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元代杭州，沿袭前朝，仍行火葬之俗。元初，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述了在杭州（行在城）的所见所闻：

人死焚其尸，设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像前作丧歌，及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尸共焚之。据称死者在彼世获有诸物，所作之乐，及对偶像所唱之歌，死者在彼世亦得闻之，而偶像且往贺之也。

《马可·波罗行记》剌木学本第二卷第151（重）章《补述行在》所记略有不同：

尚有别一风习，富贵人死，一切亲属男女，皆衣粗服，随遗体赴焚尸之所。行时作乐，高声祷告偶像，及至，掷不少纸绘之仆婢、马驼、金银、布帛于火焚之。彼等自信以为用此方法，死者在彼世获人畜、金银、绸绢。焚尸既毕，复作乐、诸人皆唱言，死者灵魂将受偶像接待，重生彼世。

▲马可·波罗书中的《杭州府及西湖地图》

从上述记载看，此时杭州城的火葬之俗似与佛教有关。文中所提及的“偶像”，舍佛像无以比对，似非佛像莫属。文中所言死者“彼世闻乐”，灵魂“重生彼世”诸说，亦与佛教“三世说”“灵魂转世说”契合。

从火葬礼制流程看，死者亲友，不分男女，皆穿麻衣粗服，“行于尸后”，沿途用数种乐器作乐，并高声祷告、唱丧歌于“偶像”前。诚如此，则出殡时需抬“偶像”随行。从出殡目的地看，焚尸之所是固定的，且与佛寺无涉。焚尸时，遗体与各种纸制祭品共焚；焚尸完毕，众亲属还要作乐、唱丧歌，以求偶像（佛祖）接引，往生彼世。这是一套相当完整的丧葬礼制，并有教义解释。

值得注意有三：一是行火葬之人为“富贵人”；其二，葬礼行乐之人为死者亲属，并非专业人士或宗教僧侣；第三，随焚祭品虽是贵重物品，却是纸制，而非实物。这些纸制祭品上手绘仆婢、马驼、金银，应是专业人士为之。

贰

杭州城火葬之俗起于何时，不可考矣。但宋代杭州（临安）盛行火葬，却是不争事实。清朝顾炎武《日知录》就称：“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八“体恤贫济老”条云：“（寄寓人）或死无周身之具者，妻儿罔措，莫能支吾，则给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可见杭州当时故有火葬也。

实际上，宋代火葬流行的地域广泛，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地区为主。这种地域上的特征，有一个总体上的趋势：北宋时期以北方的河东地区为中心，四川、浙江、福建、广东、江苏等地有之，但数量较少。南宋时流行的中心转移变成了多个，包括河东地区、江浙地区和四川地区。总体上南宋火葬流行超过了北宋。据统计，在已经发掘的宋代火葬墓中，南宋的火葬墓约占80％以上。宋代火葬的平均实行率很高。据估计当时的火葬率，在10％—30％之间。

宋室南迁以后，火葬在广大的南方地区迅速盛行起来，并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当时，两浙路是南宋火葬最为盛行地区，不仅贫民用火葬，就是富裕的人家也实行火葬。上海曹杨新村、宝山、嘉定、青浦等地区都曾发现有火葬墓，葬具有陶盒、陶罐，无墓室，无随葬品。福建亦盛火葬。福州、闽清、泉州、南安、厦门等地都发现南宋时期的火葬墓。其中泉州桃花山发现的一座墓，总面积为56平方米，墓室中又用石砌三重，中间放陶椁，椁中放陶制圆圈，圈上安放骨灰罐，构造很讲究，非一般平民的墓葬。四川自孝宗淳熙以后，火葬大盛。成都及其附近地区是四川火葬最为流行的地区。成都、华阳、绵竹、郸县等地均发现有南宋时期的火葬墓。成都近郊发掘的约百座左右的南宋砖室墓，火葬墓约80％以上。葬具盛行木匣。广东地区也是火葬盛行的地区之一，已发现的火葬墓有佛山、南雄、阳春、海康等地。葬具都是专门制作的陶罐和瓷棺。此外，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也有火葬墓发现。

从史料记载或相关考古发现看，宋代实行火葬的人群广泛，包括皇室贵族、士大夫、富户、普通百姓、贫民和妇女等不同社会阶层。宋嘉祐八年（1063）九月二十三日，年仅4岁的皇侄孙赵士卒，“火而寓骨于都城之西大慈佛祠，……十月甲午，从仁宗皇帝葬河南永安县”。

值得注意的是，两宋实行火葬之人多为侨居在外之人或社会下层。《书仪·丧仪》指出：“世人又有游宦没于远方，子孙火焚其枢，收烬归葬者。”如治平年间（1064—1067），泽州（治今山西晋城）“郡宫有母死者，惮于远致，以投烈火”。淳熙年间（1174—1189），福州籍太学生王寅攻读于长兴（今属浙江）大雄寺，突然病死，亲属闻讯赶来，“火化尸枢，收骨归矣。”泉州苏二十一郎“为行商，死于外，同辈以烬骨还其家”。为归葬故乡方便而行火葬，是这些人实行火葬的主要原因。前引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八记述，则说明社会底层身无分文，无以下葬，不得不受助于火葬。

也有许多孤魂实行火葬的。如绍兴十八年（1148），鉴于广州各寺院存放着大量遗骸，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王承可“令诸刹，凡寄殡，悉出焚”。乾道八年（1172），荆湖北路监司令鄂州（今湖北武昌）胜缘寺僧人，将无主遗骸集中起来，“一切火化，投骨于江，其数不可胜数”。

而元代与宋不同，实行火葬的主要是富贵之人。从马可·波罗的记述看，杭州城实行火葬者并非寄寓之人。他们的亲属皆在身边，葬礼完备；用于火焚的“纸绘之仆婢、马驼、金银”以及布帛，一定开销甚巨。

从相关文献记载看，宋代火葬之所有三：寺庙主办，官府指定，亲属自择。

宋代，火葬往往由寺院主持，许多寺庙免费或少费为百姓办火葬场，即化人亭，埋葬各类无主尸体，以普渡众生。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的化人亭即火葬场，设在城外西南隅的齐升院、通济寺。南宋设置了专门火化尸体的场所。但也有许多人自行择地焚尸。如，宋代某朝士五岁时“生母死于江行，父遽焚于水滨，即解舟而去”。

而元代杭州火葬焚尸之所是固定的，且与佛寺无涉。当时人们送遗体到固定的火化场焚化。囿于史料，笔者无力判定这些火化场是何人所设。

叁

从马可·波罗的记述看，元初杭州城实行火葬者，主要出于“偶像”信仰。而且，统治当局也对此不加干涉。这与宋代有很大不同。

宋朝廷基于儒教伦理，对火葬之俗屡加禁断。建隆三年（962）三月丁亥，宋太祖赵匡胤所说：“王者设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宋朝皇帝还曾在绍兴二十七（1157）和二十八年（1158）颁布禁止火葬的诏令。《宋史》卷一二五记载，高宗时，监登闻鼓院范同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言：“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乃伤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少裨风化之美。”第二年，户部侍郎荣羡言：“比因臣僚陈请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诚为善政。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邃革。况州县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须宽广。仍附郭近便处，官司以艰得之故，有未行摽拨者。既埋葬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候将来州县摽拨到荒闲之地，别行取止。”诏从。

宋朝还制定法律厉禁火葬，规定违反律令的人应受什么样的惩罚。被委任一方的地方官员采取各种措施，去除火葬，“移风易俗”。宋朝廷还下令地方官府采取相应的辅助措施，儒家士大夫基于儒教伦理和“华夷之辨”，对火葬之风提出了严厉批判。贾同《禁焚死》称：“火葬盛行‘根其由，盖始自桑门之教，西域置胡俗也。’”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更称：“河东俗杂羌夷，用火葬。”胡寅说：“自佛法入中国，以死生转化，恐动世俗千余年间，特立不惑者，不过数人而已。”

在法律上，宋王朝仅承认境内的佛教徒和少数民族火葬传统的合法性。《宋刑统》卷十八《贼盗律·残害死尸》载：“敕：京城外及诸处，近日多有焚烧尸柩者，宜令今后止绝。若是路远归葬，及僧尼、蕃人之类，所许焚烧。”《庆元条法事类》卷77《服制门·丧葬》：“其蕃夷人欲烧骨还乡者，听。”

关于宋代盛行火葬习俗的原因，论者具列有四：一是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二是佛教的世俗化，佛教火葬习俗逐渐被很多汉人接受；三是火葬较之土葬有较多优点，诸如节省、卫生防疫、方便等；第四，契丹、西夏和金人等少数民族火葬习俗的影响。

宋代火葬之俗流行，无疑受到佛教流传和世俗化的影响。洪迈和宋永亨在他们的著作中说：“自释氏火葬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考古资料也证明，宋代火葬墓发现较多的地方，都是佛教盛行的地区。有一些火葬墓还直接表现了与佛教信仰相关的种种联系。如大同卧虎湾石棺盖上写有佛法咒语，棺侧立有净法界直言碑；辽阳大林子王翦妻高氏墓石棺内，有用梵文书写的警觉陀罗尼，墓志左边有五行梵文；广东出土的瓷棺座雕刻莲花纹，棺身透雕如意纹图案，棺顶部正中雕刻葫芦，葫芦下刻覆莲；云南、川西南地区的火葬墓普遍在残骨上朱书梵文。墓幢上刻梵文，或刻有佛像、菩萨像。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学者们寓目的各种文献看，宋代俗人火葬，未见任何与佛教相关联的仪式和教义解释。人们更多的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诸如葬地、节省开支等，而采纳了佛教处理遗体的方法而已。

元代则不同。从马可·波罗记述看，当时杭州富贵人家是出于偶像（佛教）信仰而行火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火葬礼制，并有教义解释。这似乎说明，宋代流行的火葬的世俗化色彩已经淡漠；在元初，杭州城的火葬之制日益宗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