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夏衍（沈端先）是在1980年冬天。为了编写现代作家资料丛书中的《夏衍卷》，我与北师大会林、绍武同志一起去朝阳门北小街夏衍寓所。当我们走进他那间不到六平米的卧室时，老人正伏案赶校文稿。他一边与我们谈话，一边似还在想着就要发出的稿件，有点心不在焉，因而这次会面的时间不长。记得当我讲到夏衍的剧本受到俄国契可夫的影响时，他淡然一笑，不置一辞，似颇不以为然，我即以作品为例作了一番说明。这时他不无幽默地说道：“你讲得也有道理，可是不要忘记：契可夫没有参加共产党啊!”这句话把我们逗笑了。至今我还能记起他脸上那种严肃认真的神情和那一口地道的杭州官话。
故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夏衍从未忘记过养育自己的故土。 1981年5月，81岁高龄的夏衍，为主持电影首届金鸡奖和第四届百花奖发奖仪式回到杭州。颁奖大会、记者招待会、茶话会、漫谈会、老作家会见……这些事刚一忙完，剩下来的自然便是探望老家了。
这天，报社的两辆轿车早早地在新新饭店门口停好，有记者向文化厅的沈祖安同志探问：“准备好了么?”刚刚下楼的夏衍发现周围围了一大群人，说了一句：“怎么，衣锦还乡呀?”“大家都是闻讯赶来的，没有通知过．” 沈老解释。“要么，你们去吧。我不去了。”夏衍有些生气了。他只是希望静静地找回儿时的回忆。结果，只有一辆轿车悄悄地驶进了庆春门外严家弄。
严家弄，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全长不到一市里。它的南面是庆春门，北面上艮山门，与杭城旧时的这两处城门各相距三市里光景，西面靠近华家池。向东四、五市里便是浩瀚奔流的钱塘江了。（沪杭公路就在东面不远处平行而过。这公路原先是钱塘江的大堤。由于历年泥沙淤积。人们不断围垦江涂,遂使陆地逐渐向东延伸。这条曾经阻挡汹涌江潮的堤塘，竟变成远离江岸的通衢大道。严家弄离钱塘江也就越来越远了）。
从新新饭店赶到旧屋，夏衍还真没料到会惊动那么多人。车子进入严家弄，他的眼睛象小孩般好奇地追寻着，这时候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新鲜又带来了些许的不安。这个时候，乡亲们纷纷从田间、地头和作坊赶来，一下子就把刚下车的夏衍围住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农颤巍巍地来到他面前，亲切地叫了一声“和尚哥，还记得么?”夏衍仔细打量一阵，惊喜地答道：“认得，认得，是春芳老弟，你属虎，比我小三岁。”怎么会不认得呢?小时候一起挑荠菜，抓鱼，捉麻雀，网蜻蜓，采野果。背着竹筐到乡间去拾枯柴，到沪杭铁路边去看奔驰的火车……这一切。怎么忘记得了呢?
来到一间小平房前，夏衍停了下来，一种深深哀思的感情反映在他的脸上。这是他母亲曾经住过的地方。虽然几经修葺，五十年代又遭受过台风的袭击，如今30多平方米的平房看上去仍是一个世纪前的格调，青苔侵蚀着业已破败的石阶和墙垣。他扶着墙，沉思良久。
夏衍一直深深感到遗憾没有能给母亲送终。1936年秋天，抗战爆发前一年，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他即从上海偷偷回杭州。据他的侄媳回忆，他一到家没说一句话就直奔灵堂，见到母亲的遗体，深深地鞠上三躬(当时人一般是磕头的)，随后便抓着母亲的手恸哭起来，一直哭湿了三块手帕。这件事对左邻右舍颇为震动。
夏衍的父亲死得很早，丢下兄妹六人。当时大哥乃雍还没有职业，几个姐姐也没有出嫁，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在那个时代，这对一个丧夫而家里内囊早尽的女人来说，是多么艰难啊!然而她没在生活的厄运面前低头，而是倔强地面对现实，作了开源节流的安排。辞掉了原先雇着的一个长工，除了一日三餐，缝补浆洗等日常家务一应自己承担之外，还揽来钉钮扣、绕边头、绣花、摇丝、磨锡箔等手工活计，以微薄的收入充作家用。后来几个女儿逐渐开始能帮着母亲做活了，她也仍然从不歇息。在那样沉重的家务和手工劳作的重压下，母亲的心境是凄苦的，但她并不怨天尤人，或者打骂孩子出气。夏衍只记得有一次，因为他练习毛笔字不认真，母亲忍痛打了他的手心。然而，这只是为了鞭策孩子刻苦攻读，而且也仅有这一次。
l909年，夏衍9岁。那年沪杭铁路的杭嘉段通车，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母亲也带着夏衍和他的二姊、四姊，背了条长板凳和南瓜团子，高兴地走了两里多路，到艮山门车站附近的空地，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地也踏平了。那个场面，那份心情，尽管事隔70多年，夏衍到现在依旧是记忆犹新。
陈家荡是旧居西边的一个不大的池塘，离母亲的小屋不远。当年与母亲一起栽种的柳树早已不见了，水面平静地摊开，倒映着村舍、树林、电线杆。走到这里，另一幕往事又从夏衍的心头浮起：小时候家里养蚕，母亲是养蚕的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一次“二蚕”。老鼠是蚕的大敌，为了防鼠，就得养猫，夏衍的母亲特别爱猫。他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只和他同年出生的黄白猫睡在他的被窝里。为了喂猫，他常常到陈家荡去钓鱼。大概是六、七岁那年，钓鱼时失足落水，差一点淹死。夏衍爱猫的程度如今超过了他的母亲，他该是把对母亲的情思也深深地寄托到猫的身上了吧！
故居东边矗立着一垛三层楼高的风火墙，那上面保留着抗战中火烧过的烙痕，这段砖墙该有一个世纪了吧?经过风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浇淋，经过严酷的火烧和雷击，它由上到下逐渐颓圯，只是基石仍旧坚实，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从墙顶倒挂下来；被火烧过的地方，青苔爬不过去，天长日久，由于风化，显出黯灰、枯黑的斑纹。
严家弄所在公社党委负责同志特地赶来问候扶杖归来的老人。夏衍与众人一一握手，关切地询问起故乡的生产和乡亲的生活状况：“今年的油菜籽收成好不好?”“很好！产量比解放前翻了好几番。”公社书记回答。“还养不养蚕?刚才我们一路过来，怎么看不到桑园?”沈春芳老人回答：“现在我们这儿成了蔬菜区，桑园保留不多，养蚕的人也就少了。”书记接着说：“除了蔬菜，还种络麻、蚕豆。社员收入增加了很多，去年平均每人收入270多元。”夏衍呷了一口茶，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快到中午，夏衍没有留下午餐，而是留给家人几斤绿豆粉丝和几条大前门香烟，便带领着儿子沈旦华、侄孙沈子雄夫妇到南山公墓为父母亲扫墓。一路上夏衍谈兴甚浓，轿车开到艮山门立交桥时，他向后辈们谈起了当年杭州火车开通时的情景。从轿车中看到钱塘江大桥时，夏衍向众人介绍说这桥是茅以升设计监造的。到达南山公墓山脚后，车子停下，老人的神情一下子肃穆起来，他拒绝了旁人的搀扶，拄杖步行，缓缓上山。山路高低不平，棘草丛生。当身边人看他吃力要搀扶时，他口中念念有词：“渐趋平坦，渐趋平坦……”硬是一瘸一拐地独自走了十多分钟，一直抵达父母墓前才停下来。墓碑早在文革中被打碎，老人面对坟茔倚杖站立，默默祭奠着早已离开人世的双亲，初夏炫目的阳光映照着他汗津津前额。沈子雄告诉我，老人念念不忘旧日亲友。他从六十年代读中专时起，“小爷爷”（他对夏衍的称呼）便一直不断地寄钱资助他。1977年复出不久，夏衍到上海探望奶奶(夏衍二姐)，离沪时还特地托人汇款给他父亲；不久父亲病故，夏衍得知又立即汇来40元作奠仪。霭霭亲情，拳拳爱心，于此可见一斑。l981年5月27日送老人家上飞机的人，都记得他登机前那句伤感的话 “此一去不复返也。”
那时候，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的夏衍，身体确实一天不如一天了。送机的人心里，比老人更难受。虽然谁都不愿说不吉利的话，但那情景，确实有一种诀别的味道。所以，连夏衍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再回杭州，而且身体越来越硬朗。1982年5月，由于在上海参加文化战略研究会耽误了几天，没能赶上母校浙江大学校庆，他就决定索性到杭州休息几日。于是，省作协把他安排到西泠饭店住宿。 “西泠”是当时杭州最高规格的饭店。刚一住进，夏公听说每天住宿费为80元，便提出只住一夜，明天搬场。他对黄源同志风趣地说：“这不是要我破产了么？”
这天晚上，他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在宽敞的阳台上观赏了西湖的夜景。他说要做一做“陈奂生”，好好“享受享受”，否则，花那么多钱，不是太冤了?第二天一早，他即住进了新新饭店，与女儿沈宁同居一室。他说这次严家弄自己不去了，让女儿代表他，由笔者陪同，去探望了那里的亲友。那么，他这几天做了些什么呢？
这天，在杭州清河坊喧闹的街市上，许多人惊奇地看到了一个策杖的老人，穿着特制的皮鞋，一瘸一拐地东张西望。据说，他在寻找昔日的“孔风春”胭脂店、万隆火腿店。一会儿，他又上了吴山，在山顶极目阁，他忙不迭地向东南方向眺望，越过市区远处是一片如烟似雾的浩渺的钱塘江……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杭州和绍兴之间只是一片浩瀚的海洋，越王勾践在吴越交战中战败被俘，由海上押解到吴国服苦役，走了数日，在船头看到第一座山就是吴山。
在新新饭店临湖的一间普通的房间里。面对着窗外绰影缥缈的云光水色，老人和我们侃侃而谈，说起甲种工业学校、“浙江新潮”，俞秀淞、宣中华、张秋人等共同战斗过的友人，语调亲切而深沉。当笔者问起他在“甲工”时的国文老师，他的话更多了。
1916年，夏衍16岁。虽然沈家这个书香门第业已破落，但父亲留下的几大橱书籍，也确实给了夏衍不少影响。在小学时期，他的作文成绩就很突出。进入“甲工”，在同学中自然也属佼佼者。民国五、六年，正是复辟反复辟和军阀混战时期。当时有一种风气，一到两派军阀打仗，双方都先要发表一篇洋洋洒洒的讨伐宣言，这类徼文骈四骊六，写得颇有声色。看多了这些文章，也对夏衍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年冬天，杭州隆重举行追悼黄兴、蔡锷仪式，事后夏衍在作文中写了一篇表面追悼黄、蔡，实际上是反对专制政治的作文，感情激动，自以为写得痛快，谁知道教国文的谢迺绩先生看后．却加上了这样一个批语：“冰雪聪明，惜锋芒太露。”
谢先生是绍兴寺东茂源台门人，留学日本，学问渊博，诲人不倦，当初在教育界颇有名气。夏衍开始不懂得这个批语是什么意思，一天，他刚走进校园，就被谢老师叫到教师休息室。夏衍以为他要谈作文的事，谁知道谢老师问道：“你除了读学校里教的书以外，还看些什么书?”“在家里看过《三国演义》。”夏衍说，“最近还看过一本《玉梨魂》。” “《古文观止》里的那几篇‘列传’，例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之类，都能读下去吗？”“有些地方还得问人或查字典。”谢老师高兴地点点头，加重语气说：“要用功读这一类文章，好好体会。然后运用它们的长处，叙事清楚，行文简洁。记往，不要受了报上那些坏文章的影响。”
这一次普通的谈话，令夏衍终生难忘。夏衍多次回忆和怀念谢先生，1979年为纪念秋瑾诞生100周年，他写了《秋瑾不朽》一文，文中提到了谢迺绩老师讲解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情景，引起国内外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瞩目。
文章发表后没多久，夏公突然收到谢迺绩在上海的次子谢谷沛的一封信。信中对他表示感谢，但又问夏公在文章中提到的“谢乃绩”是否真是他父亲“谢迺绩”。夏衍当即亲自复信。向谢谷沛详尽说明了上文发表的经过。他说：“拙文《秋瑾不朽》本来是应绍兴县文化馆之约而写的，提到我的老师时，原稿上的确写的是‘谢迺绩’，《浙江日报》转载也是如此，但是后来《人民日报》的《战地》转载时把‘迺’字简化为‘乃’字，因此我的敬爱的老师确是令尊大人无误。”
在钱塘江畔度过忧患童年的经历，养成了夏衍纯朴、务实的个性，并在以后漫长的文艺生涯中始终如一，从无更移。在中国尚属起步的三十年代，他衔党之命，进入荒凉而又荆棘丛生的电影园地，成为进步电影事业最早的拓荒者和先驱者。为我国现代电影推出了20多部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辉的作品，由此饮誉中外影坛。然而，这位电影界的“一代宗师”却从不引以自炫。在谈到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电影事业时，他总是谨言慎行，严防过甚其辞，从不突出他个人的作用。在看了笔者所撰写的有关他左翼时代电影活动的文章后，他多次提醒说：“文中有不少过誉之词。许多事，都是集体做的，我不过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将来如若出版，还要改得更实事求是一些为好。”他特地举例说，为了田汉不愿参加飞行集会，我还批评他呢!你说，我不也“左”过么?
在平静坦率的谈话里，你不能不感到坐在你面前的，并不是什么文豪或是战士，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普通老人。他乐观、随和、安详，富有幽默感。“十年浩劫”中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却很少听他谈及。当有人叹息他那比左腿整整短了六厘米的右腿时，他却象孩子似的扬起特制的厚跟皮鞋说：“我穿的是高跟鞋。”说者无意，听者却不由得含泪笑了。他的身子看上去异常瘦弱，我们劝他别太劳累，而他却俏皮地说：“我这人‘经久耐用’哩，当然倒不一定‘价廉物美’啊。”
1986年5月，受故乡人民的邀请，夏衍第三次回到杭州，下榻在玉皇山下的汪庄西子宾馆。这里原是早年安徽一位茶叶商人建造的别墅，濒临西湖，廊亭、曲桥、怪石、水榭错落有致，挺秀幽静。夏公显得异常活跃，仿佛活到今天才算是真正开了眼界，不时做出一些天真的动作，或者说出一些令人发笑的事情来。服务员领着大家走进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在此的住处，里面的摆设、桌椅、沙发，一件件大得不成比例。一不留神夏衍已经坐上了沙发，乐呵呵地对大家说：“你们瞧，我们是到大人国里来了！”
初夏的阳光已经有点燥人了，可他还是让女儿和秘书推着轮椅在园子里活动。当沈宁将一顶粉红色的凉帽递给他，他便
