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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大昌烟号—中山中路66号
来源:  作者:  日期:2016-12-02


中山中路66号(老门牌104号),位于河坊街与中山中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是百年老店宓大昌烟号旧址。这是一座西式门面的三层楼房,加上楼房后面的几处附属房屋,共计建筑面积为268.07平方米,占地面积为1分6厘1毫。宓大昌烟号创始于1869年,经过多年打拼,在上世纪30年代初进入鼎盛期,全店(包括工场)职工由当初的几个人发展到420多人,资产积累高达50万银元,年净利2万余银元,成为当时中国独资经营的手工业商业企业中的明星。

 


 

宓大昌的创始人


关于杭州“宓大昌”的问世年代和创始人,至今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浙江慈溪宓家埭人宓庄晓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创办的;二说是宓庄晓的父亲宓宝成在清嘉庆年间创办的,宓宝成去世后,店铺由其长子宓庄晓继承;三说是宓庄晓的祖父宓尚林在清乾隆年间创办的。


最近,慈溪市政协文史委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宓庄晓墓表的文字资料,这份由清朝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唐文治撰写于宣统二年的墓表,为我们明确杭州宓大昌烟号的问世年代和创始人,提供了重要信息。据这份墓表记载,宓庄晓,字允和,名彰孝(庄晓,是他的别号),生于1835年,死于1900年。宓庄晓有兄弟四人,他是老三(不是长子),小时候曾读过四书五经,成年后目睹时局不稳(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军事对峙),便放弃了走科举的道路,前往杭州经商。太平天国军队攻陷杭州城时,宓庄晓正在危城之中,当晚,“匍匐逃窜,夜宿古庙中”,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宓庄晓“遂扩充乔业,大启尔宇,经营十余稔,家业乃蒸蒸日上矣”。

 

 

 

 

                                       

从墓表所记叙的内容看,当年,去杭州经商谋生的只是宓庄晓独自1人,他的2个哥哥1个弟弟并没有随行,他的父亲也没有陪同。独自1人在杭州创业的宓庄晓,开始并无建树,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局开始稳定,他的经商事业才开始启动。墓表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杭州宓大昌烟号,但是,已经传递出宓庄晓是宓大昌烟号创始人的信息。据此,笔者采用“宓庄晓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创办宓大昌烟号”的说法。


据清同治年间出版的《杭俗遗风》记载,在宓大昌烟号问世前,杭州已经有多家知名烟店,排名第一的是“达昌”,其次是“陈四海”、“迎丰”、“天润”、“天隆”等。那么,后来“宓大昌”为何能取代“达昌”,成为杭州烟店之首呢?这是因为“宓大昌”在创业中有不少创新之举。

 

 


 

免费品尝的探索


任何一家新开张的商店,要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求得发展,往往都非常重视“质优价廉”这四个字。“宓大昌”走的也是“质优价廉”的路。但是,刚开张的新店毫无知名度,如何才能让吸烟者知道“宓大昌”的“质优价廉”呢?宓庄晓开始行动了。当时,我国的主要交通是水路航运,宓庄晓便每天带上宓大昌烟号的烟丝,去乘坐各路水上航班。在船舱内落座后,他一边吸旱烟,一边将烟丝免费分发给一旁的乘客,并解释说:“我这烟是从杭州宓大昌烟号买来的,你们试试,烟味如何?我觉得与众不同哩。”由于他天天以乘客的身份出现在各个码头、各路航船上,终于使“宓大昌”的优质烟丝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宓大昌”名声也开始响亮起来。后来,各个码头的烟店都开始委托水路航班向宓大昌烟号进货;再后来,水路能够到达的各个村镇小店,也开始通过航班向“宓大昌”进货。“宓大昌”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大了。


宓庄晓可能是我国最早实施免费品尝广告的商人。今天,免费品尝的广告形式早已被各个商家所采用,但往往由于广告味太浓,而得不到好的效果。宓庄晓的免费品尝广告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关键是其不暴露自己“宓大昌”老板的身份,不让别人觉察自己是在从事广告活动。

 


 

                                        


订单农业的萌芽


“宓大昌”是一家手工业兼商业的企业,要保证自己商品的优质,首先必须把好原料采购关。宓大昌烟号在采购烟叶上是花费了大精力的,凡是烟叶质量比较好的地区,远的如广东南雄、江西广丰,近的如本省的新昌、萧山,“宓大昌”都设有庄口,有专人负责烟叶收购。对于烟叶质量特别好的产区,“宓大昌”就会先发放贷款,预先订购,这就有点类似现代的订单农业,将整个产区的烟叶统统包下来收购。


优质烟叶产区的农民若缺少资金购买肥料,“宓大昌”会买来菜饼、豆饼贷给烟农,并于次年的烟叶收购时扣回肥料贷款。同时,“宓大昌”设立在各地的庄口,还都驻有富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会指导当地农民根据不同的土质,施用不同的肥料。这就有点类似今天的送科技下乡的做法。


“宓大昌”的这些做法,解决了困扰烟农的资金问题、技术难题,解除了农民卖烟叶的后顾之忧,的确给予了农民很大的帮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民种植烟叶的积极性,保证了烟叶的种植面积,提升了优质烟叶产区的产量。“宓大昌”的这些做法,赢得了广大烟农们的感激和信任,加上“宓大昌”收购烟叶的价格又高于其他烟店,所以,烟农们都乐意将优质烟叶卖给“宓大昌”,从而使宓大昌烟号的烟叶在进入店门的第一关时,就有了质和量上的绝对保证。这是“宓大昌”在同行竞争中高出一筹的重要举措。

 

 

 

                                       

 


 

聘用职业经理人


宓庄晓是经营烟叶的高手,然而,宓庄晓于1900年去世后,“宓大昌”并没有因此而挫折,反而继续加大发展的步伐,1926年,“宓大昌”还盖起了三层洋楼的店铺,这一切则与“宓大昌”实施的聘用职业经理人有关。


宓庄晓当年弃儒业、搞商业,做大了“宓大昌”的事业后,他却并不希望子孙重商业、轻儒业,认为子孙们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读书上。他说:“惟期子孙读书为善,稍有裨益于国家,不负我平日所期,亦已足矣。”


宓庄晓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宓崇焕,据墓表记载是“二品顶戴赏花翎直隶补用道”;小的叫宓崇禄,走的也是科举之路。所以,宓庄晓于1900年去世后,他的两个注重读书的儿子并没有直接接手“宓大昌”的经营事务,而是聘请了一个名叫王亚庭的外姓人当了总经理。王亚庭是熟悉烟草的经营能手,在“宓大昌”担任总经理20多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总经理下面分设四个部门,即营业部、包装部、采购部、制烟工场,四个部门都设有部门经理,直接管理部门的工作。由于设置合理、责权分明,尽管“宓大昌”后来发展成为一家有400多员工的企业,但是,生产和销售还是相当有序的。


王亚庭在“宓大昌”的管理中还进一步完善包括采购、生产、营销、保管等各个环节的系列制度,并建立起严格的店规店章。为了从严执行这些制度,这位总经理还故意以身试法:一次,总经理嘴吸卷烟走进“宓大昌”,引起员工诧异。原来,“宓大昌”店规中有这样一条“本店员工只准在店内吸本店旱烟,不准吸卷烟,如有违反,罚款2元,充作员工伙食加菜费”。就在员工窃窃私语时,总经理当众表态了:总经理在店内吸卷烟照样罚款。后来2元罚款就进入员工伙食的加菜费。如此一来,员工们就更加看重店中的各项制度了。


“宓大昌”不以血亲关系,而以用人唯贤的理念聘用职业经理人,这是“宓大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老字号走向消亡


抗战全面爆发后,“宓大昌”受损严重。日军进入杭州后,“宓大昌”库存的2000包铜元(每包100枚),全被日军抢走。1938年10月,“宓大昌”把经营重点移转到杭州以外,在烟叶产地嵊县开设支店,生产烟丝,又在绍兴小江桥设立门市部,凭借名店的声誉,每天销售的烟丝马上就达到了1000多斤。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冬天,日军侵犯绍兴、嵊县,宓大昌嵊县支店10余位员工惨遭日寇杀害,数十位员工被“拉夫”,10多万斤烟叶被日军抢走,致使“宓大昌”元气大伤。


抗战胜利后,美国卷烟倾销中国市场,宓大昌烟号的生意大受影响。面临艰难局势,“宓大昌”又出创新举措,将企业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挂出了“宓大昌土烟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并聘请陈信曾担任公司总经理。清河坊的三层洋楼原是宓家的私产,房屋业主的姓名是“宓四经、宓德馀”(是否宓崇焕、宓崇禄的别名或化名,待考)。1947年,宓家以1000万元法币的价格,将这座三层洋楼卖给了宓大昌土烟股份有限公司。但是,由于当时整个经济环境严重恶化,股份制并没有使“宓大昌”走出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宓大昌”曾连续在报纸上打出“大减价七天”等广告,并主动参加1952年的省物资交流大会。但是,从社会整体消费习惯看,吸旱烟正在被吸卷烟所取代,而在产品如何更新,如何迎合新的消费潮流方面,“宓大昌”始终没有迈出创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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