切除了肾脏，活到了70多岁，鼓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就是继续在竺可桢校长的教诲和指导下，从29岁至今，又快乐地工作了50年。 
《遵义新志》 竺可桢校长在浙大期间，多次用顾炎武的箴言教导我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拂乱其所作为”。回顾血与火的岁月，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8年抗战锻造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流亡的浙江大学，也是在全社会的支援下，经历了苦难的岁月，弦歌不辍，为祖国培育了大批的精英。 （本文原载于《浙大校友》2005（上），未完待续）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